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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遗迹，是君士坦丁堡城墙的一部分，它在东方与西方的分界点上，横亘了一千年。曾经绵延二十多公里的墙体上，耸立着九十六座塔楼和三百多座角楼、碉堡，来自基督徒和穆斯林军队的二十四次大规模围攻先后饮恨而去。这座恢弘的不败之城，在1453年迎来了不同寻常的入侵者。
奥斯曼土耳其大军不仅拥有司空见惯的步卒、骑士和战舰，还带来了从来不曾出现过的被称作乌尔班大炮的新式武器。这种青铜大炮长五米，重十七吨，口径七百六十二毫米，所用的花岗岩炮弹重达六百八十公斤。
在彻古今的轰鸣持续了四十八天之后，以东罗马的旗帜屹立千年的巨城坍塌了，崩溃了。从此，在技术进步的脚步声中，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论是护卫文明的长城还是守护王权的都城，即便依然矗立，也只能沦为后人凭吊往昔岁月的文化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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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初到福特汽车公司的时候，我会特意带上自己的午餐，把它带到码头坐下来边吃边看。我们拥有整整一支自己的船队，它们会把矿石送到炼钢车间里去，这很神奇，更神奇的是想到我们所有人每天都赖以生活的物品就是在这里生产的，而你竟能看到它们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整个诞生过程。”
——罗伯特·克里普克（福特公司 历史学家）
奠基人类工业时代的力量，就储存在这座已经老去的新城堡里。
这里是福特公司的鲁日汽车城，从空中俯瞰，这是二百六十九个足球场范围的钢铁场所。每个月，只是为了九十三座工业建筑的清洁工作，就得用掉三千五百个拖把头，从往高炉里填煤，到给铜制的机械抹上一层油，足足八万名工人才能填满这座无人居住的城市。为了适应他们，这里设置了多套消防系统，设备齐全的医院，以及一支三千多人的内部治安队伍。
亨利.福特是鲁日城的缔造者，也是第一个把大规模流水线作业引入汽车制造业的人，仅仅组装一个发动机的环节，就被他分解成了八十六道工序。
“福特真的是投入了我们手上所有的资源，就让我们用这种方式生产吧，把这么多人集中在一个地点，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罗伯特·克里普克（福特公司 历史学家）
在当时的欧洲，汽车是种精雕细琢的手工奢侈品，在底特律，却好似生产火柴盒和曲别针一般，每隔四十九秒就能下线一辆。从黝黑的矿石到亮闪闪的汽车，鲁日城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造物主，把资源集中在一个尽可能狭小的空间里，福特便领导人类打开了工业生产的高效之门。
亨利.福特还有一个未竟的梦想，那就是要确立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工业金字塔，甚至连做油漆的黄豆都得产自福特旗下的农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梦想，而是人类贯穿整个时代的工业生命观。洛克菲勒石油集团、通用电气、杜邦化学公司、克虏伯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工业时代的巨子概莫能外，他们都试图网尽天下资源。
集中是最贴近工业时代人类行为本质的设计，整个行星的表面都是如此演化的。亨利.福特出生的时候，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居住在城市，而在他去世的时候，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不居住在城市。
“这个老系统究竟是什么？它基于一座金字塔，有很多人处在底层，随着等级的上升，人数会越来越少。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给别人排等级，我们给东西排等级，我们给人排等级，人们会拉着你问：你的阶层是什么，你的地位是什么？人们像猴子一样，彼此梳理着皮毛，彼此维持着彼此的地位，并且我们都自问：我们的等级是什么，我的地位是怎样的？”
——大卫·史塔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讲座教授）
“我们已经不再处于工业化社会了，尽管还有很多工业化的趋势，但是我们已经处于另一种社会结构，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网络社会。”
——曼钮尔·卡斯特尔（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 教授）
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们能够面对的新时代，这些硕大的液晶屏幕悬挂在波音公司全球供应链中心东侧的墙壁上，监控着每一架波音787客机从生产到服役的总流程。
