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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王立铭（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
责编 | 李晓明
其实从感情角度说，我支持几位教授的忧虑和呼吁。
我是一个晚辈科学家和大学教授，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也觉得探索未知世界真的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业。平心而论，如果我的学生有一天告诉我，他或者她对自己的研究心生厌倦，或是在锱铢必较地比较两份工作合同的薪水高低，我应该也会觉得有点沮丧和失望。我也同样相信，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复兴历程里，离不开科学精神的再次启蒙，离不开基础研究的兴盛发达。
但是就像罗素说过的，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我真心希望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能够包容所有发自内心、有利于人的目的和欲望。不管在各行各业，不管是追逐金钱、名声、知识或是社会责任，如果一所大学的毕业生，能够做到用最高标准的职业道德对待自己的工作，用爱和宽容对待自己的亲人朋友和身边的人，用经世济民的情怀对待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用好奇心和责任感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所大学才是真正的精英大学。这样的毕业生，就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人。
回到两个基本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想法。
01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首先我们考虑大学的目标。
“培养”这个词也许语气过于强烈，毕竟，每个个体都有独特的成长经历、兴趣爱好、特长和短板，大学没有能力、而且显然也不应该指望她的学生会像生产线上出来的产品一样整齐划一。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问，大学应该期待她的学生们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我想以下的论述应该不会遭到多少反对。对内，他或者她是一个能够“自我实现”的人类个体，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和责任感，对亲人朋友和身边的人有爱和宽容，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有目标。对外，他或者她是一个对这个世界有正面贡献的人类个体，贡献当然可以有大有小，但都可以让这个世界在点滴间变得更美好。你说修齐治平也好，说内圣外王也好，可能都不如高晓松的一句话概括的好，就是做个有意思和有意义的人。
“有意思”本质上是诉诸灵魂的，每个人都会对此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大学看来，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是“有意义”？或者说，如何判断各种事情“有意义”程度的差别，并有所选择地来树立自身的价值观和教育理念呢？
从三位教授的发言来看，他们无一例外的觉得，相比商业活动（“去金融公司”“做马云”“管理投资基金”），做学术研究是更有“意义”的事情。显然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不约而同的为优秀学生放弃学术研究发展、从事商业活动而感到惋惜，并借此反思中国教育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虽然我也和三位前辈教授一样，也在高校里做非常基础的学术研究，我却完全不认同这种认为学术研究是更“有意义”活动的观点。在我看来，每个人的贡献当然存在大小的差别，但是不管是经商、创业、做研究、写小说、做政治家，都可以实现对人类社会持久的、深刻的、和广泛的影响。
比如说吧，让我们的视角倒退一百年，看看那个时代人们的工作穿越历史迷雾之后，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科学研究自不必多说，20世纪初是新物理学的黄金时代，爱因斯坦更是数百年一出的科学巨人。百年后回望，爱因斯坦的贡献深刻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和哲学观。而他的工作也早已进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质能方程是核能应用和原子弹的基础；遍布全球的GPS系统必须考虑时空的相对论效应；太阳能电池的开发依赖于光电效应的理解；等等。
但是同时代其他领域的贡献就一定逊色么？
并非如此。几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在产业界，同时代的发明家爱迪生创立了通用电气公司。这家伟大的公司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基业长青，它的许多革命性产品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钨丝白炽灯照亮了整个地球的夜空；它的航空发动机装备在上万架民用飞机上，地球村的预言才能从物理上成为现实；它发明的固体激光器，是光盘、激光打印机和光纤通信的基础。在政界，同时代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人送绰号托拉斯驯兽师。事实上正是从他开始的反垄断行动塑造了今天崇尚自由竞争的经济格局。而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四十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买到质量放心的食品、漫步在风景宜人的自然保护区，也都要部分感谢罗斯福所倡导的进步运动！我们真的可以说，科学研究的意义，一定就先验地超过其他行业么？
而我更想强调的是，为什么非要试图为不同的“有意义”赋值呢？
多元的价值观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罗素有句名言我一直奉为圭臬，“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一句话总结，我讨厌一个只有一元价值观的时代，它很危险，它很压抑。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要是生活在单纯尚武的斯巴达，我可能早早就被丢到了野外任由野兽饕餮，而我的健身教练可能就会大呼过瘾，这样的局面我和我的朋友可能都不愿意看到。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果生活在“老大哥正在看着你”的1984，我的“工业党”朋友们可能会热血沸腾，而我可能早就被思想警察带到胜利大厦里头了，这样的局面，我和我的朋友可能也不愿意看到吧！
而更重要的是它很无趣！对于到底什么才“有意义”，还可以说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对这个世界的正面贡献。但是对于到底什么更“有意义”，每个人完全可以有、也应该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显然不愿意生活在“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时代，但是我同样不愿意生活在“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的时代。作为一个理工科教授，我显然不愿意生活在“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的时代，可是一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我也唯恐避之不及。
