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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华为不开放就要死亡 不能建立封闭系统

时间:2016-06-27 06:46:11      阅读:231      评论:0      收藏:0      [点我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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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科技讯 9月10日消息,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今年7月2日与华为“2012诺亚方舟实验室”专家展开座谈,回答了与会人员的提问,任正非在座谈会上表示,华为不开放就要死亡 不能建立封闭系统。

据悉,“2012诺亚方舟实验室”是华为的基础创新研究部门,据称是任正非在观看好莱坞大片《2012》之后表示,以后信息爆炸会像数字洪水一样,华为想生存下来必须造方舟。

任正非与2012诺亚方舟实验室座谈会纪要

2012年7月2日下午,任正非与2012实验室干部与专家座谈,部分董事会成员、公司各部门领导也应邀参与。

任正非:首先,我不是专家,和专家沟通我本来就有压力,可能你们提到的很多敏感问题我都回答不清楚,那么我回答不清楚的就叫下面谁来替我回答。现在咱们开始开会,看看大家怎么说法,怎么开法,听听大家的。

1、杨强(诺亚方舟实验室主任):我来自诺亚方舟实验室,之前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您刚刚讲的一个主题是“创新”,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奖,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咱们华为怎么样来“创新”,想听听您的观点,为什么我们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诺贝尔奖,产生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任正非:香港,我认为是藏龙卧虎的地方,香港很多人从欧美留学回来主要就集中在教书了,所以香港的教育质量很好。我多次跟广东政府讲,要允许香港的学校来内地、广东腹地创办学校,把他们的师资能量释放一下。

我先不讲诺贝尔奖的获得,重要的是怎么能创造对人类的价值。中国创造不了价值是因为缺少土壤,这个土壤就是产权保护制度。在硅谷,大家拼命的加班,说不定一夜暴富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当年我去美国的时候,他的公司比我们还大,他抱着这个一夜暴富的想法,二十多年也没暴富。像他一样的千百万人,有可能就这样为人类社会奋斗毕生,也有可能会挤压某一个人成功,那就是乔布斯,那就是Facebook。也就是说财产保护制度,让大家看到了“一夜暴富”的可能性。没有产权保护,创新的冲动就会受抑制。第二个,中国缺少宽容,人家又没危害你,你干嘛这么关注人家。你们看,现在网上,有些人都往优秀的人身上吐口水,那优秀的人敢优秀吗?我们没有清晰的产权保护制度,没有一个宽容的精神,所以中国在“创新”问题上是有障碍的。大家也知道Facebook这个东西,它能出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东西要是在中国出现的话,它有可能被拷贝抄袭多遍,不要说原创人会被抛弃,连最先的抄袭者也会家破人亡,被抛弃了。在美国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你是不能抄的,你抄了就罚你几十亿美金。这么严格的保护制度,谁都知道不能随便侵犯他人。实际上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别人用来打压我们的手段,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几十年、上百年后我们国家的科技就有希望了。但是科技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问题,一个理论的突破,构成社会价值贡献需要二三十年。雅各布突破CDMA的时候是60年代,是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一看到高通赚钱了,就感慨怎么我们不是高通呢?二三十年前我们还在搞“文攻武卫”,文革那个时候,还觉得谁读书、谁愚蠢,所以我们今天把心平静下来,踏踏实实做点事,也可能四五十年以后我们就有希望了。但是我们现在平静不下来。为什么呢?幸好你是香港的大学教授而不是中国内地的大学教授,否则你要比论文数量,你又产不出这么多来,就只能去抄,你去抄论文还有什么诺贝尔奖呢?不可能嘛,因此我们必须要改变学术环境。

2、李航(诺亚方舟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我来自诺亚方舟实验室,一个半月前加入公司,非常荣幸加入华为,在您和其他领导带领的这个伟大的公司工作。华为想在下一个台阶中有很大的作为,创新力是不可缺少的,请问您觉得怎样才能使华为更具创新力?

