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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和开过分的玩笑当然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霸凌,是孩子世界里的权力不平等,“强权”的一方长期欺负弱势的一方。打闹玩笑,两方孩子都是兴奋快乐的;霸凌,则欺人者盛气凌人,被欺负者痛苦心慌,乃至精神失常。
出现霸凌,大家的第一反应一般是找老师,对欺负人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但是,学校会不会积极处理暂且不说,欺负人的熊孩子从此会畏惧消停了吗?会不会过了风头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地报复老实孩子呢?答案恐怕不太乐观。总结心理学的研究,霸凌者往往自身也有问题,比如长期缺爱,又或者亲身目睹乃至经历家暴的孩子,都可能转而欺负同学。甚至,有些调查发现,有的孩子因为受到了老师家长的惩戒,转而把气撒向同学。因此,单单批评教育是没用的。
“上访”受阻,那么剩下“以暴制暴”这条路了。前些日子发生过这样一起事件,广东某学校,女教师因为自己班上学生被外班同学扇耳光,怒为学生出头,扇了欺人者五耳光。网民们为“侠义”的女教师叫好时,当事人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失联。一时的赏罚论断是有的,可各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同时,就没有下一次欺负了吗?恐怕不是,以暴制暴不过是用更大的权威去压制,一些孩子恐怕反而更加迷信强权才是力量。而一旦给予了老师和学校强势体罚学生的戒尺,恐怕在谈校园霸凌的时候,老师的角色也更多是施暴者了。关于权威效应,第三部分会有详细的叙述,暂且不表。
另一种乐观的想法是,培养一种不利于霸凌的氛围——正义的旁观学生出现了,及时制止了施暴行为。想法虽好,却很不切实际。霸凌别人的熊孩子往往都是班级里的小霸王,谁敢惹?甚至旁观者被胁迫为加害者的可能性还特别大。
如《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在学校门口采访到了两名家长,他们表示自己家孩子和《母子》一文的受害孩子同班。据他们的说法,欺负是一个长期的行为,并且不止一个孩子被欺负。
总之,在成人的世界里,因为害怕、从众、法律不健全等原因,遇到紧急事件时,尚且缺少正义的路人出头,孩子心智不全,更加弱小,当然不能要求太高。
校园霸凌,有很多种形态,拳打脚踢、外号凌辱、排挤隔离……弱者所受的折磨和欺负是全身心的,甚至精神上的痛苦要比身体上的创伤厉害得多。例如,《母子》一文中的受害小朋友就被诊断出急性应激障碍。而不管用哪种形态,都逃脱不了“强者”欺凌“弱者”。这就和权威效应分不开了。所谓权威效应,指的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大家服从于权威,甚至认为权威的作为是合理的,权威即准则。
对于强权的恐惧与畏惧扎根于人性之中,而一旦强权得势,甚至善恶的界限也模糊了,不光是没有人敢站出来反抗,甚至还觉得对于弱者的排挤和欺辱是理所应当,因为是他不对。这样的效应在东方熊孩子的欺负中非常常见。
先举个例子,再来谈理论。2006年,日本福冈,13岁初中生自杀身亡,因为受到了同学长期的凌辱和排挤。这又和其老师脱不开干系,因为老师根据成绩等因素,把学生做了“优等品”“次等品”这样的划分。而该学生还被称为“伪善者”。班上最权威的人都对学生做出了定性,这让孩子在班里抬不起头,没地位,受到群体性的霸凌。
