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华人科学家，很有趣，也很奇怪，是什么动力让一个搞科研的家伙学术上如此出色，生活如此幸福。也许这样的人有很多，但他们都还没over，所以我还无法看到别人对他们一生的评价。历史周而复始，生于战火纷乱，死于良辰美景是一个不错的故事，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同龄人，生于并不平静和平年代，是否会死在一个资源消耗殆尽的乱世，如果活的足够长，还真得很难说~
http://www.math.org.cn/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7 据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消息，世界知名概率学家、华裔数学家、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前系主任钟开莱先生，于6月2日在菲律宾辞世，享年92岁。一代数学天才，世所公认的概率学界学术教父、最后一位集大成者，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前系主任、荣休教授，华人数学家钟开莱先生，于6月2日辞世，享年92岁。
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讣告：
Kai-Lai Chung, one of the leading probabilist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a Professor Emeritus of Mathematics at Stanford, passed away on June 2, 2009, at the age of 92.
钟开莱（Kai Lai Chung）1917年生于上海，浙江杭州人。1936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之后留校任数学系助教。钟开莱师从华罗庚，也是中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的许宝騄的学生。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奖学金。1945年底赴美国留学，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上世纪五十年代任教于美国纽约州塞纳克斯大学（Syracuse），六十年代以后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荣休教授。钟开莱先生著有十余部专著，为世界公认的二十世纪后半叶“概率学界学术教父”。
钟先生基本没什么人熟悉，就象薛定谔这个名字被很多人误认为是中国人一样，钟开莱往往被误认为西方人，或者是华裔。其实不然，钟先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杭州人士，师从华罗庚，也是中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许宝騄的学生，
钟开莱给人的印象那是牛逼哄哄的。甫列华氏门墙，一天华老爷子啰里八嗦讲了一大堆东西，钟开莱不服气回家折腾了十页的纲领性文字，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扔给华罗庚，意思是你拿去看吧。华老爷子很不爽，说你不就是个毛头孩子吗，跟我玩这套，华罗庚也折腾了一晚上，硬是把这10页压缩成3页，回敬给钟开莱。当时是西南联大吧，学习氛围可见一斑。
钟开莱到美国留学以后，师从John Tukey和Harald Cramér。据说John Tukey曾经用红笔把钟开莱论文中的语法错误一一标注出来。钟开莱就跑到图书馆把John Tukey的全部著作都找出来，用红笔将其中的所有语法错误也一一标注。
沈从文一天与钟开莱会面，钟开莱指正说：你在《从文自传》中写杀人，让犯人掷爻决定生死，说犯人活下来的机会占三分之二(阳爻、顺爻：开释；阴爻：杀头。)，那不对，应该是四分之三(阳爻一，顺爻二：一阴一阳与一阳一阴；阴爻一)。
钟开莱原本就读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物理系，当时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是吴有训先生。
吴有训开设光学课，钟开莱听了几次课以后觉得他讲授的内容书上全都有，自己看书自学就可以，就开始逃课。
可当时理学院听课的学生只有寥寥十来人，走了一个很现形，吴有训很快发觉钟开莱逃课的事实，大发雷霆。钟开莱担心今后的日子混不下去，所以转到了数学系。
以下文字转载自 DMS.THU 讨论区
这个暑假在普林斯顿为Erhan Cinlar教授做研究。他是世界一流的概率学家，尤其在马尔可夫链和泊松过程这两个专题上建树颇多。他在普林斯顿联合创建了世界上唯一的运筹和金融工程系，得以使普林斯顿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教育和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他曾是我概率课的教授，因为这个关系得以央求他收我做暑假研究。当初面试我时，他在最后问了一句，“对了，你有没有听说过Kai Lai Chung？”他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这几个英语字母。我说，没听说过。他愣了一愣，“奇怪了，他告诉我他在中国还是挺有名的啊。”