任正非:在我们公司的创新问题上,第一,一定要强调价值理论,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一定是为了创造价值。但未来的价值点还是个假设体系,现在是不清晰的。我们假设未来是什么,我们假设数据流量的管道会变粗,变得像太平洋一样粗,建个诺亚方舟把我们救一救,这个假设是否准确,我们并不清楚。如果真的像太平洋一样粗,也许华为押对宝了。如果只有长江、黄河那么粗,那么华为公司是不是会完蛋呢?这个世界上完蛋的公司很多,北电就是押宝押错了。中国的小网通也是押错宝了,押早了。小网通刚死,宽带就来了。它如果晚诞生几年,就生逢其时了。英雄常常是生不逢时的。有一些人性格很刚烈,大家不认同,我说你就生错时代了,你如果生在抗战时代说不定就是英雄,说不定就能当将军。我们是从人类社会的需求和价值基础上,假设将来数据流量会越流越大,但这不一定符合社会规律。马克思理论假设的前提是那时候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他说的物质极大丰富,准确定义是什么呢?因为马克思没有拿出标准的数学公式来,我们还以为有更高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的假设是要接受长期批判的,如果假设不对,那我们就要修正。首席科学家要带领我们往哪里突破。

第二,在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更多的宽容失败。宽容失败也要有具体的评价机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允许大规模的宽容失败,因为你们是高端研究领域,我认为模糊区域更多。有一些区域并不是模糊的,就 不允许他们乱来,比如说工程的承包等都是可以清晰数量化的,做不好就说明管理能力低。但你们进入的是模糊区域,我们不知道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会做成什 么。因此,你们在思想上要放得更开,将你可以到外面去喝咖啡,与人思想碰撞,把你的感慨写出来,发到网上,引领一代新人思考。也许不止是华为看到你了,社 会也看到你了,没关系,我们是要给社会做贡献的。当你的感慨可以去影响别人的时候,别人就顺着一路走下去,也许他就走成功了。所以在创新问题上,更多的是 一种承前启后。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话,也许你们成功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不能因为我不在人世,咱们讲话就一定要有局限性。你们科学家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有局限性。也许你对人类的预测,你最终也看不见,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一定错误。比方说飞机的涡轮发动机的理论是中国人吴仲华写的,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他在50年代写了涡轮机械三元流动的方程,发表了论文。英国按照这个理论做了第一代斯贝发动机。粉碎四人帮后,访问英国时,问我们可不可以引进它的生产,英国说可以呀,小平很高兴,就站起来向英国科学家致敬。英国的所有科学家都站起来向中国致敬,为什么致敬,因为这个技术是中国发明的。问是谁发明的,回到中国就查,查到是吴仲华写的三元理论。当时他在哪?正在湖北五七干校养猪,赶快把他接过来,到北京当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让他穿上西装再出国,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今天汉语非常好使用,主要是因为有汉语拼音。这得感谢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民主氛围。以及汉语拼音伟大的贡献者周有光,复旦大学教授,现在已经100多岁了。他过去致力于工业救国,一直学经济。后来晚年才改研究语言的。到1979年,他认为要到国际标准化组织去陈述中国对文字的观点,别人就邀请他去了。上飞机之前,单位告诉他,因为你是外方邀请的,中国不负责所有差旅费,所以他上飞机的时候连一个美金也没有。于是他一分钱也没有就去了巴黎。他用三年的努力,给国际标准化组织争取到中国要使用这个方法来拼音文字。不然,我们的汉字就无法融入电脑时代,多伟大呀!我们的文字改革经历了几百年,今天汉字变得这么简单,年轻人学文化这么容易,都是靠这么奋斗来的。因此,要构成一个突破,需要几代人付出极大的努力,所以我们不能今天说明天能在哪里登陆,这不是诺曼底。

3、RENZHE ZHAO(首席材料专家):我来自材料实验室,刚刚您讲到的石墨烯就是材料的一种,现在我们主要是业界现有的材料评估引进,以及与供应商和高校合作开发,做一些科研课题。我想问一下任总,您希望华为公司在材料上的研究深度是怎样的,是希望我们和别人一起合作研究,还是想让我们华为的材料人才做自主研发?