为什么不能有这样一个时代：有的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想要“学好数理化”，就让他去做爱因斯坦吧；有的人就是爱拿“剃头刀”，他可以向着爱迪生努力；有人的目标居然是“当今天子”，那就让他像当代罗斯福努力？我们的大学，能不能真的做到“兼容并包”，为未来的爱因斯坦、爱迪生和罗斯福提供成长的空间和机遇呢？
02 就业是不是高等教育的目的？
我们再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聊聊高等教育的目的。
从几位教授的发言里，我还能看出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单纯为了找份好工作、挣一份不错的薪水、不应该是精英大学的培养目标。如果这些大学的毕业生们以此为目标或者甚至以此为荣，那就是教育的失败。高等教育应该有更加高远和深刻的目的，比如找到“兴趣”和“激情”（陈志武），比如“大家之才”和“国家领袖”（施一公），比如“更高的精神追求”和“对国家有意义”（饶毅）。
这一点请原谅我也无法全部认同。
先抛出我的论点：就业理所应当是精英大学的重要目的；而就业市场的风向本身，就说明了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
大概除了古之圣贤，一份满足生活需求的工作，是更大的使命感和行动的物质基础。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的、安全的、情感的、和归属的需要要比自我实现的需要更为基本和必须，而一个社会人的前四种需要都和一份正当职业有或强或弱的联系。正因为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世界范围的顶尖高校也都将学生就业作为重要的量化指标，同时配备了相关的机构和资源投入。例如，几乎所有美国大学都专设诸如职业发展办公室的机构，负责学生就业问题；而与之相呼应的是，美国顶尖高校的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也清晰凸显了一份收入优渥工作的吸引力。
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网站清晰列出了毕业生的去向。以2014届本科毕业生为例，近六成的毕业生进入研究生院攻读更高一级别的学位，同时超过三成学生直接就业。而在学生就业的前13名雇主中，我们可以看到五家IT业公司（谷歌、甲骨文、亚马逊、微软以及视眼石），三家咨询公司（麦肯锡、埃森哲和波士顿咨询），两家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和高盛），以及两家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和壳牌）。而他们所处的恰恰是美国乃至全球平均收入和员工福利最好的几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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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省理工毕业生去向最多的几个领域 |
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即便是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全球顶尖大学，其本科毕业生的就业仍然极大程度上涌向了高收入和高福利的行业。毕竟，今天的高等教育——哪怕是精英型的高等教育，也已经远不是古代世界里孔子“弟子七十二人”或者柏拉图学院“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小众活动了。从某种程度上说，精英大学的就业导向，是精英大学和精英学生“合谋”的结果——前者需要就业的成绩单吸引学生，后者需要更好的就业回报教育投资——是个天然存在的现实。教育的其他高远目标当然值得尊重，但是职业发展应当是优先级最高的考量指标。
而反过来说，能够有足够的薪水、福利和职业发展空间来吸引顶尖大学精英毕业生的行业和公司，必然也同时是这个社会当下最有活力、最需要有智慧的头脑贡献力量的公司（我们暂且不讨论那些借助行政力量攫取超额利润的公司比如“两桶油”）。说得通俗些，这些工作机会是当今时代的“风口”所在，恰逢历史变革的机遇关口，突然涌现了巨量的发展机遇。比如说吧，在今天的中国，能提供诱人吸引力的公司在哪里？在互联网行业（“BAT”），在金融业（投行、基金公司、投资公司），在高端服务业（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等等。为什么？说白了，正是因为中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行业正在快速地减少传统行业的中间环节和成本，重塑传统行业的生态，改变人们的交流和生活方式；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需要复杂金融工具和活跃的资本市场的支持；是因为中国传统行业普遍存在管理效率低下、战略目标模糊、产权划分不清楚的历史顽疾。如果能在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贡献力量，难道不正是一位精英毕业生应该去追求的“意义”么？要知道，负责制定薪水和福利的公司老板们并不是慈善家，他们开出诱人的条件，本身就说明这个行业里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必须用高薪来吸引为数不多的合格人才。
我们甚至可以把问题说得更具体一点。比如说吧，生物专业——恰好施饶两位前辈和我都是同一专业的大同行，两位前辈也都对学生离开科技行业进入金融业提出了忧虑。
而生物专业恰好是一个就业问题比较突出的专业。假设一位精英大学的生物专业毕业生希望继续在科学研究领域发展，从事科学研究职业，他可以预见的未来是什么样呢？美国细胞生物学会的一份调查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目前美国国内每年招收约一万六千名生物学博士研究生，其中仅有三成可以在毕业后找到工业界或学术界职位，其余七成均进入所谓“博士后”训练，在完成高质量研究的同时还必须忍受远低于工业界同行的薪资收入；而这其中，又仅有35%能在六年内找到学术界的研究工作。按照这一比例计算，仅有<8%的生物学博士毕业生能够找到所谓终身教职，能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
套用一下我上面的分析，这个8%的数字说明了一个吊诡的落差：一方面，大量进入科学专业的学生们根本找不到一份能让他们真正开展科学研究的工作，甚至连满足生活需求都很困难，根本谈不上追求“有意义”；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的商业发展、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却存在大量的人才缺口，不得不用高薪来争抢为数不多的人才！如果再片面的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意义，鄙薄涌向高薪职业的毕业生，只会进一步加剧这样的落差。■
第二篇
饶毅 · 1 个月前封面图：“大学校长对话——东西方教育思想的差异”分论坛现场。本文图片均来自博鳌亚洲论坛官网
前言：
2016年3月23日下午，在博鳌论坛举行的“大学校长对话——东西方教育思想的差异”分论坛上，来自中外顶尖学府的大学校长和著名学者就高等教育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场分论坛的参加者包括：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麻省理工学院执行校长埃里克·格里姆森（W. Eric L. Grimson）、西悉尼大学校长葛班尼（Barney Glover）、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姜斯宪、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和北京大学教授饶毅。
