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2岁的资中筠，是香港书展上最年长的一位讲者，也是发言最犀利、大胆的一位。她来自北京。
资中筠于1996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就公共事务撰文多篇，2011年出版自选集五本：《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社会反响巨大。
“她不阿世、不迎俗，以独立的人格，自立于天地之间。”《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对她如是评价。
在香港书展上，香港天地出版公司根据内地版自选集编选的新书《思想不能用钱买》面世，资中筠在序言中，毫不掩饰她对今日中国现实的失望。她这样写道：我们这代人“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做梦都希望民族振兴，但在一片“崛起”声中，却感到离当初向往的道路似乎渐行渐远。
同样的失望，在内地版的自选集中也传递给读者。她将现时的心情与1980年代相比，尽管当时仍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却是乐观而有信心，但如今，心情“沉重”。
在7月18日的主题演讲“人性·文化·制度”中，这位国际问题与美国研究专家对中国当下的腐败及制度问题表达看法：在权力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官员必然腐败，以德治国不再适用于现代中国。对于中国的海外形象，她亦直言：“中国宣传软实力，只要发生几宗‘被自杀’事件，在国外开多少间孔子学院，都救不了中国的面子！”
在100分钟的演讲中，资中筠多次提到“启蒙”对今日中国的重要。她所认为的“启蒙”，是要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国人已经不同程度地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在今时今日的中国，最让她感到痛心疾首的问题，是教育。“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在资中筠看来，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
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中国的人种都会退化，资中筠对记者说：“这个过程，就像退化土豆一样”。
只要给我空间，我就敢讲想讲的
记者：最近几年，您越来越多地就公共事务发言，出版自选集后更是引起很大反响，有人称您是公共知识分子。
资中筠：我不喜欢这顶帽子，一直以来我就在发表我想发表的意见，只是最近突然受到了多一些的关注，我也觉得奇怪。当然，这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进步，也许这样说，有点把自己说得太好，但是我确实是这样认为，所以我不想自己有一种怎样的身份，什么这个派或者那个派的，我不属于哪个派，我就是想维持自己的独立性。
记者：在您的自选集自序中，说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是现实越来越令人失望吗？
资中筠：我是这个意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我们对于改革开放期待很高，比较乐观，以为会沿着这样一条路走下去，后来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如人意，并且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心情也就越来越沉重。这是事实。那么，失望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够说，我想发表什么意见了，憋不住了，就会出来说话。如果谁受了我的话的影响，绝对是好影响，不是坏影响。我相信我发表的意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记者：有人听了您昨天的演讲，觉得您在香港讲话，比较放得开，是因为香港的言论环境比较自由？
资中筠：并不是因为我在香港，说话就放得开了，这些话在很多场合，在很多内地的大学，我都讲了。昨天在演讲上，观众问的问题不是太尖锐，我以前的演讲还要尖锐得多。现在只要给我空间，我就敢讲我想讲的话。
打破教育僵局，应允许私人办学
记者：今年作家出版社邀请100位作家抄录《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人批评知识分子犬儒化，也有人说该讲话对今时今日的中国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您怎样看？
资中筠：这个座谈会的讲话出来后，多少文人受到迫害，今天要断章取义地来纪念这次讲话，说艺术该为人民服务，这在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但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一个很狭隘的政治服务，其本身就是一种倒退。我不想去评论那些接受抄写邀请的作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太熟悉的，但就我知道的，也有好多人收到那一千块钱和一封信后选择了拒绝，这就说明不是不可以拒绝，所以我认为，他们抄讲话，既不是威逼，也不能算利诱，因为这些作家也不会在乎这一千块钱，只能说他们各有各的想法。
记者：您一直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关注，也说过内地的教育是摧毁人的糟糕的教育，您认为在现有体制不改的情况下，中国的教育应该怎么走？