任正非:前一段时间,我认为用物理方法来解决问题已趋近饱和,要重视数学方法的突起。那天与何庭波、李英涛交流时,他们说,石墨烯的出现,也许会打破人类预测。

我曾在和能源业务讲话时提过,华为公司的优势在于数理逻辑,不在物理界面。华为公司一定要在优势方面集中发挥。所以在材料科学方面,我更多的倾向于材料应用上的研究,而不是在材料的创造发明上。比如日本正在从整机收缩到部件,从部件收缩到材料,这对我们公司是一个天大的好时机,日本拼命做材料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研究的是怎么用这些东西,使产品比美国做得好,我们就用了巧力。大家都认为日本和德国的机器可靠,为什么不让日本人、德国人做我们的中间试验,把关我们产品的质量,好坏让日本员工、德国员工去定义。中国的宗教是玄学,玄学是模糊科学,对创造发明有好处,但对做可靠的产品不一定有好处。我们要花精力理解你做这个创造发明对我有什么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和世界达成互补性的经济关系,多交一些朋友,才能有助于达成主要的战略目标。所以在材料科学上我更多倾向于应用,即应用最新科技材料。我们的基站为什么还达不到更高的水平,因为还有一些日本的材料成本太高,目前我们还不敢用。材料实验室能不能研究怎么用日本的材料,研究明白了,材料价格降下来时,我们就用来武装自己,产品一下子就世界优秀了。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科学院,什么都做,最后一事无成。

4、宾兵(芯片平台与关键技术开发部部长):任总,我叫宾兵,来自海思的平台与关键技术部。在您刚才所讲的芯片构筑战略竞争力,刚好我们部门承接了几项战略规划任务,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基础研究方面 和一些国外公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看到您在巴展的讲话,提出一个词叫作强攻,就是集中力量去在城墙上打一个缺口,今天就想请教任总,就这个强攻策略 给我们一些指导,给我们海思这些参与强攻的年轻人一点冲劲,谢谢。

任正非:我今天不针对平台讲这个问题,我就随便讲讲芯片的设计问题,在几年以后,我们在硬件系统,特别是低流量的硬件系统,应该是有系统性的突破了。我们的末端产品的大量硬件会标准化、通用化、简单化,这些成果我们可以固化,这样,我们的研发队伍,至少有几千个设计电路的熟练工程师就挤压出来了,他们可以投入到芯片开发中去。我给何庭波说,你的芯片设计能不能发展到二万人,这些有电路设计成功经验的人把复杂的大电路变成微电路以后,经过一轮洗礼,就是芯片设计专家了。我们有两万人强攻这个未来的管道科学,我们从高端到低端这个垂直体系,难道不能整合吗?

世界有两次整合是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第一个案例就是IBM,IBM在PC机上就是抄了苹果的后路。在PC个人机上,IBM有巨大的贡献,但是在新技术产业扩张的时候,IBM已经应对不过来了,IBM就发明了一个兼容机,这个兼容机谁都可以去造,你给我点钱就行了,就是他横向把这个个人电脑整合完成了,这个是对人类的贡献,IBM的横向整合是很成功的。纵向整合我们现在讲的是苹果,它是纵向整合的成功案例。华为应该怎么整合?我们认为应该沿着管道来整合,通讯网络管道就是太平洋,是黄河、长江,企业网是城市自来水管网,终端是水龙头。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整合,都是管道,对我们都是有用的。

怎么强攻,这个要靠你说了算,我只能给你人、给你钱。林彪攻城时,队伍是纵向布置的,攻城的部队,集中撕开一个口子,然后,两个主力就从口子进去,向两边扩展。进而又进去四个师,向纵深,向两侧扩大战果。我们在研发上,有没有平均使用兵力的情况呢?所以我对何庭波说,我给你四亿美金每年的研发费用,给你两万人,何庭波一听吓坏了,但我还是要给,一定要站立起来,适当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5、JASON(芯片专家):任总您好!我是网络芯片的JASON,我05年从美国回来加入海思,到现在已经7个年头了。今天我的问题是,刚任总也提到,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主要靠知识产权保护和风险投资。现在我们看到芯片的投资资金量越来越大,可是我们过去的芯片投资主要靠产品线,产品线当前盈利的压力特别大,所以在短期看不到明显收益的芯片投资越来越犹豫,请问任总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我们在没有风险投资的情况下,怎样来平衡这个长期投资和短期利益之间的矛盾,谢谢!