饶毅在发言中几次就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对高等教育的一些看法进行了理性辩论，包括以下内容。
文 | 饶毅（《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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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必德校长引用了马云的话，似乎认为马云可以教导我们如何进行高等教育。不过，马云也许是精明的商人，但未必很懂、或真正关心高等教育。
苏校长认为高等学校不仅要教知识，而且要教如何与人相处，我有点担心这样做会矫枉过正。各位西方大学校长可能不知，我们中国的教育，曾经在两千年间主要就是教如何与人搞关系。一百多年前引进西方教育后，我们中国人民才猛醒，一味强调人际关系的教育害了我们的国家，阻碍了中国的发展。我们需要传授人类智慧的产物，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社科。而人际交往，一方面是天生的，一方面家庭可以潜移默化，小学、中学也可以影响或教育。但如果到了大学还教人际交往，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知识如何传承？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智力遗产对我们又有何意义？
苏校长刚讲的故事，高盛公司欢迎耶鲁的英文专业毕业生，他们能说会道、还会交朋友，学校应该让学生做好就业准备，听起来很有道理。让大学的毕业生在社会上成功，对很多学校和家长来说，可能是大学教育的目的。但是，像耶鲁或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也应该以毕业生在社会上“成功”为教育的目标吗？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你们美国应该是很成功，正如马云在我们中国很成功，至少目前看来他们两人在权力和金钱方面非常成功。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确实经常出现个人无需具备太多的智识积累，就可以在今天的社会获得成功的例子。现实简单而庸俗：靠耍嘴皮子可以获得权力，改变商业模式也可以获得金钱。但是，我们所有的大学都应该为培养这样的人而自豪吗？所有的大学应该将培养这样的成功人士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吗？
高等院校，特别是优秀学府，是否有责任将人类通过几千年努力获得的智识积累传给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学生把今天人类最新的知识和智慧传播到全社会？让我们的学生去领导社会，引领人类的发展？
现在讨论中西方高等教育，很多人以为就是讨论中国应该怎么学习西方。其实，西方高等教育的模式定格于百年前。现代西方大学领导不一定是当代高等教育的专家，更不一定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领袖。中国和西方都面临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其中有共同的问题需要慎重的研讨。我们可能都需要更深刻地思考，不仅是如何教育的问题，而是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是适应社会现状？还是引领社会未来？
这是需要大学回答的问题，也是需要学生思考的问题。
第三篇
饶毅 · 21 天前文 | 张双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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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前几天“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的一篇文章的截图，作者是“知识分子”的创办人和主编之一、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我对饶毅的人品学识均十分仰慕，但是我并不是完全赞同饶毅教授在文中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观点。
恰好前几天在同济大学开会，我又知道了同济大学的法学博士点被教育部取消在同济引起了一场地震（见下图的新浪新闻手机截屏）。
这两件事让我想起了前不久我在参加一个关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时的发言（由于论坛是闭门性质的，我就不说论坛的其它任何情况了）。在发言中，我简要地讲了一个多年前我经历的一个故事。我就在这里把这个故事讲得稍微详细一点（但是所涉及的哪所大学以及当时参加的有哪些领导一律不用真名）。
当时在教育部的领导下有些高校开始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规划，我应邀作为咨询专家参加了一个咨询会，会议的内容是某高校（XX大学）领导向教育部某要员汇报该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规划和措施。该领导汇报之后，咨询专家们纷纷发言，有的表示该规划过于保守，不需要那么多年就可以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的表示过于乐观，需要的时间要长一些，当然不少专家表示规划合理可行，目标将按时实现。
但是我一言不发。因为该要员认识我，也知道我不发言并不是无话可说，于是就点名要我发表意见，并且鼓励我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
我于是一狠心一跺脚，长吸了一口气，就说了一句差点没有把该领导和某要员气得背过气的话：“XX大学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仅XX大学做不到，XX大学的主要竞争对手YY大学也做不到！”
该要员缓了一口气问：“也许规划过于乐观，但是为什么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难道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做不到吗？”
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也就没有什么可保留的了，我说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原因是教育部在管着这些高校！
我接着分析了我说这句话的理由：除了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之外，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都在美国。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大部分又是私立大学，即使余下少数的州立的一流大学也不归美国联邦政府管，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对应于中国教育部的管全国高等教育的部门。英国的确有这样的教育部，也的确管全国的高等教育，但是基本上不太管牛津和剑桥，这两所高校虽然也从政府拿大笔的经费，但是基本上自主办学而且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和传统，也成了全世界很多高校效仿的对象。