这是一条长得超乎经验和想象的流水线，意大利“永恒之城”罗马，阿莱尼亚公司出产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正在固化定型。刚刚完成测试的机翼前缘，正在俄克拉荷马州准备出厂。沈阳飞机工业公司提供的舱门和方向舵已经拧上了最后一颗螺丝。载着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的巨轮正在大西洋上跨越万里怒涛。一架编号002的波音梦想搬运工则正从日本神户机场腾空而起，它那特别改装的腹腔中正躺着一对机翼主体，它们是从日本三菱重工的热压车间刚刚下线的。四百多万个部件按照统一的标准，踏着统一的步点，在预定的时间陆续抵达西雅图，来到我们眼前的总装线。
波音也有过自己的“鲁日时代”。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著名的波音707客机，只有大约百分之二的零部件是在国外生产的，不过现在，浩大到让人目眩的工程量中的百分之九十都是由遍布于全球各地的四十个合作伙伴共同完成的。荧屏、光缆和卫星，让波音在跨越整个星球表面的操控宛如在同一块车间穹顶下一般自如。
“在过去大多数的功能，之所以都集中于同一组织，是因为这么做更便宜，互联网带来的改变，是它让外包变得便宜得多。维持和开发产业链，今天实际上已经不再那么昂贵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产业网络变得更有利润，更有价值了，因为交易成本的降低。”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美国东北大学复杂网络研究中心主任 《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作者）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是波音的中国协作者，设计师宋航拨通了电话，当线路联通，蒙特利尔、西雅图就近在咫尺，全球各地的设计师都能看到他正在拨动的三维“图纸”。
如今，波音临空一跃推出了787梦想客机已经创造了全球协作的新梦境，一个真实的新梦境。
“企业组织已经戏剧性地改变了，长远型的大规模企业组织崩溃了，协作方之间的联系不再像当初的汽车工业那样长期稳定，联系实际上源于项目，而这些项目是由产业网络支持的，这就是网络企业，这就是新模式企业，与工业时代的大规模企业是完全不同的。”
——曼钮尔·卡斯特尔（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 教授）
这些屏幕上所显示的是波音对天空中每一架波音787客机实施的全球监控，在网络的注视下，这里可以随时获知你是不是已经从北京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启程，或者是否在巴黎到纽约的中转站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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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性的困境都是一样的，时代性的机遇则各有各的不同。
“这是一件非常古老的收银机，人们在商店里用它用了很久，委实是个漂亮的老家伙。”
——丽莎.波普克（宝洁公司 公关部经理）
2004年的一天，宝洁公司的几个年轻人提议，在品客薯片上印制图案来刺激消费兴趣。这个点子得到一致认可，但怎么保证把图形印到薯片上，仍然无损薯片的完整呢？向人类提供三万多种产品，拥有两万九千项专利的宝洁公司被这个小问题持久地困住了。时任宝洁CEO的雷富礼认为，现在到处都有发明家，为什么不把实验室延伸到他们的身边呢？于是宝洁将难题送上网络平台，它的新时代便来临了。
“‘众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外包形式，你在公开平台发出一个求助邀请，比如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网站上，最终，你将得到一群人，他们会提交对于邀请的反馈。通过聚合这些不同的反馈，我们的产品就能得到极大的优化。”
——巴斯卡尔.恰克亚维奇（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学院高级副院长）
这个世界早就准备好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意大利博洛尼亚一位大学教授发明的可食用喷涂墨汁就等待着宝洁的召唤。图案薯片的风行天下将整个宝洁引上了网络平台，在几乎瞬间网罗的一百五十万编外研发队伍面前，曾经令宝洁自傲的二十八个技术中心、九千余专职科研人员便显得微不足道。
“当我们把需求发布给一些个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需求传递给他们认识的其他人。我们近期发现，我们可以把需求散播给全球的一百万人，互联网是唯一能在一周之内达到这种效果的手段。”
——史蒂芬.巴戈特（宝洁公司 全球商务开发总监）
“二十世纪的合作模式是企业模式，企业雇佣雇员，人们在同一个屋顶下为了某个大目标而工作。二十一世纪的合作模式就没有那么正式了，它是关于社群的，有些创意永远不会成为产品，有些社群永远不会成为公司，但是关键在于我们现在有了二十世纪合作创新模式的替代品。”
——克里斯.安德森（美国《连线》杂志 高级制作人 《长尾理论》作者）
“最成功的网络，就是那些自组织的网络，想一想互联网，互联网的成功之道，并非是因为有个一手遮天的组织强迫我们加入互联网的，而是因为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个人都希望能接入互联网。因此，正是我们成就了互联网的成长。”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美国东北大学复杂网络研究中心主任 《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作者）