任正非:如果在短期投资和长期利益上没有看得很清楚的人,实际上他就不是将军。将军就要有战略意识,没有战略意识怎么叫将军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又要讲到耗散结构,华为公司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相对较好的时期,要加大投入,把这些优势耗散掉,形成新的优势。整个社会都在衰退,经济可能会循环衰退,我们虽然跟自己过去相比下降了,但和旁边相比,活得很滋润,我们今年的纯利会到20-30亿美金。因此,对未来的投资不能手软。不敢用钱是我们缺少领袖,缺少将军,缺少对未来的战略。

华为能从当年三十门四十门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商走到今天,没有将军的长远眼光我们就不能走到今天。为什么我们后继就产生不了将军呢?是文化机制问题,考核机制问题。所以我们这次在广州召开的组织结构改革会上吵了一下午。胡厚崑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利益机制要从“授予”改成“获取”,授予就是我们上面来评,该你多少钱该他多少钱,大家都希望多拿钱。以后我们改成“获取”、“分享”。就是我们整个考核机制要倒过来,以利益为中心。为什么我们机关这么庞大,是因为机关来分钱,机关先给自己留一块,自己发的好好的,工资也涨的好好的,剩下的让阿富汗的弟兄们分,结果他们也拿不到多少。那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不能鼓励产生英雄的机制,不能产生战略的机制,所以我们现在要调整过来。

在调整的这个过渡时期,我们呼唤更多有战略眼光的人走到管理岗位上来。我们看问题要长远,我们今天就是来赌博,赌博就是战略眼光。我们赌什么呢,赌管道会像太平洋一样粗。

我们要做到太平洋的流量体系,有没有可能做到?我就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空中客车和波音的的竞争,波音就假定了这个世界是个网络型的世界,点到点的飞行,这样就不需要枢纽中转就可以直达这个小城市,因此波音没有做大客机,波音在小的点对点上改进,点对点的飞行。而空中客车假定是“枢纽”型,到法兰克福先坐大飞机,再转小飞机,所以三百人的飞机就首先问世了。

我们今天就要假设未来的架构是什么样的架构?如果我们假设都不清楚,我们对未来就是一个赌博,就是赌这个带宽是多少。我们没有先进武器,拿大刀长矛去砍飞毛腿是砍不掉的,我们需要有东西去对付他。我们不指望都有英明领袖,我们是共同来推动大家都有战略眼光。

6、李金喜(终端OS开发部部长):我来自中央软件院欧拉实验室,负责面向消费者BG构建终端操作系统能力。当前在终端OS领域,Android、iOS、Windows Phone 8三足鼎立,形成了各自的生态圈,留给其他终端OS的机会窗已经很小,请问公司对终端操作系统有何期望和要求?

任正非:如果说这三个操作系统都给华为一个平等权利,那我们的操作系统是不需要的。为什么不可以用别人的优势呢?微软的总裁、思科的CEO和我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害怕华为站起来,举起世界的旗帜反垄断。我给他们说我才不反垄断,我左手打着微软的伞,右手打着CISCO的伞,你们卖高价,我只要卖低一点,也能赚大把的钱。我为什么一定要把伞拿掉,让太阳晒在我脑袋上,脑袋上流着汗,把地上的小草都滋润起来,小草用低价格和我竞争,打得我头破血流。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同样的,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你们买美国的高端芯片。我认为你们要尽可能的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是要拿下上甘岭。拿不下上甘岭,拿下华尔街也行。我们不要狭隘,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 上。

7、Georgo(图灵开发部部长):我以前在国外做过三家CPU设计公司,目标都是挑战Intel,三家公司最终都没成功。我现在负责嵌入式处理器,想请任总谈一下对嵌入式处理器的期望和要求?

任正非:我希望海归不要狭隘,不要学了钱学森和邓稼先的故事,就激励你们走他们一样的政治道路。他们是在中国和整个世界处在政治孤立的情况下,毅然回到中国。但我认为你们回到香港也是中国,香港税收只是大陆税收的三分之一。我们最终还是要走向全球化的体系,遇到美国的障碍是很正常的。大家都看了《大漠英雄》,我们和当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当年做原子弹的人绝大多数都没有见过原子弹是什么样,他们用的方程是我们初中学过的平衡方程,他们在手摇计算机上摇出来了原子弹。

而我们今天的创造发明不是以自力更生为基础的,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向全世界开放,而且通过互联网获得巨大的能力,华为也获得巨大的基础。