那么为什么教育部管着就不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我当时以中国为例说了两个原因。
一是教育部官员对高等教育的理解肯定不如XX和YY大学的教授们，尤其是这些大学不少教授都是海归（我当时就是作为海归代表应邀参会的），对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有亲身的体会。水平低的管着水平高的，而且要求水平高的按照水平低的要求去做，只能导致水平高的水平变低，这样怎么能够办出世界一流大学？
某要员听得频频点头，说我们以后要吸取你们这些教授的意见改进办学水平。
我说，这也没用！因为教育部正在轰轰烈烈地搞的高校评估，只能使得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更加不可能。因为你们用同一套评价标准评估中国几乎所有的高校，这些高校（包括XX和YY大学）为了通过评估拿到（本来就该拿到的）经费，只能按照你们的同一套评估标准办学（主要是合并和造假），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高校趋同化，高校的各自特色逐渐就看不到了。而世界一流大学每一个提起来人们就会想到该大学的特色，没有人会把哈佛、MIT和加州理工混起来。
难道中国会同时有上千所高校变成世界一流大学？当然不可能。
某要员脸色不太好看了，但是还是问了一句，张教授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我说有，那就是该给XX和YY大学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但是就别管他们了，既不评估他们也不考核他们，包括课程设置（尤其是那些只会把学生搞坏搞傻的一堆课应该统统变成选修课）、学位点和学科都随他们去折腾，这样过一些年XX和YY大学说不定还真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某要员最后表态：张教授的观点很新颖（估计以前没人敢说），意见很好，我们回去认真研究研究，做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更加切实可行的规划。
我又插了一句话：其实中国也不一定要有世界一流大学，也许中国现在就不该有世界一流大学！德国（至少二战后）和日本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人家的工业和高科技也没有比英国差到哪里，所以是否有世界一流大学并不一定是强国梦的一部分（那时候还没有中国梦的说法）。我觉得中国想变成美国不太现实，但是向德国和日本学习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中国的人均生产率接近甚至达到了德国和日本的水平，美国想不怕中国大概都不可能！
从此我再也没有被邀请过参加这类会议！
这就是我参加那个中国高等教育论坛时发言的部分内容。那这事和同济大学的法学博士点被教育部取消有什么关系？
根据网上看到的议论，同济大学的法学博士点被教育部取消是由于：虽然该博士点在某方面很突出具有特色，但是不符合教育部规定的一级学科设博士点必须所有二级学科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博士点还是被取消了。换句话说，按照教育部的标准，“全面”是硬条件，而“特色”并不被鼓励，甚至被惩罚。
下面摘录一段上图新浪网上张生教授的评论：“以同济法学院现有的15个教授及17名副教授的师资力量来说，培养相关专业的学生应无问题。但若要以教育部颁布的法学一级学科下所有的十个二级学科的标准来衡量，显然，同济法学院现有的规模以及办学特色是无法满足的。但问题不在这里，教育部近年来这种要求学科博士点以一级学科为标准设置的政策已经走向了误区。因为这使得全国的大学在办学上，不得不弱化自己的传统和特色， 追求学科上大而全，不仅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还导致各个学校的学科千人一面，人才的培养也均质化，最终则沦为平庸化的结果。”
很显然，这恰好是我多年前所批评的教育部的统一管理和评估使得中国高校趋同化愈演愈烈的一个例子！难怪他们对我的意见研究之后就再也不愿意见到我了！
这两件事讲完了，就可以回到和饶毅教授的分歧了。
饶毅教授重点质疑耶鲁大学校长的是高等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像耶鲁或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也应该以毕业生在社会上‘成功’为教育的目标吗？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你们美国应该是很成功，正如马云在我们中国很成功，至少目前看来他们两人在权力和金钱方面非常成功。... ...我们所有的大学都应该为培养这样的人而自豪吗？所有的大学应该将培养这样的成功人士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吗？”
首先从读者对该文的部分评论开始，见下面的截屏。凑巧这三条都不太支持饶毅教授的观点。
我比较赞同的是中间“云淡风轻“的评论：“无论是世界还是国家，领导者都该是其中的精英，大学的目的就是培育出各领域所需求的精英。”第三条我也大致同意。
我认为，特朗普和马云的母校可以而且应该为培养出了这样的成功人士而感到自豪（尽管我本人既不羡慕也不嫉妒特朗普和马云的成就，而且也从来没有往这些方向努力过，但是我还是非常尊敬特朗普和马云）。
我认为，尽管大学的普世使命都是创造知识、传承知识和培养人才，但是办大学不能搞“四个统一”（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评估），不同层次的大学应该有不同的具体使命，同一层次的大学应该有不同的具体特色。
贯彻大学的普世使命就是没缺陷，具有特色就是不常见，没缺陷不常见的大学才是美的大学！（如果讲重要的事情不扯到我的“没缺陷不常见”的美学理论那就说明讲的事情不重要或者没有抓住重点！）美的大学才有生命力，才能够健康发展，才有可能变成一流大学！
大学的普世使命里面的“创造知识”就是学术研究，这不是本文的重点，略去不讲。
“传承知识”简单地讲就是教授们给学生们上课，我特意没有归到“培养人才”里面，因为不管办学者采用什么样的办学理念以及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某个教授讲授的某一门课的内容是不会有大的变化的。
但是“培养人才”的关键是开什么课、想给学生传承什么样的知识、训练学生什么样的能力、带给学生什么样的价值观，以及塑造学生什么样的人格等等方面，不同高校的使命和特色就应该主要反映在上面这几个方面。
我认为，一流高校的使命是培养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或者“成功人士”），包括学术大师、艺术大师、文学大师、工程和技术大师、政治领袖、商业领袖、音乐家等等。耶鲁以培养国家领袖为荣，加州理工以盛出诺贝尔奖得主为荣，斯坦福又以创业者的摇篮为荣，MIT以领先的前瞻性技术闻名，哈佛的公共管理有口皆碑，宾大的商学院让人趋之若鹜（特别说宾大是因为我在那里做了三年的博士后，当然宾大的商学院在美国也经常进前三），普林斯顿的自然科学傲居群雄。这些毫无疑问都是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却有不同的使命，当然也就有不同的办学特色。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大学虽然使命有所不同，有各自独领风骚的领域学科，但是名校门下无偏科也是普遍规律。记得费曼当年没有被芝加哥大学从加州理工重金聘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太喜欢加州理工的大师云集了，他说几乎想谈什么方面的问题总能够在校园找到国际顶尖的学者！又比如，就我熟悉的天文、物理和数学这几个极为基础和重要的学科来讲，上面几所大学也都是国际一流的（宾大的天文起起伏伏不太好说，不过我在宾大做的是粒子物理），而MIT的诺奖获得者和加州理工也不相上下（当然如果考虑到MIT的规模比加州理工大好几倍，加州理工在获得诺奖方面的确独领风骚）！