宝洁业绩的下滑止住了，一年时间，它凭此推出新产品二百多款，研发能力提高了百分之六十。
“人们低估了人类的多样性，我们有太多的与众不同，兴趣、品位和才华，互联网提供了机会去真正地创造机会，这将会大大地提高生产率。我认为未来几十年，我们将会看到令人惊叹的发展。”
——罗伯特.希勒（美国耶鲁大学 讲座教授 二0一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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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恢弘的鲁日，便有多少与之相配的交易场所。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来说，纽约的中心不是华尔街，而是时代广场，巴黎的中心不是卢浮宫，而是香榭丽舍大街，东京的中心不是国会议事堂落座的永田町，而是银座和新宿。一级商圈、二级商圈、三级商圈，仿佛上帝之手从空中丢下了石子，在城市中激起一个个圈状的涟漪，那些闻名遐迩的大百货公司，总是盘踞在城市的核心地带，俯瞰着一代代新生和老去的人群，在这层层涟漪当中奔波、喘息、生存、发育。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是辛勤的学习者和追赶者。国门打开，市场开放，十多亿人的消费热潮，迅速地催生了与沃尔玛、与西尔斯相仿的零售业巨人，苏宁便是这一领域的代表。
数以亿计人口节衣缩食的汇聚，创造了全球零售行业里独特的门类，也描画出苏宁、国美们发酵一般的成长速率，短短二十年间，一家蜷缩在南京街头的家电专营门面成长为销售规模四百亿美元的行业领袖。
“过去我们做实体店面的时候，我的店越大，集客能力越强，我的店越多，我这个渠道的影响力越大。信奉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叫渠道为王。”
——孙为民（苏宁云商集团 副董事长）
不幸的是，竞争旅途上的少年，迅速地衰老了。
苏宁既赶上了自己的时代，又迎头撞进了别人的时代。新时代令苏宁畏惧的新对手就是已经无处不在的电子商务，在这个领域里，一马当先的互联网公司很俏皮地给自己取名为淘宝。淘宝很淘，入行十年，便和它的血亲兄弟天猫商城一道，淘出了一万四千亿的年销售额。其中与苏宁命运相关的电子电器销售额超过千亿，每年还以将近一倍的速度增长着，而整个中国市场电商销售额2013年已经达到十万亿之巨，二百万新时代的投递员踩着电子指令的鼓点奔波出不同于过去的消费风景。
“中国媒介的消失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当一种科技极大地提高了经济体系中不同当事方之间的信息传递效率，因此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各种各样的经纪人都面临消失。”
——巴斯卡尔.恰克亚维奇（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学院高级副院长）
“今天的一个全新的现象是什么？互联网形成了一个‘扁平的世界平台’，使得个人现在能够以个人的形式采取全球行动，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新新事物。我想说的是，多亏了互联网和这个扁平的世界平台，个人被赋予了强大的力量。”
——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 专栏作者 《世界是平的》 作者）
“互联网的机遇就在于对传统行业的完善和改变，现在的阶段是唤醒，然后是参与，然后是共同发展。所以你必须去思考转型过来，他们的未来就是你的未来。所以现在是唤醒到参与，到繁荣，这是三个阶段。”
——马云（阿里巴巴集团 董事局主席）
如今，全世界一共有一千七百二十四家苏宁实体店，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国美也拥有一千二百多家直营店面，这些曾经骄傲的矗立，在不见身影的淘宝面前，几乎只是沧海一粟。那些没有惯常的门脸，甚至从生到死都不需要打烊的网上店铺有九百万家。
“到了互联网的这个时代以后，你就一个店，这个店你想做多大，实际上是取决于你这个平台、你这个店能够包容多少的产品、多少的供应商，这一下子我们的思维就被颠覆了。”
——孙为民（苏宁云商集团 副董事长）
“互联网真正的改变是从效率出发的，但是它到了一定程度就是量变到质变，整个商业的模式就发生了变化。”
——李斌（易车网 创始人）
那波澜壮阔又你来我往的网店们，事实上，它只是一台电脑或者电脑上的一个功能，它只是一部手机或者手机上的一个应用，它的店主们可以挤在地铁上，立在电梯里，品尝着星巴克的咖啡，仰望着昆仑山的冰川，但同时就在上班。
大趋势是在全球舞台上汇成的。
“从根本上来说，互联网将改变每一种行业的市场结构，因为每个行业的市场结构都取决于你获取信息的能力。因此，每个行业都终将被互联网重构和改变，不管是音乐行业、电影行业还是水泥行业。”
——巴斯卡尔.恰克亚维奇（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学院高级副院长）
新技术以它颠覆性的力量无情地甄别着所有领域里的老组织、老产业，为全球供应着一半以上产品的中国电视机产业便等来了行业之外的闯入者。
“三、二、一”（贾跃亭）