所以说我们要跳出狭隘的圈子看到未来的结果。我们今天是有能力,但不要把自己的能力设计得完全脱离我们实际。我们若要完全背负起人类的包袱,背负起社会的包袱,背负起中国民族振兴的包袱,就背得太重了……我那天给何庭波的批示上讲,你能不能伴着华盛顿的音乐,跳一支《春江花月夜》?背上了包袱,为了中华民族,为了五千年,为了更伟大的目标,你还能跳得动么?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目的要简单一点,我们也担负不起重任来,我们能往前走一点就是胜利,不要以为一定要走多远。

8、胡波(无线网络芯片开发部部长):我叫胡波,是来自海思,做无线网络芯片的。过去几年我们在产品线做无线网络芯片做的还是不错的,后续的发展趋势是我们的一些主力产品都要使用自研的芯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就会遇到竞合的压力……

任正非:何庭波翻译一下,我没听懂。

何庭波:就是说如果用了我们的芯片,就不用供应商的芯片了,供应商就给我们施加供货压力。

任正非:我刚才已经讲,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还是要用供应商的芯片,主要还是和供应商合作,甚至优先使用它们的芯片。我们的高端芯片主要是容灾用。低端芯片哪个用哪个不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策略问题,我建议大家要好好商量研究。你刚才讲的我们不用供应商的系统,就可能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封闭系统必然要能量耗尽,要死亡的。我们刚讲人力资源封闭系统,能量耗尽,一定要死亡的,技术系统也不能做封闭系统。怎么科学合理地去平衡这个世界呢?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我不能一句话给你讲明。

9、楚庆(海思战略与业务发展部部长):听了任总战略攻关和创新号召后,我们都很兴奋。第一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其实差的很远,而且美国战略高地我们没有办法布局,那么在产业布局上,在地域选择上有没有一些指导性的原则?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做这些产业布局,按照我们传统的做法,都是去当地招几个很厉害的人,把他们放到我们的研发部,但这种做法对包括日本这些社会,可能会引起反感和激烈的反弹,那么在产业布局的深度上我们有没有新的考虑?

任正非:关于公共关系我们做了一个决议,估计你们很快就能看到了,我们是如何平衡这个世界的关系,包括我这次去圣彼德堡发言。普京当选总统,当天我就发了贺电,通过友人转给他。我们也是想平衡俄罗斯的关系,我们也要平衡日本关系,包括加拿大的关系。我们要在加拿大建个大的研究所,加拿大政府知道这个消息肯定很高兴。当然,我们还要号召我们的员工到新西兰去旅游,10月份以后慧通公司会推出新西兰旅游计划,希望你们去旅游,你帮我,我帮你,这是公共关系进行战略性的平衡。实在不行,我们就要多从新西兰多买点奶粉,你既然给了我们国家宽带网,我总要给你们新西兰作点贡献,我也要为公司的生存平衡发展作贡献。

战略布局,我们唯一觉得困难的是美国。别的国家没有困难,英国这些国家是非常欢迎我们大规模投资的。我们把加拿大的人才用尽了吗?英国人才用尽了吗?这个世界的人才除了美国就没有了吗?我不相信,比如Facebook扎克伯格是新加坡公民(编者注:移民至新加坡的应为Facebook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Eduardo Saverin),此处系口误),不是美国公民,就可以招聘他,不受美国限制呀。我们不要狭隘的认为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你们让我到华盛顿白宫旁边的花园里建个办公室,我是没办法。

10、柳春笙(芯片领域专家):任总您好,我叫柳春笙,来自海思后端设计部。我是去年10月底从美国回来加入海思的。首先就是海思的定位问题,我们做技术的都有一种自恋情节,认为做的都是关键技术,都是公司核心竞争力之一。但是也有很多声音说, 海思就是给公司降低成本的。我们下面的兄弟确实都很辛苦,产品线对成本的要求都非常高,经常为了一点点的成本大家加班加得很辛苦,我们挣的每一分都是辛苦钱。请问任总,公司对海思的定位是怎么样?

