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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简单从商户关系说明了商业环境的一部分，这次就从商品的多样性和正义的成本说下现在市场的状况。
下午去创新园参加了一下沙龙，所以只能比较写完晚发了。
IT的线下市场折射了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形态和发展状况。要说的话，除了华强北，应该还有中关村，但是口碑极其不一样。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华强北的发展切入了广大群众非法但切实的诉求，比如水货、山寨手机，而中关村光干了骗子的活。估计这是大家的感官。
把一些结论说在前头，以便后面讲的方便：
在科技产品的零售市场开始的时候，无论法律法规还是相关市场都还是空白的。要知道中国是大陆法系，也就是一个成文法系的国家，但同时是个新兴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这里其中一个矛盾点就是中国现代史所导致的法律不健康问题。大家也知道，现代史上由于#FF0000色运动，中国的行政和法律体系曾经走向完全破坏然后畸形重建的过程，而很长时间是行政权其实是Party权其实是个人权为实际行使权的。另一个就是大家也知道带表制度也就是民选还没能普遍执行，所以无法真正地行使普遍民权。
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原本法律有规定的不是法律，但可执行的行政法规算甚至有权有势就算；原有法律无法带人民的表；改革开放的政策与原有法律环境相悖。
很明显的就是你们看到的什么平反、倒买倒卖、改革、运动之类的不断重复，印证着一个否定过去创造未来的过程，从一个畸形得无法有规的环境。不好听地说，法律就是个屁。特别是对国家的失望和知识水平普遍低下，没有法制意识的人是普遍存在的。
可以说，当时环境，法律无法代表正义、法律空缺、法律无法执行是普遍存在的。
作为新型消费品，电子产品的境地就很尴尬了。一方面肯定没有成文法规，另一方面来自西方敌对势力的腐朽产品。在这样的环境经商靠的就是人际关系和你懂的。走私、山寨、假伪只要能赚，管他3721；如果法律判罚可以接受，那么管他360呢。
就像说在前头的，如前所说，正义是需要成本的。从一个无法地带发展至今，抛去是非部分，执法是需要成本的。个体自己的监管依托于个体付出，社会监管依托于财政收入，和投入。
任何原始形体都会因为一些固化的势力和模式，慢慢形成自有的规则体系。体现在这个市场，就是一个稳定的货源-销售体系。随着制造业发展，这些货源来自Made in China的工厂很正常。而品牌无法对工厂进行绝地监管是因为监管的成本无法从市场上回收，也就是两权相害取其轻。或者监控程度选择一个最优值。比如围墙越高成本越高监控效果也就越好，但是因为监控所造成的损失减少，未必与围墙加高成本成反比。
这也只是防止产品流出，但是技术流出，特别是低端技术流出却非常容易。一个品牌找了一个中国代工厂代工，合约结束的时候留下的不仅是钱，还有一套包括技术、工人、设备在内的生产链，其实也就是知识产权。在一个法律基础薄弱的地区，要保护知识产权，是难，何况外资本身在那个时代对中国市场的态度有如非洲市场，一是不重视，其次是觉得不成气候。
从一开始的产品流出，到具备基础生产力，其实也就几年的时间，而且生产力也随着时间高速增长。围绕着深圳特区，所形成的是：香港进口（走私）港、东莞制造业、广州历史贸易中心的铁三角扩充到整个珠三角，优势是全国上下无法比拟的。
所有高科技产品随着这条路线，基本上都是：走私——附件制造——零件制造——山寨——自主品牌——创新。当年的一些水货手机，到手机配件，到山寨机，到双卡双待就是从走私到创新的路程。如果算上其他路线，可能还有洋垃圾、非法厂货，以及形成的一套高效高质量的“废物利用”体系。
这么做的后遗症是非常大的，你无法造轮子。就像很多人可以造山寨内存条，还有国产好内存条，但是上面的主要芯片，全部都依赖进口。一个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依托的是整体所有零配件，而生产商最高的能力是由整体中做得最差的那个来决定的。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些努力，都为了今天能生存、成长，他日能有地位，而不是把这些事越做越大。在创业初期脏了手那是没办法，但是不能忘记今天脏了手是为了明天能天天干干净净做人。我妈跟我说，社会就是这么黑暗，还是这么做好；我回答的是，你们上代人这么做不就是为了我们这代人活得有尊严吗。
回到市场，上面表明了，从零配件到山寨产品，这里有能力生产任何商品，而且门槛极低。这样就极大地形成了产品的多样性，降低了创业门槛。无数通过发现市场，通过创新活着制造暴富的故事比比皆是。前几年的那句话大家可能记得，“从华强北这头走到那头，可以拼出任何你想要的手机“。这远远降低了创新的门槛，特别是产品型的创新。经常逛的时候都会让你有意外的惊喜。当然了，这些创业也未必来自国内。