2013年5月7日，乐视网创始人贾跃亭等来的结果比他能够期待的更加恢弘，首批两万台乐视超级电视十五分钟全部售罄。
“再翻一页，颠覆价格”（贾跃亭）
挂在墙上的乐视与众多旧有的品牌表面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这块人们期待面对的屏幕，不过是通往贾跃亭打造的生态系统的门牌和入口，是通过网络才可能汇聚的。
过去的岁月和跨文化的空间，视频、游戏、交友、购物，乐视为人类的家庭终端，描绘了这样的可能性。超级遥控器，将使你在人类所有的信息文化产品面前随心所欲。
“未来的行业发展，我们认为是一个生态系统，对生态系统的竞争，或者说链条对链条的竞争，而不是像工业时代下的点对点的竞争。”
——贾跃亭（乐视网 创始人）
一家视频网站的跨界出场，摇撼了全天下的电视机供应者，你起我落的大幅度评价并不能保证所有竞争者的生存。新的规则是，所有独立的信息产品必须成为无法分割的网络世界的元部件。
很多颠覆性的创新都是跨界产生的，尤其是当产业发生整合的时候，传统行业的格局洗牌会越来越快，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才刚刚开始。
“这种创新一方面“杀死”行业领袖，另一方面给新企业提供进入行业的机会，我们称之为“破坏性创新”。而“破坏性创新”总的来说，让复杂而昂贵的产品变得更便宜、使用门槛更低，让更多的人可以使用它。”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 教授 《创新者的窘境》作者）
痛定思痛的人们开始改弦易辙，技术潮流的变化，往往会扼杀反应太慢的企业，毁灭的威胁也会激励各行各业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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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长大的时候总有人会对你说，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而你的生活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好好过你的日子，尽量别碰太多壁，努力过好家庭生活，找点乐子，攒点儿钱。你会在某个瞬间明白，你能戳生活一下，实际上当你戳进去，就会有什么东西从另一面冒出来，你能改变，你能重构，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
——斯蒂夫·乔布斯(苹果公司 联合创始人)
2013年戳了世界一下的重要事件来自中国，一款产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成长最快的百亿美元企业之一，那是一款手机，它叫小米，它的创始人是雷军，在它最初播种的时候，熟悉雷军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
的确够疯狂，13位创业者在手机生产的领域里，没有任何耕作和收获的经验，而自从2007年乔布斯在旧金山马士孔尼会展中心发布第一款苹果手机以来，智能终端市场便是竞争最为激烈的疆场之一。
在未知领域里的耕作游戏般地开始了，他们把自己的想法放在了网络上，不厌其烦地询问你想要一款怎样的手机，你希望自己的手机拥有怎样的配置，你最渴望智能终端上哪一款应用。
“在传统工业社会里，大工厂生产什么，我们就买什么，或者当大媒体发布什么，我们就看什么。而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都被赋予了参与生产的工具。”
——克里斯·安德森（美国《连线》杂志 高级制作人 《长尾理论》作者）
关于小米手机的畅想，迅速汇聚成拥有1.8亿帖子的专门论坛。被称为“米粉”的发烧友就高达60万人，他们即是小米的消费者，也是小米的设计者，同时还是小米市场扩张的推动者。小米手机在推出之前，一千八百七十万台的年销售规模便已经在怀。小米，是中国西部贫瘠地带的一种农作物，雷军的小米，却生长在新时代最肥沃的的土地上。
“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已经开始融合，你可以很容易的从一个消费者和观众转变为一个生产者，从而成为整个生产体系的一部分。”
——伊藤穰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 主管）
小米无意中跨越的老时代，依然矗立着，人类一旦登上大工业生产的巅峰，不论怎样杰出的产品都不可避免要经历紧缺、饱和、剩余的荣辱轮回。寻找消费者是生产过剩时代最紧迫的商业课题，市场学、市场心理学、消费心理学、市场营销学，高等学校的新课程以难以计数的市场成本和人类智慧分泌出来。庞大的市场调查部门应运而生，以市场调查为生的独立组织成批出现，但人类试图把握的消费动向依然如同沙漠中流动的沙粒。
在效率意味着一切的标准化生产线上，特定的个性总是被忽略的，特定的消费者依然是尊贵的伪上帝。
“我们从传统理论中得到的理解，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就是供求关系，这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那只是新古典经济学所遗留的古老幻想。当时的人们无法想象，生产系统和金融系统能够基于新技术而产生的巨大转变。”
——曼纽尔·卡斯特尔（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 教授）
