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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奇迹”是指蒋介石政府迁台后，从1949年开始到1990年代，在台湾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制度改革和经济建设。由于改革十分成功，不仅使得台湾的发展突飞猛进，而且成功地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世人将台湾列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他们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从1949年迁台到1960年以外汇贸易管制的放松为标志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形成这个阶段，最为关键，也正是由于这个阶段改革的成功，为台湾经济今后几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蒋介石的反省与决心
由于内战的失败，蒋介石决心彻底反省，要到台湾从事改革。
抵台之前，1949年1月22日，他在下野的第二天，就认真检讨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适合现在之国情与需要，而且并未成熟与建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机一刻，而所持以救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所以，今后立国建军，以确立制度为最重要。”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问题与败因，“并不是中共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对于这些错误，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最大，“实余应负其责”，因而决定打破现状，重建党军，改造制度，重奠革命基础。《蒋介石日记》
二、 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
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之前，台湾就已受到大陆内战及经济混乱的影响，面临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资缺乏、物价飞涨、外汇短缺的困境。1948年下半年，台湾的零售物价指数就己暴涨22倍，194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物价上涨率又是高达52.6%。而从大陆撤退的100多万国民党官员、军人、眷属及平民，更是加剧了这种危机。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大部分人失去信心，毫无斗志，不知能撑到哪一天。
当时台湾实行的仍然是严格的计划经济，国营企业占总生产值的72.4%，却收不到足够的税，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仪仍然进一步的挤压民营经济的空间，直接导致了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据195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统治当局全部税收为新台币1.683万亿，而支出为1.954万亿元。人民生活困苦，尽管存款利率高达125%，储蓄存款仍不足，台湾银行不得不超发货币应急，而且，超过半数的预算是用在防务上的。（数据摘自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等）
此前，台湾经济控制在日本殖民政府手中，生产与销售都是为了日本的需要，日本政府也提供了一些必需的服务。日本人一走，这些生产链和服务链就立刻断裂了。
再加上长期主导国民党政府经济建设的资源委员会本来就没有在台湾发挥什么作用，而该机构有着管理经验的前后三任主任委员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都先后加入gcd阵营，使得蒋介石与国民党领导群更是措手不及。
也有有利的一面，即国民党政府从1948年到1949年底，分批把上海中央银行的以及其他地区银行的黄金、白银、银元、美钞等运往台湾，总共估计有黄金300余万两、白银1136万辆，还有大约15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00亿元左右）。这些黄金白银，一部分要应付内战军需，一部分被陈诚用来作为币制改革的准备金。另外，美国政府从1951年开始每年给台湾提供大约1亿美元的援助，也对台湾早期的经济与金融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 国民党经济思想的转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
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着满脑子都是计划经济，认为国营企业优于私营企业，唯有计划经济才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人民福祉，因而主张由国家从事重工业，管控工矿、水力、能源与公共交通等，而私人企业只能生产日常消费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国民党人的经济理念同政治理念一样，都是源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以“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作为核心内容的。
但由于当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以及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对内战失败的反思，他们的思想逐渐发生了改变。
当然，与所有改革一样，台湾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也是来自于其统治阶级内部，为此，他们就现实问题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财经辩论。
第一次辩论发生在1952年至1954年初。计划经济的支持者认为：计划经济是民生主义基本原则，根本不容批评反对。它只不过是“有方向盘的经济”，岂能“放任那部经济的汽车，没有方向盘而横冲直撞。”他们用孙中山和蒋介石说过的话做挡箭牌，使不少支持市场经济的不敢发声。而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则认为：计划经济绑住了人民生产的力量，台湾必须改弦易辙，实行自由企业路线，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才能振兴工商业，增加生产，尽快做到自给自足。进而输出，挣取外汇。
两派的交锋日趋激烈，辩论各方的言论也引起了蒋介石、陈诚的思考。
后来，蒋介石在公开场合作出说明，他提出“节制私人资本”中的“节制”指的是“调解管制”，而不是“限制”。（与大陆改革开放开始时，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颇为相似。）