任正非:公司运转是依靠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商业模式,一个轮子是技术创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技术创新的轮子。

对海思的定位,它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体系,但是你的自恋情节不能取,我刚开始来就说闭合系统,如果海思有自恋,要求做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用,不用的话就不光荣, 那就是一个闭合系统。我们总有一天能量耗尽,就会死亡,所以我们要做开放系统。你的系统可能被放弃,但并不影响你个人的成就。这就是人力资源政策要跟上来 的问题。

我们先排除政治观念,讲一下这个问题,比如我们国家的高铁。中国自己也生产高铁,株洲机车厂是当时最先进的国产厂。当时高铁投标的时候,株洲没中标,都是西方国家,比如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合资工厂中标。株洲曾经是我们国家最强的机车厂,而德国、法国、日本都是找差一些的机车厂合资,合资厂吃得肥肥的,结果株洲也没有吃亏。这就是铁道部处理的艺术水平了。铁道部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株洲没有叫苦?把你们合资企业赚的钱都给株洲,进行技术研究,我总有一天会用你的。到现在已经确定下来,250公里的高铁,株洲可以投标了。

我们在价值平衡上,即使做成功了暂时没有用,还要继续做下去。但是如果个人感到没希望了,可以通过循环流动,流动到其他部门,换新人再来上。我们可能坚持做几十年都不用,但是还得做,一旦公司出现战略性的漏洞,我们不是几百亿美金的损失,而是几千亿美金的损失。我们公司今天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就是因为那一个点,让别人卡住,最后死掉。所以,可能几十年还得在这个地方奋斗,这个岗位、这个项目是不能撤掉的,但是人员可以流动的。少林寺还可以有CEO,和尚也可以云游的,但是庙需要定在那里,这是公司的战略旗帜,不能动掉的。

再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核战争?现在没有,那就应该停下来核的研究吗?你说我们的核科学产生了多少科学家,你看那些功勋一大排一大排都是。不要说邓稼先,活着的也还有很多,但什么时候甩过原子弹呀?所以海思一定要从战略上认识它的战略地位。

11、王志敏(海思技术规划部副部长):任总您好,我是王志敏,来自海思战略技术规划部,这是一个涉及产业链的问题。您刚才提到的战略攻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 之一。半导体行业的战略攻关与后端生产制造非常相关,同时亚太区半导体的产业环境也在完善,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和阶段,我们公司是否会把半导体产业基础做得 更加稳固?

任正非:我讲第一点,我们不能为了获取这个体系的利益而去做半导体生产产业。半导体的生产是化学问题和物理问题,不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就是数据逻辑,就是在软件、电路设计上的数学逻辑。我们即使做了个工厂,做个12英寸,外面做16英寸的,就把我们抛弃了。我们在制造行业,是不可能持续领先的。

第二点,我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做十年冷。特别是基础研究。在50、60年代的电影演员是没有啥钱的,我曾经听过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中央顶级的明星刘欢、王刚等从北京到太原的演唱会,走一次穴能赚多少钱呢?赚20元人民币。 但是怎么能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他们就没有贡献呢?我们去俄罗斯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就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等这些人,俄罗斯的文化、文明,俄罗斯是文化大国,他的文化对整个区域都产生了影响。

这两天看王国维的电视剧,王国维是鲁迅先生骂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今天回过头看这个人的哲学思想是很伟大的,当年张之洞去开矿山、办工厂,李鸿章搞洋务的时候,王国维说:“振兴中华要靠哲学”。但是,他还是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作为清华大学教授,最后投湖自尽,自杀了。中国有两个痛苦的灵魂,以前说最痛苦的灵魂是鲁迅,现在往前走一步,王国维也是中国最痛苦的灵魂。王国维讲哲学才能改变中国,今天来看确实是这样的。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及整个欧洲社会,他们在哲学体系上搞清楚了。他们国家几百年没有动乱过。

而我们的政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就是从上到下我们的价值观上没有统一,哲学观点没有统一。今天重新纪念王国维是来源于王国维这句话,是因为他对中国洋务运动的批判,中国应该先搞哲学,来改造人们的思想,国家才能有新的机制和体制产生,王国维以前是一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现在我们觉得他是很伟大的。还有一个伟大的人是李鸿章,李鸿章也是“不耻于人民的狗屎堆”,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者”,不仅自己“卖国”,他去和日本谈判签《马关条约》的时候把儿子也带 去了,让儿子也参与了《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果爆发了五四运动。但是今天重新来看历史,重新来看《血色黄昏》,李鸿章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以后大家会重新去理解这个结论。所以不要为一时半时有没有光荣和功勋去计较。为千秋万代、中华民族要做出历史贡献。