到了这个时代，也就是近几年，差不多大家生活水平上来了，也差不多到了洗脚上田的时候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造起了轮子，在华强北不远，我们看到了华为和中兴以及其他自主品牌，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
每一次改变都是一次道德的洗牌。比如许多村子，因为村长是个清官，没有一个拉投资的主动性，导致村子穷，然后法制健全后，土地就被开发商“合法地”买了下来，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清官害人穷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爱炫耀自己道德的人。但是如今社会，又为农村提供了许多资源最大化利用的选择，时代在变。
我更觉得，不应该优先用执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应该用引导。大家可以发现，这几年，行货手机的势头是盖过了水货手机。这是因为行货手机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选择，无论是话费购机的让利、消费者保护法的执法力度还是国产高性价比高个性化的产品，都让大家慢慢地越来越接受行货手机。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交的税“变本加厉”地回馈给了我们。
华强北的发展依托着三样普遍不成文的共识：弱者特权、胜者准则和迟到的正义。一是大家普遍感性不接受但理性接受的，二是大家普遍感性接受但理性不接受的，三是大家普遍感性和理性都接受的。
弱者特权在二战之后得以巩固，说白了就是民权的巩固后。他的意思是，在弱者和强者在一个层面博弈的情况下，允许弱者持有一定特权。因为强者通常拥有着弱者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人有着在博弈中动用所有优势的本能。比如在讲数的时候，习惯带更好的武器用来压迫对手；你跟我谈生意，我跟你讲刀子；你跟我谈道德，我跟你讲刀子和子弹；你和我谈竞争，我用钱砸死你；你跟我谈创新，我用钱和垄断地位踩死你；你和我谈流量，我让你搜不到；你和我做软件，我和你谈安全；你和我对质，我和你辩论；......
绝对客观很难做到，所以弱者特权就如围棋的让子，五子棋的禁手一样，是一种糟糕的但是最优的选择。
这种哲学在法西斯时达到比较大的共识。当纸面上的事情换到枪口上谈，对大家都没好处。当一方用不平行优势战胜另一方，通常之后就是在内部用同样的方式干掉自己小圈子意外的对手，以此循环下去。
（咦？我有快递？下去看看...）
（顺丰？没买顺丰，不收）
相信这样大家都能理解反垄断的重要性。因为生活是环环相扣的，没有谁更重要。但是一旦有人垄断了一环，就可以利用这个优势“不合理”地打压他人获利。有时候对于公司的员工来说，真正为你加薪的或许是竞争对手。
在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新的开放国家，应当允许中国拥有一些特权。就如中国对于东南亚小国的态度，强硬反而遭人诟病。包容不仅仅是强者的风度，还是强者的道德。
二者就是胜者准测，这个在我朝大家都懂，就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方面大家对胜利者已经有了依赖，另一方面是没有人会记得失败者，还有就是过去难以追溯，只能假设。
如果胜利者是普遍对大家有益的话，那还好；但是往往胜利者中有着那么一群“明知故犯”的人，他们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为了达到目的践踏底线。山寨绑架用户假广告窃取公私资产假药窃取胜利果实屡见不鲜，而且还很“成功”。基于弱者特权，通常这是用来批判强者的，因为有些事情不够强还真干不出。
胜者准则在我朝环境是比较麻烦的，因为我们是大陆法，能审判强者的要么是法律要么是一纸文书，而这些通常要么不存在，要么就这样那样然后就不存在了，你懂的。这样形成的结果就是无数次被挑战的底线，直到缺口终于被堵住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众多的牺牲者了。
胜者通常在胜利之后，会努力的发展，同时洗白自己。这就变得很纠结了，一方面那他后来做的很干净，一方面他的过去无法抹去。重要的是，出来混的，他没还，而且不打算还。相信会还的，活着相信天有眼，不过是弱者的自我安慰而已。
我对这种情况还是无奈的，我只能保持我对其过去鄙视，对其不“还债”表示无奈。
在胜者是大家接受并且普遍欢迎的时候，就是“迟到的正义”了。这也是为什么偏执狂在成功前得受尽蔑视，革命...我们还是谈谈其他吧......