1954年3月2日，国民党的另一位领导人陈诚发表讲话，他说：“政府现在已深深感到，要充分发展经济建设，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此即保障私人财产，扩大企业自由，替私人资本开辟一条平坦广阔的出路……今后我们不但要修改妨碍企业自由的各种法令和办法，同时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可以让与民间的企业，尽量开放民营。”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一个政策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观念问题。”
四天后，胡适也在演讲中呼吁各界支持市场经济。
自此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取得了辩论的胜利。这次大辩论使国民党的党政领导转变了观念，开始接纳私营企业与市场机制，从此私营企业逐步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公营企业则被迫改善产销、依循市场的规律和私营企业的竞争。台湾经济开始复苏，到1956年底每年的生产指数成倍数的增长，农业生产指数平均每年增长114%，工业生产指数每年增长140.1%，交通运输增长120.9%（李国鼎、陈木《我国经济发展策略总论》上册）。
岛内生产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有剩余的产品输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可是，台湾市场狭小，很快达到饱和，急需更多、更大的市场。出口的压力迅速加大，但层层管制及复杂的外汇贸易程序却不利于出口，台湾的经济面临向上突破的瓶颈。这也为第二次财经大辩论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财经大辩论从1957年开始至1958年结束，一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反复争论，最终仍然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胜出。他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方案，主要有：1、调整汇率，使币值接近真实价值；2、将复杂的复式汇率简化为二元汇率；3、减少管制，除了奢侈品仍管制进口外，几乎所有的进口物品的限制都取消了；4、简化手续，许多复杂的管制手续一律取消或简化。这些新方案，使台湾实现了外汇贸易政策从管制进口到鼓励出口、从平衡税收到鼓励发展的大转变。给台湾的经济活动和外贸管制松绑，又正好赶上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列车，台湾的对外贸易突飞猛进，经济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到了1958年底，台湾当局关切的已不再是经济稳定、物价稳定，而是如何加速投资、扩大经济规模。
第三次财经大辩论是围绕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建立现代财经行政体系，使台湾经济能不依赖美援而自立，并迈向现代化而展开的。前期的生产总值虽然提高较快，但人口数量、消费增长更快，其中1955~1958年5年间政府消费更是增长了100%，使得自身的储蓄与投资的增加率几乎为零。投资的资金基本依赖美援，而美国由于国内的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对外援助可能三年内中止。当时台湾仍存在大量的限制外国投资的政策没有废除，外资难以进入岛内。蒋介石政府“对反攻大陆的顽固坚持，使得政府的防务开支居高不下，甚至长期占政府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公论报》社论，1959年6月29日）
沉重的负担使得1958年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如果不改革，一旦美援停止，台湾有陷入经济危机的可能。为此，虽然保守派们一再阻扰，改革派们仍然克服巨大困难，积极寻求“立法”，通过了《奖励投资条例》，“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建立了加工出口区，设立了投资小组等重大改革，再次为市场经济的建立扫除了关键性的障碍，为台湾后来30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在美国的压力和改革派们的努力下，蒋介石也同意了将“防务预算以固定币值计，维持在当时的数额，也就是台湾收入逐年增加，防务预算维持不变”的折中方案，进一步给经济发展松了绑。
自此，台湾从此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并最终加入了发达国家（地区）的行列。
这几次辩论除了转变领导层的观念外，也使台湾上下对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策略达成了共识。公开辩论也是一个社会教育，台湾人民从媒体报道中学习、反省经济问题，改变了他们经济生活的观念和习惯，以适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
四、 改造国民党与政治体制改革
很多通认为台湾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1988年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开始的，这是个误解，实际上台湾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几乎是同步进行的的，1949年至1960年间，经济体制改革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正在同步的进行着。
改造国民党：国民党自创党伊始就一直为派系所苦，党内派系大致有两类。一类属于政治派系，例如著名的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政学系和CC系、三青团等。另一类则是地方实力派，也就是地方军阀，例如桂系、冯系、阎系等。到台湾后，地方实力派失去了枪杆子，成立光杆司令，政治上已经发挥不了作用。但政治派系，尤其是CC系和政学系的冲突仍然层出不穷，团派因陈诚的关系，也涉入了权力的竞争。蒋介石通过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很巧妙的把那些党内反对改革的人孤立起来，防止他们干政。通过逼陈立夫出国，彻底瓦解CC系。同时吸收了一批年轻干练的技术官僚，其中就有日后推动台湾经济改革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的尹仲容、李国鼎、孙运璇等人。从此，国民党在台湾获得重生，面貌一新。
地方自治与县市长、议员选举：1950年元旦，蒋介石提笔写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自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对于党务、军事、政治与政策、组织教育及作风与领导方式，皆须彻底改革重新来过。”同时在当年的“大事表”上，他又认真地写下“地方自治”四个字，决心要在台湾实施民选县市长，并把它列为当年最优先办理的事。（蒋介石日记，“民国三十九年大事表”）他认为，实行地方自治，一方面可以“使大家在政治上获得真正的民主，获得真正的平等”（（《蒋总统集》第2册）；另一方面，通过推动地方自治，可以安抚台湾人民，稳定局面。