资中筠：我最担心的是教育，教育是百年树人，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这就像土豆要退化一样，因为你教育出来的学生，再过十年，他就是老师，然后他再接着用这一套方法去教育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教育就是在不断摧毁人。家长们都喜欢说一句话，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的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教育没有别的目的，就只是奔着升学去，而且现在的学校两极分化特别明显，如果进不了所谓的重点，其他的那些学校就变成了放羊的学校。
为什么好多家长、好多学生都会选择香港的大学，就是因为现在香港的教育至少还比较正常。中国内地的大学被课题制摧毁了。这样完全破坏了教育最本质的东西，当然也还是有少数教员在坚守理念，但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个制度逼着你非要这样做不可。譬如教育部来评什么211、985工程，你要进不去，对学校的经费、地位影响太大了，所以大家用各种不正常的手段往里钻。你说怎么办呢，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放开思路，允许私人办学。如果在政策上能够放开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要会好得多，也会打破目前的僵局。
现在中国内地正在出口腐败
记者：现在内地和香港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您对香港在中国的角色有什么期许？
资中筠：香港的法治，特别是香港的廉政，一向是被大家所看好的，所以我觉得香港人的确该警惕，因为要保持廉政是非常困难的，要腐败是非常容易的，现在中国内地正在出口腐败，不仅是香港，很多跨国公司都觉得很麻烦，因为美国是有《海外反腐败法》的，它要坚持《海外反腐败法》的话，在中国做生意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每年都要研究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香港人自觉维护金融的法治和廉政，这是一个谁影响谁的问题，是用好的来影响坏的，还是被坏的所影响，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不是香港人，我也不大常来香港，但我希望香港能够把原来好的东西坚持下去。
记者：中国社会除了腐败问题，也会有一个阶层固化的现象，“富二代”、“官二代”占据最好的资源，上升渠道的阻塞，会让很多人对未来丧失信心。
资中筠：你说的社会流动性问题，确实是现在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国力比较强、有活力的社会，应该是流动性比较强的社会，假如要是哪个阶层的子子孙孙永远就属于哪个阶层，年轻人认为没办法通过努力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停滞不前。中国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是社会的不幸。
当然也不能说现在完全都是这样，现在社会上并不是说你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就永远没有出路，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的空间还是有的。年轻人不能以此为借口，觉得一切都是白搭，用不着努力，等到机会来了的时候，你又没有准备好，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资中筠：谈科学，讲逻辑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会议非常高兴，在座的有不少是搞自然科学的，和科学家一起谈科学精神，让我有诚惶诚恐的感觉。从大学开始，对理工科的学生，我们就自然高看一等的，因为文科要转理工科转不了，而理工科转文科是可以的，多修一些学分就可以了。1949年，我是清华大学外文学系二年级的学生，为了回避思想改造，就想转理科，因为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我就去找叶企孙先生，当时他是物理系主任和教务总长，他说这是不可以的，如果想学理科，要重新再考大学一年级。于是这个转系的想法就放弃了。
首先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天会议的主题“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我很同意冯培恩先生的意见，说把科学注入文化，就等于把科学和文化变成两种东西，而实际上文化本身应该包括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可以这么说，因为那是两种学科，但文化怎么能够没有科学呢？所以说“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就好像文化本身就不是科学一样，这个有点逻辑问题。
我们大家今天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为了献计献策，首先就是要自己搞清楚，交流交流，悟出一点道理，提高一下自己的智慧，然后想想怎么拓展一点空间，尽可能发出一点声音，做一点事情。
就我个人理解，科学是一种精神。我们现在常常把科技联系在一起，但科学不是技术，技术是另外一回事。多年来，科技总是放在一起的，但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自然科学并不是一天到晚都和技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们有的领导特别实用主义，什么有用就重视什么，没用的就撇在一边了，所以，某一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就得到特别高的待遇，其他搞纯理论研究的人员就不是这样了。