台湾教育学者卢玲颖研究了大量校园霸凌的材料,发现日本的霸凌研究可资借鉴,也很有东方社会的代表性。即有一群人共同持续地欺负、排斥(忽视或隔离)、嘲弄一位被大家定义的弱者。这样的欺负表面看起来不如肢体暴力有杀伤力,但其实负面影响惊人。这和日本要求服从于集体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而中国大陆的校园欺凌,当然也有可以借鉴日本研究的地方。许多家长喜欢并表扬“听话”的乖孩子。因此,孩子长大一些,也是容易让权威给吓到,从而不敢反抗,默默忍受欺负。拯救不了权力不平衡,就会一直弱势下去,一直被欺负。如果家长够细致,还能够从孩子的情绪中觉察出端倪,可更多粗心大意的家长,往往是做不到的。
《母子》一文反复提到共情,孩子被欺负,家长也是焦虑的,能够得到理解与同情,很重要。然而,学校一则声明,不仅没说清楚事实,还姿态太高,态度太硬,饱受诟病。
成人尚且如此需要共情,孩子就更是了。没有共情,也无法理解暴力对他人的影响,继续迷恋拳头和棍棒。美国有个实验,还拍成了纪录片。一名教师受到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杀的刺激,在自己的班上设计了一门实验,想要探讨种族歧视,纪录片导演进行了全程跟拍。实验中,老师根据眼睛颜色的不同,而把学生分为蓝眼睛与褐眼睛两个阶级,并指定其中一个颜色是特权阶层,享受全方位的优待。很快,被权威者指定为特权者的孩子们变得颐指气使起来,老师说,“我见到的最棒、最合群、最体贴的孩子在十五分钟内变成一个令人难受的、恶毒的、歧视他人的三年级学生。”好在,只是个情境实验,而在第二天,双方会进行角色互换。既担当过施暴者,也体验过受害者,给予了学生们换位思考的空间,切身明白压迫之不义,而跟拍的录像显示,他们在长大后,对待种族议题,也有更宽广的视角。
因此,打击校园霸凌,不是笼统的口号,而需要构建学生之间换位思考的角度和能力,设计相应的课程,如卢玲颖所言,“站在教育的立场,我们能做的,是透过环境的塑造协助不同的孩子思考及发声。这不只是单纯地告诉孩子,‘我们绝不容许霸凌、我们要站出来反对’,而是要进一步地和孩子讨论,‘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想欺负别人?’‘到底什么是霸凌?’‘为什么我们难以说不?’以及‘为什么我们会旁观?’。”
在《母子》一文中,最为让人胆战心惊的情节,莫过于已经知道孩子被欺凌了,然而,“班主任未征求孩子同意的情况下,让我的孩子频繁与霸凌的孩子互动非要让他们在一起玩,并且拍下看似‘和谐’的照片发在班级群里。”如此地“做样子”,在应付考核和粉饰太平上,可谓满分。然而,只会鼓励霸凌者,并二次伤害受害者。这些举动也许和现有的应付校园欺凌策略有关,今年教育部掀起了校园欺凌专项治理行动,“第二阶段为9月至12月,主要是开展专项督查。除了全国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也在此次治理的范围内。专项治理期间仍发生校园欺凌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将予以通报、追责问责并督促整改。”初衷为好的条款,可能是老师和校方如此着急了结的原因。
进行校园霸凌的深入换位思考,引导孩子们去分辨善与恶,甚至进行专门的课程,这个路径很清晰。但是以经验论,大张旗鼓地实施起来,很容易沦为应付考核的行动,没有实质的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建造“透明校园”,打破“权威效应”的封闭环境,让孩子们知道欺负人会被发现,被阻止和惩罚,是更现实的步骤。如:美国教育学者Trautman与Migliore提出的参考行动指南:
巡视校园死角,避免高年级生躲在隐蔽地方欺负弱小的孩童;教导学童避免受害,勿落单,有同伴。老师应经常在教学活动中安排全班讨论、情境演练、角色扮演、果断训练等;设置举报之保密信箱,提供书面举报通知或陈诉委曲的机会。(本部分参考《浅谈围墙内的暴力:校园霸凌》)
对于家长而言,则需要明白,如果自己想要一个听话的、不问为什么只知道服从的孩子,那么就是在加固权威效应对孩子的影响,在家孩子要畏惧你,在外孩子要屈从于霸凌他的“权威”,更容易被欺负,更不容易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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