因此，在一个领域学科从站住脚到能够做到极致，就掌握了办一流大学的规律，就有了社会声望，就有了好的学术氛围，就会进一步吸引其它领域的一流学者和最优秀的学生，就有可能乘胜追击全面开花，上述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很好的例子。
和一流大学不同，二流大学的主要使命应该是培养各行各业的骨干人才，他们未必是领袖或者大师，但是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工程实践、和管理部门的主力军。对他们来讲，大学应该主要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人文精神、组织管理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三流大学的主要使命则应该是培养现代社会的技术和文秘等工作大军，比如包括高级技术员、普通的工程师、办公室文秘、政府事业单位办公室职员等等“白领阶层”，他们也是社会的中产阶级的主要成员，对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对他们来讲，大学应该主要传授他们就业和工作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训练他们的工作技能。当然这不是说他们不需要科学素养、人文精神、组织管理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教育，只是需要的程度不同而已。
就我的理解，如果清华坚持以工科见长、北大以文理共进为优势、而科大在自然科学方面做到极致，这些大学从中国的某个第一做到世界知名甚至领先，比如，如果哪一天把清华办得超过MIT，把北大办得超过哈佛，把科大办得超过加州理工，那中国的高等教育就真的牛了。
当然在教育部的“四个统一”办学方针和强势管理下，我认为这个目标实现不了，永远也实现不了。
但是即使实现不了又怎么样呢？中国难道真的需要世界一流大学吗？我觉得几十年内中国不需要，也不会有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那么中国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前一段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中国如何再次领先世界？”，在里面就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应该采取的发展路线图，其中第一步就是向日本学习产品创新。
如果了解一下诺贝尔科学奖的授奖情况就会发现，大部分原理性的科学突破来自于科学的发源地欧洲，而大部分具有应用价值的科学发现来自于美国。
因此普遍地讲，欧洲人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科学，但是美国人更加理解科学的应用价值。但是大部分好的高科技产品则来自于日本，因此很显然日本人最理解如何制造好的产品。
因此若能结合欧、美、日的共同优势，中国必然能够再次领先世界。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没有争议，有争议的部分、也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是发展的路线和方向。
目前中国科学界普遍宣扬，中国应该加大科学研究的投入，从而实现“科学落后→科学强大→技术强大→国力强大”的三步跳，也就是通过先进的科学带动先进的技术，而技术强大就会带领和支撑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科学是技术的源头，似乎科学先进一定立刻会带来技术先进。
但是日本的成功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日本的科学的确是比中国先进，尽管最近几十年和欧美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是还是比欧美落后，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妨碍日本的高科技产品整体上比欧美先进。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能够具有日本研发和生产高科技产品的能力，那么中国会是什么样？
中国社会的现实就是普遍缺乏科学精神和“泛”科学化共存，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是社会的主流，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高速增加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不是最佳的选择，不但不会使中国的科学水平迅速赶超欧美，而且有可能在科学的大量投入没有产生期望的产出的情况下，使中国的“泛”科学化变成“反”科学化，这样将会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反”科学化声音似乎有越来越强的趋势，需要我们十分警惕。
因此我认为大力和优先发展科学不是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而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中国三阶段创新之路、也就是中国的三阶段创新路线图应该如下图所示：
中国的三阶段创新路线图。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天文》
中国的三阶段创新路线图文字说明
简单地说就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科技实力→科学实力”。其基本战略就是尽快摆脱“山寨” 经济，循序渐进地向日、美、欧学习，这样必然会使得中国再次并且长期领先世界。
不可否认，中国最近10-20年“山寨”经济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样的经济模式是不能持续发展的。但是有了这个阶段的原始积累，中国已经具备了向日本学习“产品创新”的经济实力，这可以使得中国的经济进入“持续发展”的阶段，中国也就具备了类似日本今天的技术实力，中国那时整体实力将能够和日、欧、美平起平坐。
我认为中国需要至少20-3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阶段的转变。
下一个阶段，就是在强大的技术实力的支撑下向美国学习“技术创新”，从源头上掌握和控制产品创新，这又可以回过来促进和提高产品创新的能力，整个经济将进入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完成这个阶段的转变将是十分艰难的，如果能够在本世纪后叶实现将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中国将在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方面是世界第一，开始中国在世界独领风骚的新时代。
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向欧洲学习什么是科学和如何开展科学研究，这个时候中国已经达到了国富民强的程度，具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应该不再是社会的主流，也就是说中国这个时候具备了全面发展科学的经济条件。
如果科学精神能够深入到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追求科学规律的理想主义有可能会普遍地得到认可和实践，那么中国完全可以在科学方面也成为世界第一，从源头上控制技术创新，进入整个社会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阶段”。这样就可以保证中国不但能够在世界独领风骚，而且可以长期持续地保持领先地位。