今天的英文里，已经产生了一个新词，Prosumer—生产消费者，传统生产与消费之间曾难以逾越的高墙被穿透了，新局面废黜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商们所传承的支配地位，逼迫他们把“大脑”交给网络。
风起云涌的创客运动便是这一趋势的实践者，2012年初美国政府宣称，要在未来四年内，在全美一千所大学引入创客空间。孕育了早期互联网并帮助美国确立军事科技领先地位的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署，再次成为慷慨的资助者。
“我们刚才谈到了个人电脑如何让电脑运算民主化，以及互联网让沟通民主化，创客运动则开始推动了制造业的民主化。”
——克里斯·安德森（美国《连线》杂志 高级制作人 《长尾理论》作者）
麻省理工学院个人制造实验室被认为是创客活动的起源，乔布斯和沃兹在硅谷车库里拼装个人电脑的行为被认为是最早的创客活动。
“我们说创新，我们说创造，但创新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我们需要一个环境、一个土壤”
——王盛林（北京创客空间 创始人）
“无论你走到哪里，所有的国家都想知道，硅谷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花费四十年的时间，建立一种创新的文化。”
——斯蒂夫·沃兹尼亚克（苹果公司 联合创始人）
大学毕业生王盛林创办的北京创客空间活跃着八百余人，他们通常都集中在网络平台上，对来自他们周边或自身的需求筛选、创意、设计、制作，试图成为走进别人的生产线的产品。
在一场四十八小时的创客比赛接近尾声时，一款借助传感器以振动方式为视障人士指路的导航手环已破壳而出。
随着3D打印、激光切割机等新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摆脱了资金、设备、场地等老时代桎梏，动手描绘胸中新产品的丘壑。这些无数年轻人无数新念头活跃的地方可能成为新的国家竞争战略的一部分。
“当世界是平的，就只有两种国家HIE和LIE，高创想型国家和低创想型国家。因此，区分世界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是哪个国家能够促进更多这个（创新火花）。”
——托马斯·费里德曼（《纽约时报》专栏作者 《世界是平的》作者）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为人类生存线提供多少全新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全球民族国家竞争的新疆域，高低优劣，正是强弱盛衰。
在人类已有财产的领地，新时代的震波也在激荡起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涟漪，为天下需求者提供临时住房的Airbnb公司，手中并没有一间房，但它有能力将地球上所有空余的卧室、客厅甚至一张沙发搜罗出来，为即便只租用一天的需求者，提供他满意的居处，也为有意出租者创造了十亿美元以上的年收益。
“你们知道吗？美国有八千万个电钻，你们知道它们使用的频率吗？平均每部只有十三分钟，我们真的需要八千万个电钻吗？假如我把电钻租给领居们又将怎样呢？”
——托马斯·费里德曼（《纽约时报》专栏作者 《世界是平的》作者）
碎片般的需求与碎片般的剩余得以自由地对接，网络平台可以让所有的需求者足不出户，打量他人的库房。
“千年以来，我们发展出了所有权，后者说财产观的态度，我拥有我的汽车，我拥有我的衣服，我买东西，因为它们会成为“我的”。互联网时代，实际上引入了一种使用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正在成为主导，我使用一个东西，却不必占有它，这提供了一些对所有权的不同解释，这些解释权决定了是采用所有权还是采用“使用文化”。在一个“使用文化”里，这些所有权就不是非常重要了。”
——卢恰诺·弗洛里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 教授）
“我们被迫分享空间，我们被迫分享所呼吸的空气，我们被迫分享水资源，我们被迫分享基础设施，而这种局面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压抑与紧张。互联网的力量潜在地允许我们以更高效的方式分享这些资源，让人类社会的紧张局面最小化，这对于人类有着重大的价值。”
——巴斯卡尔·恰克亚维奇（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切学院 高级副院长）
新时代的新财产观会因此产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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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在以蒸汽为动力的铁甲舰开始征服大洋的时候，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中发出的感叹，已经变成人类认识大时代的刻骨名言。
走进网络时代的我们也不可能轻松快乐地品尝划时代的效率，经济在增长，效率在提升，同时，过去的技能面临报废，曾经的岗位日渐消失，这是互联网重组人类整个经济生活之后，创造的另一番难知善恶的成果。
“哥白尼把我们从世界的中心的位置上废黜下来，而第二场观念革命则是由达尔文带来的，我们以为在这颗渺小的星球上，我们起码是动物王国里最重要的动物。当然，这也已经不再是事实了，我们只是很多物种中的一种。阿兰·图灵是伟大的英国计算机科学家，他则隐隐地意识到，我们也不是世界上唯一有智慧的主体，不幸的是，即便我们和世界互动的时候，我们创造的技术也经常比我们聪明。”
