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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福祥宫保府》后 记
“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不可违，人生不可逆。冥冥中命运将我和故乡的一座老宅子绑到了一起。
“文革”第二年（1967）春，我出生在金积董府边上的大庙桥村，在那里完成了小学学业。饥饿年代贫弱凋敝的村庄里，一律是低矮的黄泥小屋，平地凸起一座体量庞大的城堡煞是扎眼。很小的时候，我就随大人们经常出入这座深宅大院，那时寨子里驻扎着军队，使原本就高大雄伟的府院显得更加神秘森严。此外再没留下什么印象，只是耳边常听到老人们反复提到一个叫”董宫保“的名字，而寨子所在地被乡亲们称作“董府门上”，这个约定俗成奇特的乡土地理坐标概念至今还在使用。但许多年走过董府门上仍然一无所知的是，董宫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在这里留下这么大一座富比王侯的府邸？
后来，到吴忠中学读书，年轻博学的霍维洮老师有一天给我们讲到《中国历史》（第三册）课本上的一幅版画《天津城埋伏地雷董军门大胜西兵图》时，才第一次了解到董福祥其人其事，并将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董大帅和家门口的宅子联系了起来。大学读的是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程上下两册厚如板砖，需一年的课时，其中一多半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和董福祥有关联，特别是同治之乱、收复新疆、河湟事变、甲午风云、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庚子国变、抗击八国联军、辛丑条约、伊犁回归等均与此人有关。大约从那时起，我便有意无意地收集与董府有关的史料，董福祥人生的轮廓和董府建筑大背景愈来愈清晰。
巧合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后竟被分配到新成立的银南地区文物管理所工作，而单位所在地就是董宫保府。在董府的日子里，为打发无聊的时间，我漫无目的地走访了周围许多上年纪的老人，其中包括几位董氏后人，不经意间抢救了一些史无记载却又十分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不久，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我和同事下乡打道回府路过任桥村一座小桥时，忽觉脚下的石板有些异样，就从老乡家里借了脸盆舀上渠水冲洗，竟是董福祥继母陈太夫人墓碑，经与村上讨价还价花了200元将石碑赎回，并修复了桥板。随即，所里立即组织在周边村庄展开调查，又有新的发现，相继找到董福祥父亲董世猷墓碑、其弟董福寿并廉夫人墓铭等珍贵文物，特别是《董星垣并德配廉夫人墓铭》使董氏家族谱系得以接续，成为揭开董福祥立嗣之谜的孤证。几年后，我和几位同事共同完成了关于董府的基本档案资料，当然也是第一部初步研究成果《董府与董福祥》，以内刊印行，尽管很粗糙，毕竟是二、三十万字的心血啊！当银南地区撤地设市时，一个年轻而不安分的灵魂开始四处游荡，鬼使神差地偏离了最初的轨道，随着时代轰轰的列车过了一站又一站，却没有方向明确的目的地。数十年沧桑风过双肩，见惯了荣者多辱、逢场作戏，领教了世态炎凉、仕途艰辛，“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渐渐明白福祚无边，人有竟年，善始不易，善终犹难。一晃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回顾走过的路弯延而曲折，才察觉到耽搁了许多正事。所谓“知天命”，就是遵循自然法则，知晓自己会干什么能干什么，当然也是发自内心地愿意干什么事情。过去毕竟还是年轻，至少热闹和丰富分不太清，迷失了自我。读书之人，必有本业。现在看来，最靠得住的本事，也许还是童子功。不荒本业大有益处，于公于己，善莫大焉。觉悟得还不算晚，如同“董字三营”三兄弟从金积堡出发走过千山万水转了一大圈又回归金灵吴一样，我再次从终点回到起点，捡起了久违多年的“学问”，翻找出当年辛苦积累的破纸片片，一篇篇地连缀成文，一年多的时间，竟于闲暇著文十余万字，多少找回了点当初的感觉，张俊、李双良、朱乱子这些二十年前一知半解的历史人物，渐渐丰满鲜活起来，董宫保的百余件逸闻趣事也生动地跃然纸上。这期间我所做的工作受到杨森翔、周永卫、宫兆波、胡建东、黎锦宝、朱宝山等师友的关注和鼓励；授业恩师姬鸿勋老师不辞辛苦地帮助整理文稿，并在博联社网、新浪网连载；中国文化出版社徐传洲先生悉心审读书稿并支持出版，才有了这册书的诞生。就像一只老母鸡窝了一冬终于完成了孵蛋的过程，起身轻松地走开看也不愿再看那结果一眼。
随着年龄阅历的沉淀，我越发厌恶所熟悉的科班训练历史考证路子，大量的征引和文赎气令人窒息，也会使读者精疲力尽，我决定采用历史笔记的写作方法，让僵硬的史料灵动起来，让文章变得使人读起来有愉悦感。所以，收到这册书的篇章时间跨度20余年，早期的考证文章循规蹈矩略有滞涩，新写的几篇则比较流畅，风格迥异。也只能这样了，保留原态吧，目的是能把一些重要的东西记录下来讲清楚就行。值得欣慰的是，这本书即将付梓之际，从刚刚闭幕的全国文物工作会上传来令人振奋的信息，习 近 平 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并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让文物活起来，适度利用，惠及人民；将责任担上肩，不辱使命，守土有责。
在这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我觉得自己是混迹其中的一个旧人。抗拒电脑写作，不会玩微信，只有拿起笔在纸上才能写出文字，像农夫一样笨拙地劳作，满脑子尽是百年前的人和事。越来越不愿意参加同学朋友间的聚会了，因为不会“抢红包”惹人笑话，甚至不会使用最新款的手机，嫌功能复杂太麻烦。一个大大落伍于时代的人，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了，有时会莫名地慌恐，总不能混吃等死吧。困惑中的人得学会自我调节，做点自己愿意做的事，默默前行，天天积累，把想弄的事弄明白搞清楚，享受自我封闭的坚守和宁静也不失为一种境界。生活的热闹离我远去了，交往的圈子经大浪淘沙日渐缩小了，一切变得简单明了，也许这正是知天命的必由之路。说起来应该是好事，正好换一种生存状态，开始信奉“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正是人生好时节。”智莫大于止足，生活还得继续。万花丛中过，一叶不沾身。做点有用事，睡好安稳觉。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宋永成、任淑芳、王晓蕾、白永刚、宗阅彬、马永刚等许多同学朋友的关心支持，在此深表感谢。由于个人学识水平所限，书中观点仅为一家之言，舛误在所难免，欢迎方家指正。
韩志刚
2016年4月于塞上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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