当然上面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在时间上不是绝对前后的关系，而应该是三个阶段同时进行，但是国家应该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在不同的时期发展的重点有所不同而侧重于某一个阶段，以保证资源的最佳使用和社会的逐渐进步。
尽管我们希望中国最终成为世界上科学研究领先的国家，但是如上所述，这需要极长的过程。大跃进的模式不但不能搞生产和建设，实际上更加不能发展科学，因为科学的发展不仅仅需要物质的条件，更需要适合科学发展的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的形成则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条件下需要长时期的沉淀。
在一定程度上，把科学说成是象牙塔里面的智力游戏是有一定道理的，穷人一般情况下玩不起，暴发户也不会毫无功利性地玩这个。只有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不再是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的时候，才会有科学大发展的文化基础。
目前科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就是建设耗资巨大的“大科学工程”。但是我非常担心在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科学精神、但是急功近利和极端实用主义为主流情况下，对大科学工程的巨额投入如果不能同时带来技术的进步（也就是产生有用的回报）的情况下，会引起社会和政府对大规模科学投入的负面看法，这样就会长期阻碍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作为科学家，我们不仅仅要为我们现在的领域、单位、甚至课题组的发展负责，也要有社会责任，更要从战略上考虑科学在中国的长远发展。
因此在中国的社会现实情况下，我认为目前对科学的投入应该重视对我国技术的带动作用（尽管产生的科学成果不一定有直接的应用价值，或者现在还不能看到应用价值），能够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达到短期内就回报纳税人的目的，同时获得的科学成果可以弘扬科学精神达到长期回报纳税人的目的，最终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杰出科学家可以起到榜样的力量达到长期支撑科学的发展的目的。
这样做就能够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同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始终开展并逐步加强科学教育将非常关键。
张双南
2016年4月5号于北京到巴黎的CA933航班上
参考文献
【01】中国如何再次领先世界？（高能物理研究所）
【02】张双南：美与科学｜视频（知识分子）
【03】美之科学 科学之美（中国科学报网络版）
【04】|未来 • 头条| 张双南：美与终极——宇宙未来的命运（未来论坛）
【05】中科院高能所张双南：追求美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光明科技）
【06】张双南：科学的宇宙观（知识分子）
【07】张双南：从美的角度讨论科学的宇宙观（报告题目：宇宙未来的命运--美的科学和科学的宇宙观，未来论坛/手机新浪网）
【08】[SELF讲坛]为什么你会觉得“美女”很美？张双南告诉你（SELF）
【09】张双南：美与科学（北京听道）
【10】天体物理学家张双南——什么是美？（中国科普博览）
【11】饶毅理辩耶鲁校长：特朗普和马云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吗？（知识分子）
【12】德国总统高克走了同济大学惨了（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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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论坛君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 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很难丢掉。
作者：陈志武，耶鲁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财经杂志（ID：i-caijing），原载于《财经》2016年4月11日，原标题为“旧式教育与文化制约国人发展”
本文经授权发布，转载请联系原来源。
最近，两件事再次引发我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学生了。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行，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都表现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实际上，不只是他们大学有这个打算，即使我所在的耶鲁和其它大学，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从那以后，就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
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三十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金融系招聘。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顶尖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二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软银、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 都是印度人，在这种级别的美国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个中国人CEO。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印度人就更多了。而且，不只是美国企业界里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反差这么大，在大学里也如此。比如，几年前美国主要商学院中，有12个在选拔招聘商学院院长，其中有10个给了印度裔聘书，没有一个给中国裔。尽快后来一些印度裔谢绝了，但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
答案主要在两方面， 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
先谈教育 我在大学教书至今26年，见过的学生也算不少，其中两个故事让我难以忘记。
张三（不是真名）出生于国内大城市，高中毕业轻易考上北大清华，等他到耶鲁读博士时，那怕再难的数理经济模型对他来说都太容易。在我的博士生课堂上他毫无疑问一直最优秀，即使在耶鲁这样的世界各地天才会聚的地方，他的聪明才华照样遥遥领先！可是，两年后的一天，正当他全力以赴深入做研究而且已经有出色成果的时候，张三找我私聊，说他在考虑是否退学回国去做PE投资基金，因为他父母好友愿意出资5000万美元由他去负责管理，机会难得！ 震惊之余，我问他：“你的天赋如此出色，我一直认为你最有希望出类拔萃，出一流学术成就。告诉我，你是否真的对学术研究、学术生涯有兴趣、有激情？”
多年的经历让我清楚，一个人如果对他从事的工作没兴趣、无激情，尤其当他做的是学术研究时，那么，要他做好、要他做出别人想不到的创造性成绩，那等于是赶鸭子上架，难！每天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只会是应付，不会钻进去的，那样他自己也会痛苦、很累。