——卢恰诺·弗洛里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 教授）
2011年7月，复苏中的美国经济创造了11.27万个就业岗位，不过这个数字还没有当月美国产房里出生的婴儿多，等待工作的美国成人还有一千两百万。2013年，法国的失业率向百分之十一的峰值继续挺进。希腊的失业率为百分之二十七，其中百分之六十是不满二十五的青年人。
“以美国的中值劳动者为例，也就是收入处在百分之五十点的人，在经济增长中一点儿也没有获益，差不多二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因此，尽管美国经济的规模变大了很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美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空前的记录，但是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口没有参与这样的增长。”
——埃里克·布林约尔松（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化商业中心 主任 《与机器赛跑》作者）
在同次经济危机中据认为表现最好的中国，年新增就业岗位有八百万，但是仅大学应届毕业生就有六百九十九万。
或许机器依然是那台机器，生产线依然是那条生产线，但全球信息重组之后的化学反应却让它们的效能完全不同。
“这并非历史上技术首次让工作变的自动化，两百年前的蒸汽机时代发生过，一百年前的电力与内燃机问世时，也都曾有过这种现象，但是这次也有所不同，一方面的不同是它远比之前发生得快，摩尔定律之下的发展速度远比蒸汽机和电力快。其次，它影响了更大的经济范围，有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的工作是跟信息处理有关的，所以这些工作都要受到影响了。因此，几乎每个行业、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这次都不能置身事外了。”
——埃里克·布林约尔松（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化商业中心 主任 《与机器赛跑》作者）
高学历、高收益、高雅的工作环境、高贵的人生气度，这个人群构成了整个工业时代社会制度的基石，他们被称为白领，在过去的周期性经济颠簸中，首先落水的是那些被称为蓝领的低收入人群，白领队伍的成员总能安坐船头。互联网时代的就业震荡却不同了，它几乎首先选择与自己功能相似的职业，作为完胜的对手。2013年，仅全球最大的二十九家银行就裁员十六万人。
“有大约百分之二十八的工作岗位存在消失的风险，在金融服务业、房地产业、保险业等等，这些岗位将在五年之内被计算机所取代。”
——理查德·桑内特（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教授）
“你可以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三十年，直到你五十岁的时候，突然间你被一台计算机给取代了，就是这样一回事，你甚至会在三十岁就被计算机取代了。”
——罗伯特·希勒（美国耶鲁大学 讲座教授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这是个绝对丰裕和绝对剩余的时代，最终被剩余的，会是人吗？
新技术、新时代、一定同时在提供着新岗位、新职业，但最终是消失的岗位更多，还是新生的岗位更多，我们还要期待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社会调整能力。
“如果第一场技术革命花了三百年，第二场技术革命花了大概一百年，第三场技术革命或许要花五十年，这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这不是技术创新的速度，这是社会适应的速度，社会变革要比技术变革缓慢得多，有时甚至一两代人的时间，才能真正弄清技术革命带来了什么。”
——克里斯·安德森（美国《连线》杂志 高级制作人 《长尾理论》作者）
在过去的百年岁月中，人类在一个国家内的阶层冲突，与全球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全面创生了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但本质上这个制度，是为工业时代周期性的就业颠簸而准备的，在互联网时代的大面积剩余面前，这个世界还缺乏准备。
“我相信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许多，如果不是所有的汽车，都不再需要司机了，这样对生活便利和经济效率有好处，这是一场巨大的变革。但是在美国，我们还有三百五十万人，靠驾驶维持生计，比如卡车司机等等，他们怎么办？”
——米切尔·卡普尔（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联合创始人）
新时代不仅提供新能源、新可能，也同时提出新的课题，这是不断前进的人类永远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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