我在想，什么不是科学精神呢？什么阻碍科学精神呢？一是泛政治化，二是高度实用主义。科学就是追求真理，但真理不一定立刻有用，或者说不一定马上符合你的需要，也可能刚好和你的利益相反。为了政治需要就不讲科学，不讲真理，这就是泛政治化。这种东西我们深受其害，多少年来，我们都是科学服从政治的需要，政治高于一切，坚持科学精神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好一点，有些地方一加一等于二你总不能非得说是三，所以总有一些被承认的东西。但是在特定的年代，为了特殊政治需要，反科学的说法、做法比比皆是，这个大家都有切身体会，不必多说。总的来说，泛政治化是科学精神的一大障碍。
再一点，是对生命的尊重，要把人的生命放在一切政治考虑之上。当然我们现在好多了，这与开放、和国际接轨有很大关系。我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前的70年代，凡是发生空难，假如没有外国人，是不公布的，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飞机好像从来没有失事过，后来才知道发生过多起空难。有一次失事飞机上有个外国人，就不得不公布了。所以，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人的生命并不是最宝贵的，而政治影响是天下第一的事情。2003年“非典”发生的初期，就是把政治考虑放在科学和生命之上，好在后来纠正了，采取了科学的态度。现在仍然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一起灾难，首先考虑的不是调查原因、追究责任，怎么样亡羊补牢，救助受害者，而是统一宣传口径。这是不少官员的做法，而且越到基层越强烈。
我认为在中国文化里面确实缺乏追求客观真理的传统。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布鲁诺与方孝孺之死》，比较他们为什么死。两人都死得很壮烈，很有骨气，为他们所坚持的原则而死，但布鲁诺坚持的是日心说，是与现实利害无关的真理，方孝孺坚持的是朱家朝廷谁当皇帝的问题。这就很说明问题。中国文化对人际关系很重视，发展出一套成熟的伦理关系，但是缺乏一种对跟当前现实没有关系的抽象真理的追求。我虽然对国学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但从小念了那么多中国的书，我看来看去，看不出一种这样的求真，跟现实生活、人际关系以及朝廷兴亡没有关系的一种真理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李约瑟先生也许对中国太友好了，他写中国的科学和文明史，就是不敢承认中国传统中缺乏科学精神。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古代的确有很多辉煌的发明，比如我去四川看都江堰，我觉得伟大极了，但为什么我们的发明都是点点散落在那里，就不能总结出来一套理论体系，从此再上一个台阶呢？这和欧洲科学发展史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除了其他因素（例如社会制度）外，就缺乏一种追求抽象真理的精神。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科学精神也开始进入中国。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五四”有很多缺点，这是肯定的，也不能够求全，但是纵有千般不是，“五四”至少看到了两个精髓——民主与科学，这是从传统里面挖掘不出来的，一些人到现在还不肯承认这点，这也是不讲科学。有人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但是有科学，但是我们重视的还是科技而不是科学精神。
所以，你们杂志叫《民主与科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讲科学精神就要讲逻辑。现在理论界的很多说法，就不太合乎逻辑，经不起仔细推敲。比如，我们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本来社会主义思潮之兴起就是为了平衡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极分化问题。但是，当有人指出我们现在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严重的时候，另外一种说法就出来了，说因为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原始积累”的过程，200年前的英国，狄更斯小说中描写的社会不是贫富悬殊么？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把大前提偷换了概念，你到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啊？社会主义本应该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高级阶段，怎么还“原始积累”呢？这个完全不合逻辑嘛，但是现在不少人都在说，包括一些很有学问的学者，都在这么说，一说优越，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一说弊端就与200年前的英国比。我想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把这些逻辑搞清楚，这就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关于科学和人文的关系，刚才说，整个文化里应该包括科学精神，另一方面，科学行为里还应该贯穿人文精神，因为科学发明不一定造福人类，而常常会祸害人类，且不说武器的日新月异，比如说把环境破坏得一塌糊涂；如果化学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有三聚氰胺掺进牛奶里。所以，大概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就有人大声疾呼，人类掌握自然的能力已经超过自律的能力，科学就会变成放出去的野马。让科学怎么造福人类而不是造祸人类，这就需要与人文精神结合在一起。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美国所原所长
来源: 《民主与科学》杂志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