张三回答说：“对学术研究谈不上有兴趣。我可以做，也可以写学术论文，但这不是我的兴趣与激情所在”。这下好了，我跟同事原来基于厚望的博士生，对我们的专业也就是如此。
我接着问他：“那你为什么要申请金融博士研究生呢？”
他的回答不奇怪：“因为父母要我这样做，而且看到其他同学都这样做。” 第二个故事更具戏剧性。这回是国内顶尖大学的经济史博士生，到耶鲁来访问一年。我原以为他对经济史这么投入，正好也可以协助我收集史料、研究一些经济史话题。到耶鲁后，他无比兴奋：要选修15门耶鲁戏剧学院的表演课程！耶鲁戏剧学院是世界一流，机会难得可以理解，只是我们没有学生会一个学期选5、6门以上课程。看到他对表演这么有激情，知道他实际上对经济史和经济学没太多热情，所以，我没有阻止他去戏剧学院上课。
他那一年把耶鲁戏剧学院的所有表演课都上完，很是兴奋，那些表演系老师对他评价也非常高，觉得他真有表演天赋和激情。
后来，我问：“很显然，你的激情在戏剧和表演。你在国内上大学、读研究生怎么没有申请艺术学院呢？”
答：“我父母不让呀。他们要我学经济学，好找工作！” 这么多年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经济学、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既然他们都不是因为自己真实的兴趣而为，出现上面我们谈到的，那么多读金融博士、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最后在职场上表现一般甚至更差，就不足为奇。赶鸭子也许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中国父母都关心子女教育，即使没有百分之百的“望子成龙”，也想儿女去尽可能好的学校，将来有一份好的职业与收入，能够一辈子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就有了众多中国父母起早摸黑，不分周中周末，一年到头为了子女上学的事情奔波，甚至常年离开丈夫、家人和朋友到外地或国外陪子女上学。也为了让子女上“最好”的学校，经常想尽办法找关系，开后门，使用所有能想到的招法，就是为了子女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为了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在专业方面，都倾向于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学金融这样光鲜的专业，或者学会计这样容易找工作的实用专业！ 可是，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学过优化理论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较好”、“最好”这些价值判断都只能是相对的，必须首先搞清楚是“相对于谁”、“相对于什么”，因为不存在没有度量指标、没有参照系的“好”和“最好”。
于是，在不问不想的情况下，往往是根据父母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和专业，等于让子女去过一种父母认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认为好的职业和生活。有时候，这实际上是迫使子女去实现父母自己没有能实现的专业梦。或者，就是一窝蜂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哈佛、耶鲁或者北大、清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哈佛耶鲁好、北大清华好”时，他们也说不上。 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结果只会是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每天因为在做自己没有感觉的学习或工作而特别累，而且会时常抱怨，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父母也会觉得难受，因为他们尽了那么大的力，陪读那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找了那么多人情关系，到最好也没有见到子女有出息！
而对于社会，这同样是最糟糕的局面，因为如果多数甚至所有家庭都这样不顾子女兴趣去选择学校和职业，结果会是，社会中的各项工作都是那些对此并没有兴趣、更谈不上热情的人在做，这不仅导致人力资源的整体浪费，而且各项事业都无法做好，更不会有突出的创新。 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
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社会中，每个人在做自己并没有兴趣但为了养家糊口又不得不做的事，而且每件工作都是由那些并没有兴趣的人在做；在另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选择做自己有激情的事情，而且每份工作都是由对其有兴趣的人在做。那么，这两个社会中，哪个社会的整体幸福感更高、效率和创造力也更高呢？答案显然是后者。这就是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的差别，这些差别表现在子女的学校选择、专业选择、职业选择、工作选择和婚姻对象选择上。 经常有朋友咨询子女教育的事情，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我就想女儿读完大学，立即读研究生，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完成学习任务后，再去工作、结婚成家”。我就问：“为什么非要有读硕士、博士的任务呢？为什么不能大学毕业后先工作几年，让她比较一下工作和读书的差别，感受一下自己到底喜欢工作还是学习，喜欢什么专业、什么工作呢？”
他们当然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读硕士博士”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反正大家都要子女读研究生，所以理所当然自己的也要读。他们没想到也许自己的子女根本就不适合读研究生，也可能对学术和读书没任何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他们去读书，对子女是痨命，对父母是伤财，对社会是浪费资源！ 这些朋友就说：“万一她去工作后不再想回学校读书了，那不就不好了吗？” 我说：“如果是那样，那就更说明大学毕业后先工作是对的！否则，他们会浪费那么多青春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 在物质产能过剩、物质这么丰富的今天，温饱不再是个问题。父母可以给子女最重要的礼物是给他们提供经济条件，让他们追求自己的兴趣、选自己有激情的事业。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子女的父母显得太自私、太不尊重子女，这包括学校、专业、工作和婚姻恋爱。