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做基础科学的人,更多要看到你对未来产生的历史价值和贡献。我们公司要宽容“歪瓜裂枣”的奇思异想,以前一说歪瓜裂枣,他们把 “裂”写成劣等的“劣”。我说你们搞错了,枣是裂的最甜,瓜是歪的最甜,他们虽然不被大家看好,但我们从战略眼光上看好这些人。今天我们重新看王国维、李鸿章,实际上他们就是历史的歪瓜裂枣。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有时候不需要急功近利,所以我们从来不让你们去比论文数量这些东西,就是想让你们能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但做得也不够好,为什么说不够好呢,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也不能完全做到统一,统一的价值观是经过多少代人的磨合才有可能的,现在我们也不能肯定,但是我们尽力去做。

12、牛社团(技术规划专家):我来自公司技术规划部。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电信产业原来的业务单一,只是语音业务,所有我们公司产品都有标准规范,按标准规范去做就可以了。但现在整个移动互联网发展起来后,整个产业的业务范围已经超出了语音这个单一的业务范围,整个产业未来的方向肯定是包括像苹果、谷歌(微博)这样的终端和云端的公司。我司整个网络产品后面怎么去和终端云端产业链进行合作?公司两三年前在业界提出了“端管云”的概念,现在“端”都由苹果和谷歌控制着,所有的游戏规则都由他们来定义,在云端华为也没有很好的云服务,也没有话语权。做为运营商和设备商,你所有的控制点、商业模式的价值点,你的游戏规则定制点只能在网络层去挖掘。所以这两年我们也在考虑,在网络层里哪些东西是需要网络提供服务的,提出了一 些互联网厂商在网络层面去支持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我们和运营商、OTT交流也是获得了认可的,但是在公司内部要和各部门推动去解决及协调资源比较困难。

任正非:你要看到,我们在不断讲管道,管道不仅限于电信,这是第一点比较大的变化。第二点,是否绑定客户的问题,要看到我们自己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不仅仅是依附谁不依附谁的问题。我们的优势在管道方面,而在终端我们基本不存在任何优势。能不能产生优势要用新的模式来思维,而不是把所有的生存希望寄托在运 营商身上。国际歌早就给我们唱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定要靠我们自己。我跟很多女孩讲,你不能把你的希望寄托在嫁一个好老公身上,人生有五六十年,要是十年二十年他就拜拜了,你后面要怎么办?所以你必须要靠自己。

终端一定会有非常厉害的发展,但是机会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我和爱立信高层领导会谈的时候,他很高兴地说:我们终于不做终端了,你们去做终端了。人家笑我们不见得不对,就看我们能不能有所突破,终端这两年有了很大进步,但未必能进步到最后。

13、莫道春(连接器专家):我负责公司连接器的TMG,这个领域TOP的供应商都是来自于美国,台湾和国内的供应商都只做低端的东西,或者说是山寨别人的东西。我们会不会扶持一些国内和台湾的供应商,来保证我们在产品的成本、供货方面的安全?

任正非:婆婆肯定是不能替媳妇生孩子的,生孩子是要靠儿子和媳妇的努力,我们能扶起来的也未必不是阿斗,所以我们不是扶持而是选择。公司的内部政策也从培养制改成了选拔制,中国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因为没有人,必须要靠把你培养起来担负这个任务,中国遍地都是人,我就把最好的选来干就行了。因此我们对待供应商也是选择制,当然其中也会有一些战略,但不能因此就把我们当成是救世主,从来都没人救过我们。我也有危机感和恐惧感,所以我们要耐住寂寞慢慢往前走,终有 一天我们能找到一个正确平衡之路。

14、孙永芳(可行销工具架构师):我来自中央软件院。我是一个华为13年前的新兵,在公司这么多年,我换了很多部门,但是我只做了一件事,一直在做公司配置器的开发。配置器目前支撑了公司很多的PO效率提升、IFS变更等项目,请问任总对2012实验室研发团队在支撑公司的变革、效率提升和卓越运营方面有什么要求和期望。

任正非:我认为你的人生历史就是一部华为历史,华为二十几年都只做一件事,就是坚持管道战略。你的13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配置器。你的人生路就是华为的路,你的人生为什么那么成功,因为你只走了这一条路。人只要把仅有的一点优势发挥好了就行了,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步一步就叫步步高。有些人就是不停的换,说是兴趣爱好,包括炒菜、扫地等什么都会做,但他并没有得到太太的表扬。