到了6月2日我们正式开始做课题，第一天见面，Cinlar教授问我的第一句话，“你真没听说过Kai Lai Chung？”我又摇了摇头。他说，“唉，Chung昨天过世了。我和他认识四十多年了。”Cinlar教授并没有显得特别悲伤，只是沉默了几秒，就开始布置课题的相关任务。
接连两次提到这个人名，我对这个Kai Lai Chung产生了好奇，去google搜索了一下。只怪两个拼音系统产生的混淆，这Kai Lai Chung就是国际著名的概率学家钟开莱先生。今天又见Cinlar教授的时候，我便说，的确知道钟开莱这个人，我和他都是上海人嘛。他一下子来了兴趣，指了指桌上的两大格文件夹，“喏，这都是我四十几年和钟开莱的通信。” 他随便翻阅了几封，都是手写的白纸黑字，有的是聊家常，有的是讨论共同的朋友，有的是研究学术问题。早年的信件，钟开莱教授的英文手写潦草而优美，用细密的圆珠笔和钢笔书写。后来的信件上的字体，渐渐地粗了，大了，用记号笔书写，一笔一画像小孩子在练字，甚至有两行写到后面交叉在一起，模糊不可认。Cinlar说，那是因为钟开莱晚年受眼疾困扰，最后两年几近失明。 他指了指一封信，他说，“你看这里，开莱不写of me，一定要写of moi，还有，还有这里，不写my，一定要写mon。他平时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副法国人派头。”他顿了顿，说，“真是个人物啊！”就从这说开去，Cinlar教授讲了许多关于钟开莱的逸闻。
关于钟开莱的生平、学生时代和华罗庚、吴有训等学术巨擎抬杠，这些在百度百科里都有记载。我这里就记录一下Cinlar教授亲身经历的或者听钟开莱亲口所说的一些往事。
1945年，钟开莱获得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奖学金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到普林斯顿第一天，他就说，“今天是我到美利坚的第一天，我一定要到镇上最好的餐馆大吃一顿！”就这样，他从火车站拖着行李一路走到普林斯顿最好的法式餐馆Lahiere’s. 他那么多大包小包，风尘仆仆蓬头垢面，好说歹说才被男侍放进餐馆。到了餐馆，也是天有神助，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息闭塞的年代，他竟然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个食客就是Harald Cramér。Harald Cramér当时是概率和统计学界的世界第一人，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派到普林斯顿的访问学者，也才来普林斯顿没几天。钟开莱就跑到Cramér面前，一本正经地介绍自己，共同吃了一顿饭，饭毕之后Cramér就成了钟开莱的博士生导师。Cramér只在普林斯顿呆了两年，两年之后，钟开莱拿到了博士学位，而Cramér则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当了校长。
钟开莱成名之后和Cinlar参加了许多国际学术会议。有一次在德国柏林的会议，中间休息一次，学者们喝咖啡联络感情。会议的主席是一个新近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走到钟开莱面前想和他套近乎。那年轻人还没开头，钟开莱就劈头盖脸的骂开了，“主席啊，刚才发言的那个俄罗斯人，讲两句话就要表扬自己，一表扬自己就要大家祝酒，发言一小时祝了十一次酒。我们不能说他，你就不能提醒提醒他吗，真是不开窍。”年轻人彻底懵了。钟开莱不再说话，低头吃蛋糕喝咖啡。过了一会，看到年轻人还没走，突然说，“算了算了，姑且念在蛋糕的份上。啧啧，这德国人真是会做蛋糕啊。”
钟开莱和Cinlar共同创办了一系列讨论概率论难题的讲习班，定期在不同的大学举行讲习班，还编辑了许多学术刊物。有一期讲习班在钟开莱任教的斯坦福大学，时间定在一个周二的下午。Cinlar就和钟开莱说，“周二下午斯坦福还有一个统计学大会，很多统计学家肯定两个会议都想来。你不如换个时间吧。”钟开莱击掌笑着说，“我就是特意安排在这个时间的！这样所有的统计学家就来不了我的讲习班啦。我最讨厌统计学家了。”
刚入清华大学时，钟开莱是物理系学生。因为吊儿郎当逃课得罪了吴有训教授，只能转到数学系。到数学系又觉得华罗庚太罗嗦，到普林斯顿之后专攻数学中研究最少的概率论。概率和统计不分家，要做概率上的学问一定要有扎实的统计功底，而钟开莱偏偏又公然宣布自己“最讨厌统计学家。”他把自己能生展拳脚的范围缩得很小，就是在这样一个鲜有人探索的领域，他打出了一片天地，成了美国概率论界第一人。近年来，概率论因为在金融经济领域的应用，迅速成为学术热门。而今在美国研究概率的教授和学子，要么是钟开莱的学生，要么是学生的学生。他的概率论著作被专业学术论文引用次数最多，据美国数学学会评价，“Chung‘s writing is literate, elegant, wise, humane. He takes the reader into his confidence, explaining ideas, motivation, and circumstances.”如果钟开莱一生研究物理，研究基础数学，也许也要成为美国物理和基础数学的第一人，而他只是因为“讨厌那些人”而轻易放弃了。