职业和做人 下面这个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实习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一分钟可以讲完的问题，能讲5分钟。中国实习生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爱多说话。印度实习生工作做得没有中国实习生精细，但也不差。虽然讲话带有口音，但最爱发问，擅长表达自己。在实习期间，学到东西最多的是中国实习生，但是，最后人们最能记住的是那位印度学生！ 这个故事当然是中国人喜欢讲的，因为中国人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按照这种我们熟悉的价值观，这个故事实际是想抬高中国人、贬低印度人，也包括贬低美国人，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 我们这种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也正因为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所以，反馈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就变成了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个风趣的人。比较极端的是，不少中国父母在子女好不容易到美国大学读书后，又偏偏要他们花大学四年学会计，这的确是“硬技术”，对找工作最便利。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实际上中国会计规则跟美国不完全相同，学完美国会计规则，到了国内还要补课才能做会计。而且象会计这种职业性这么强的专业，根本不需要到美国大学去花钱学四年，在国内的技校就可以学到，然后在国内考会计资格，那样既省钱又更实用。 这些朋友说，他们担心子女毕业后不好找工作，会计好找工作。如果是这样，国内技校不是更好吗？而且，退一步讲，如果只是为了找工作，麦当劳不是有很多工作机会吗？ 实际上，这里关键还是在于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一是为了做人，尤其是为了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有意义的人。职业培养是为了饭碗，而“做人”的教育是为了让人不只是职业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 许多朋友一听到自己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任何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软本事”恰恰是使一个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础。
世界需要“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即使我们走出企业领导、政府领导阶层，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除了职业以外还了解我们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是怎么来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时更可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随着互联网资源的丰富膨胀，各类专业技术通过谷歌随时随地可以查到，获得“硬本事”的方式可以是技校、大学，也可以是通过上网就行。所以，“硬本事”的相对价值在降低。但，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对于软知识、软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人不在“软本事”方面追赶美国和印度，我们可能只能继续以苦力活、以低利润活为主，把高利润、高收入的工作继续由美国和印度人控制。 就每个人的生活而言，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应该强化通识教育，也是为了让自己能一辈子活到老幸福到老。通识教育不仅能让一个人增加“软本事”，而且让你接触了解各种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与研究，激发你方方面面的好奇心和兴趣。一旦你对许多东西有好奇和兴趣后，一辈子中的不同时段总会有让你感兴趣、让你激动的追求和话题，不会过得枯燥，而会充实生命中每个阶段的生活内容，最大化一辈子的幸福感。
也谈文化
之所以中国人跟美国人、印度人的差别这么大，也当然跟中庸和孝道文化紧密相关。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中，父母等周边的人都教你“乖乖听话”、听长辈的话。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见到比自己年长的，都要小声讲话，要顺从听话，不能挑战长者和权威的言论。
正因为从出生开始，二三十年之内，周边大多数人都比自己年长，都是自己必须要顺从听话的对象，所以，每个人在成长的二十年里都会被驯化得乖乖的，没机会锻炼讲话辩论，长大后即使想学习辩论、学习做报告演讲技巧，也很难改变从小被迫养成的“听话不做声”习惯。
在中国，别人说“你的孩子好听话”是对你子女的表扬，父母也会因此而欣慰。而我在美国生活的三十年里，从来没有听到美国人以这种话去夸奖人家的孩子的，因为美国人会认为“听话”“顺从”是贬义，是没有个性的表现，因此，没有人愿意被这样评价的。
由于三纲五常，长辈、年龄是中国社会名分等级秩序的最重要组织维度，这种等级秩序压制个性的表达，使我们长大后本能地安静、讲话谨慎又谨慎。
美国社会是另一极端，没有鲜明的基于年龄、长幼的等级秩序，大家以理服人，而非以年龄大小压人，所以，就更加促长美国人辩论能力、表达能力的发展。
印度则是介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对长辈也会敬重，但不像中国社会那么绝对，再加上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多年，多少也淡化了印度人对长者的顺从程度，不再像原来那么论年龄，而是更加讲理，以理服人。这些文化特点是上面三个硅谷实习生故事背后的重要原因。 中庸逻辑要求你不能声张，不能过多表达自己，什么都要适度。即使是讲道理、辩论，也不要那么认真，那么“打破沙锅问到底”，什么事情“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人，当然倾向于不会表达，即使表达或者争辩，也不会太认真，否则，内心会感到不自在，会内疚。 再加上这些年在中国，许多做母亲的不知道溺爱会害了孩子，让自己孩子永远长不大。比如，在我原来任教的一个大学里，一位中国教授已经三十出头，没有结婚成家。尽管他已经拿到终身教授职位，但还是不成熟，因为到那时，他母亲还是每天跟着他、盯着管着他的一举一动，结果她儿子就没机会长大成人。
根据六年前我女儿用的一本美国中学教材，一些研究估算，中国大学生的成熟度平均比美国同龄人要低3.5年左右，原因就在于儒家文化和中国父母育子方式，在该放手的时候不能放手让孩子独立。而成熟度跟领导力又高度关联，没有成熟就无法有领导力，就难以竞争谷歌、微软、花旗等公司的CEO岗位。 许多人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美国不能更成功、中国人不如印度人那么突出的时候，都喜欢以中国人英语差、印度人英语好作为主要理由。语言当然是中国人的弱项，但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不是语言，而是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这个秩序使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持续不断的压抑，任何有个性的表达和质疑都会招致重罚，以至于等我们长大成型时，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只会做事、不会做声的人，只有干苦力的“硬本事”，没有“软本事”。
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更能胜出，一方面必须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重点放在“做人”的通识与思辨训练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文化制约，不能再把“顺从听话”机器人作为我们的楷模。
经管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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