华为公司也曾多次动摇过。人生还是要咬定自己的优势特长持续去做。刚才那个同事说我们做芯片不挣钱,人家做半导体的挣大钱,但是挣大钱的死得快,因为大家眼红,拼命进入。我们挣小钱怎么死呢?我们这么努力,比不上一个房地产公司,上帝先让我们死,就有点不公平。我和欧盟副主席聊天,他问我,全世界的经济都这么困难,你怎么敢大发展?我说第一点,我们的消费是小额消费,经济危机和小额消费没关系,比如你欠我的钱,我还是要打电话找你要钱,打电话就是小额消费。 第二点,我们盈利能力还不如餐馆的毛利率高,也不如房地产公司高,还能让我们垮到哪儿去,我们垮不了。所以当全世界都在摇摆,都人心惶惶的时候,华为公司除了下面的人瞎惶惶以外,我们没有慌,我们还在改革。至少这些年你们还在涨工资,而且有的人可能涨得很厉害。我们为什么能稳定,就是我们长期挣小钱。

15、倪乔力(网络OSS产品部部长):我来自中央软件院U2000网管,公司在惠州务虚会上阐述了公司未来的价值构筑在软件与服务上,而以当前固定网络为例,软件(包括网管和VRP平台)在客户界面销售很多都被送掉了,我们构建软件的价值是否应该先从对软件的销售方式的转变开始?

任正非:我们过去在硬件系统里面写进去80多个软件包,目的是为了维护设备,结果使得管道不透明,流量速度不快,就像长江里面到处都是水草,水流量不快。如果我们把水草铲干净了,让管道的壁更干净,让水流的速度更快一点。这样我们在硬件管道上,把操作软件拿出来建立一个叠加系统,我们把它称作管道操作系统。管道操作系统的某一项功能,如测试功能,我们把它再拿出来变成一个颗粒?这个颗粒我们可以挂网上,也可以单独销售,这样管道的硬件系统是个透明系统,你去检查吧,全透明的,没有网络安全问题,这个颗粒你挂不挂呢?要看国家法律批准,你说要挂你就去买,你可以向社会去购买,也可以向我买,反正我就透明化,软件就是这样子。 软件要构筑市场价值,例如ERP低价都买不到。你的颗粒太小,让他们作嫁妆了。婆婆应该给你钱。

16、刘桑(产品工程技术规划部部长):我来自中央硬件工程院产品工程部。我想问一个关于氛围的问题,我们在面向未来和自主创新的时候应该是特别强调科学民主的精神,但是长期以来华为公司属于思想高度对齐、执行力强的管理风格,这是有一些矛盾的。我想请问您对于2012实验室的组织氛围的梦想是什么,基于这个梦想,您对管理者和专家分别有哪些期望?

任正非:第一,我要纠正你的说法,关于自主创新的问题,自主创新就陷入熵死里面,这是一个封闭系统。我们为什么要排外?我们能什么都做得比别人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自主,自主就是封建的闭关自守,我们反对自主。第二,我们在创新的过程中强调只做我们有优势的部分,别的部分我们应该更多的加强开放与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构建真正的战略力量。我们非常支持异军突起的,但要在公司的主航道上才好。我们一定要避免建立封闭系统。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特别是硬件体系更要开放。我们不开放就是死亡,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

今天和专家座谈,你们的问题我答不出来,不是我的羞耻,而是我的伟大。为什么呢?我容忍你比我厉害,就是我伟大。如果我认为自己是最高,华为是一个宝塔结构,那么我只有晚上不睡觉,我一睡觉华为就矮了嘛,睡平了嘛!站着我才高一点。我能永远不睡觉么?不可否认,个人的力量很重要,比如某个人提出的战略性观 点或理论突破,但突破完了,他就是矮子了。就像李英涛和何庭波今天和我讲,石墨烯的问题,一旦突破,拿了诺贝尔奖就结束了。他就是当了一把黄继光,当完就完了。为什么?由理论突破引发的后面排山倒海般的冲锋,爆炸式的知识增长,他光是读这些东西都读不过来。当前人类社会知识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越了任何一个过往的时代,因此只有依靠集体力量才会有未来。

二0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http://tech.qq.com/a/20120910/000038.htm

任正非:华为不开放就要死亡 不能建立封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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