我们能接受迟到的正义，是因为它符合了我们当今的需求，以现实对过去证伪。大家对颠覆旧糟粕带有无比的热情，但也需要警惕有些人仅仅想通过利用这种热情而自己站上高位。
新的正义能替代旧的正义要么是因为新的有着不平行的绝对优势，要么就是被普遍接受了。迟到的正义往往带来认同的同时，还会带来更多实质的支持，特别是合法化。这个时候定义的法律变普遍具有公信力，并且持久性比较好。
曾经作为社会主义学生的我对于犯法持有厌恶态度，觉得企业应该依法纳税用正版软件。但是后来觉得，没有一个平滑的发展空间给新兴企业十分不合理。直至今天，企业注册资本取消，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开始出现，商业上也有降低了新兴企业使用正版软件的门槛。想想从前的税率和法定内容，确实颇为不妥，也不是一句“犯法事情不能干，要就干别的”能解释清楚。
曾经我觉得应该尊重品牌，尊重知识产权。但是后来发现利用此尊重，不少造成了售后垄断、零配件价格高企、市场发展停滞。如今，几家车企陆续被罚，苹果也因接受了国内三包。
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追求迟到的正义的人，而是标榜自己当下正义的人。它们往往只是对当下形式的服从，享受着站在中心俯视天下受人仰望的快感。
有些人很可怕，它们假装弱者、成为胜者、标榜着正义，甚至他们自己在成功的快感高处不胜寒的孤独苦涩中，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遇到困难时不经意挥舞的大刀。
如今的华强北混杂着一种矛盾，一些是依旧的弱者，挑战着一些底线；一些已为强者，但依旧享受着弱者的特权。你没办法一竿子全部打死，但是如果你想执行正义的时候，却没那么多成本。在手机一领域，从前你相信你交的税是为了让你在手机消费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吗？首先你相信这些税会用回在你自己身上吗？如今，我至少相信，有一部分，比从前大很多很多的一部分，用到了。
我依旧在期待着这些弱者们变得强大，所以我路过的时候都会去逛一下。每一次都会有惊喜的。
最后部分留给锤子和Zealer吧，虽然二者在这之前都没有怎么关注。
对于Zealer，我理解作为一个商业模式不明朗的创业公司，要偏离点当下的正义才能生存，要做更多的尝试。或许我跟在乎到底怎样才能有一些满足消费者的第三方评测机构。在如今的情形下，我期待或者Zealer或者其他团体，能带来一个能生存下来的第三方专业评测机构。但愿到那一天，会有合适的生存环境、商业模式，来满足大家。
至于锤子，其实就是老罗，他太强了，在心理学、逻辑、口才、营销，以至于我不得不警惕他会胡乱挥舞着大刀，甚至在他不知不觉中。我并不排斥吹牛，但是我警惕一个总是标榜自己正义合法认真有情怀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代表正义的，还是仅仅来代表一下正义。就像当我看到“东半球第二好用”，却让大家都觉得是“东半球第二好”的时候，同时也不出来澄清的时候，我就会警惕。老罗很强，所以我希望强者有强者的风范，不然我真的会有警惕感。
另外，我知道他们或许都有多少越界，比如Zealer大家都懂，锤子吹牛跳票也是有。然而，如果让他么混下去，将来他们会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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