还有一层，内战期间，中国gcd不断以“政治民主”号召人民，给国民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所以，到了台湾，他一定要力行民主政治，而且要比gcd做得更好。在蒋介石的力推下，1949年7月，陈诚成立“台湾地方自治研究会”。1950年4月通过“台湾地方自治法规”，随后台湾省政府颁布包括“台湾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台湾省各县市议会议员选举罢免规程”、“台湾各县市长选举事务组织规程”等16项“法规”；于1950年7月2日开始实施选举，先是改选县市议会民意代表，其次选举县市长、然后是省议员直至省长。截至1952年11月全部21个县市长、议员，台湾省临时“议会”已全部顺利完成。尽管这次选举还不成熟，尽管有包括台北市在内的4个县市的县市长职位被非国民党候选人拿走，但这次“玩儿真的”选举也让国民党取得了台湾人民的信任，那些当选的年轻、草根的地方精英为国民党在台湾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不仅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日趋巩固，也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让台湾人民得到了民主政治的历练，为以后向现代性治理模式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土地私有化改革
土地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改革，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和日本、韩国一样，台湾首先进行的也是土地改革。
陈诚1949年1月到台湾上任，3月就开始执行“三七五减租”，即规定地主将收租的上限从原来的百分之六、七十降至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使得农民的生活立刻得到了改善。紧接着从1951年开始土改的第二阶段：公地放领，也就是把从日本殖民政府和日资企业手中收回的土地，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佃农。而且购买的佃农还不用支付现金，只要每年缴交实务产量的25%，连续交十年，这块地就是自己的了。1953年4月，在陈诚的坚持和蒋介石的支持下，经过第一次财经大辩论，“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在立法会获得通过。开启了土地改革的第三阶段，到1953年12月，三个阶段的土地改革全部完成。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很快稳定了台湾，使台湾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从1953年到1968年这16年间，台湾的年平均粮食增产达到了5.2%。（李建华，《台湾土地政策与农民创业基本模式形成的研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阶段的土地改革。这次改革的办法是由台湾当局来收购大地主们限额以上的土地，再以无息贷款的方式转卖给无地的农民（农民的还款方式与公地放领相似）。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台湾当局想出了用公营企业股票和土地债券跟地主换地的办法，即以七成的土地债券（分10年平均偿付，年息4%）和三成当时四个业务良好的公营企业股票来补偿地主。虽然是有偿出售，但毕竟是强买强卖，也引起了地主们的不满，一部份地主甚至远走日本，成立反国民党当局的组织。但更多的地主拿到股票后成功的转型为工商企业家，这其中就有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家族。
而这次土地改革对台湾的积极意义远不止于此，他也同时打开了台湾公营企业私有化的序幕，为台湾工商业的发展开了个好头。
国民党实行的土地改革，不但温和渐进，而且还有配套措施。他们聘请美国农业专家重组农会、开展农村青年教育、成人教育，推动农村妇女的家政训练，包括家庭卫生、儿童保育、家庭副业等，还成立农村信用合作社、水利会等组织，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可靠和关键性的保障。
六、政治领导和技术官僚的努力和经济学家的贡献
任何成功的改革，都少不了政治领导和技术官僚的卓越贡献。蒋介石致力于维护一个清廉的决策当局，在经济建设上放手让陈诚大干，基本上不干预经济政策的制定，并在关键时刻给与助力。陈诚打破成规，勇于改变国民党数十年来计划经济的思维，以民营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保障私有财产、扶植民营企业，知人善任、尊重专业，大胆启用以尹仲容、严家淦为首的技术官僚，尹仲容长于规划、勇于干事、眼光独到、有冲劲、有魄力。严家淦足智多谋且长于沟通，杨继曾、李国鼎、王蓬、严演存、王作荣等才德兼备，在所被赋予的发挥的空间里，充分施展着他们的热情和智慧。
这些，都是“台湾奇迹”诞生的关键中的关键。
许多经济学家在台湾的经济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以蒋硕杰的影响最深。他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的博士弟子，曾供职于国立北京大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也是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1982年)。
正是他用一本詹姆斯.米德所著的《计划与价格机制》让台湾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人物尹仲容明白了价格机制对经济的重要性，将尹仲容所一直秉承的计划经济经济理念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改变了台湾经济发展的方向。蒋硕杰也成为尹仲容最信赖的财经顾问，在历次重大的改革中为尹仲容和台湾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尹仲容被后世誉为台湾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而蒋硕杰则应改被视为台湾经济体制改革的“灵魂”。
综上所述：台湾的改革不是单纯的发展经济，他们成功的关键是在制度构建层面上实现了观念、政治、经济三个子系统的双向耦合、双向协调和双向兼容（许小年教授的分析框架）。
后记：
台湾的历程跌宕起伏后，成绩斐然，台湾人民分享到了经济繁荣的成果。到1988年开放党禁、报禁，1996年进行了第一次“总统”大选，2000年第一次非国民党籍“总统”当选，第一次成功实现政党论题，到现在（2016年）即将实现第三次政党轮替，台湾的现代性治理模式正在日趋成熟。
这些，都非常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思考和借鉴！
备注：本文大量引用了著名历史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博士的著作《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中的文字和引用的文献，如对台湾经济改革有兴趣者，建议详读原著，原著更精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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