在Cinlar回忆的往事中，不时蹦出一些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每每我现出疑惑的神
情，教授就解释说，“喏，这是当时最聪明的拓扑学家。”“喏，这是当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这样的次数多了，他突然笑嘻嘻地说，“诞琦，你一定奇怪我怎么认识那么多名人？实话告诉你，我的朋友全是学术名人。至于开莱啊，他结交的名人就更多了，不但有学术上的，还有政治上和商业上的。他的妻子是菲律宾一个很显赫家族的千金小姐，他的儿子现在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做CEO。至于公司的名字嘛，嘿嘿，我以后再告诉你吧。”
然后，Cinlar教授望着书架上的几册书，我知道了，在他的视线中，已经不再有我，也不再有那些书，满满地全是属于老人的回忆。Cinlar说，“我第一次遇到开莱，我就知道我们要成为终身的好朋友。真是个人物啊！你知道什么叫人物吗？就是，我有许多话要说，又不敢说，他全部替我说出来了。”
Cinlar教授的概率论课是我在普林斯顿上过的最难、最幽默，也是收获最大的课程。他总是穿着一身黑色小礼服，白色衬衫黑色领结，在黑板上用优美的花体字写板书。一开始，习惯了Powerpoint板书的同学都怨声载道，抱怨看不懂花体字。不久，大家就被这矮小的土耳其老人的幽默所打动了，他的演讲与教科书无关，听了演讲再去看书，多花心思想想，常有豁然开朗之感。
暑假课题开始后，每两天就去见Cinlar一次，每次，不但是布置新任务，还会告诉我好多有关的趣事。他说，“有一个很傻的广告里，一个女人担心地说，她今天抽了五枝烟，这样下去要得癌了。诞琦，一天抽五支香烟要抽80年才刚刚有风险可能得癌啊！我年轻时，那才叫抽烟，一天抽三包，现在不也是好好的？”还有一次，他告诉我为什么蘑菇收藏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爱好。他说，收藏蘑菇到一定境界 ，必定要自己到森林里采集中意的蘑菇，这世界上菌菇品种那么多，长得差不多，弄得不好就要出人命了。他又说，有一次，他看一本叫作《菌菇收藏》的书，书里面写到一种蘑菇，有剧毒，书的作者偏要以身试法，去尝了尝，尝完之后写道“大家都说这种蘑菇有剧毒。我发现我吃了这种蘑菇之后的反应和吃了其他蘑菇的反应别无二致，我只是全身发了两天红疹。”Cinlar教授说到这里，兴高采烈地拍着桌子，“诞琦啊，就是这么一个对所有菌菇都过敏的人，竟然写了一本《菌菇收藏》！这样的人竟然也有！”
Cinlar教授说，钟开莱也是这样一个对什么都过分好奇的人，也是一个常常摆出法国绅士风度西装笔挺的学者。前些日子，我听了陶哲轩的演讲，觉得陶哲轩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今天我听了Cinlar讲关于钟开莱的逸闻，觉得像钟开莱那样对什么都过分好奇的人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永远不会厌倦自己的学识，厌倦这个世界，听到见到什么，都啧啧地说， “啊，啊，太有趣了！”他又是一个颇有些唐吉珂德式的骑士幻想的绅士。然而，绅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互相交换手写书信四十余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许多普林斯顿的教授不再穿正装去演讲堂，我所知道天天穿西装上班的教授只有三个，概率学家Cinlar，数学家Robert Gunning，和前外交部官员Thomas Christenson教授。万物都会死，不但生物会死，礼仪和习俗也会死。那么，那个彬彬有礼的时代已经死了。对此，Cinlar教授说，“大家都会死的嘛。死不就是一个随机分布吗？”
2009年5月31日，在钟开莱教授的妻子在菲律宾的故乡罗哈斯市（Roxas）的别墅里，钟开莱进入了梦乡。2009年6月1日，钟开莱教授没有醒来。他死在一片芳香的椰子树与海风的梦境里，终年92岁。对此，Cinlar教授评论道，“你知道世界上最幸运的事是什么吗？就是在睡梦里死去。我这个老朋友，真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这或许真的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一生，出生在战火纷乱的年代，死于一片良辰美景，在中国历史上学术最自由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受教育，一辈子无论学什么都是师从这个领域的巨人。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他是美国第一人，桃李天下，被称为“概率学界教父”。他家庭幸福富有，子孙事业有为。
然而，倘若钟开莱当真无愧于是“概率学界教父”，是现今所有概率学家的恩师，那么，钟教授在中国的名声，应该和陈省身齐名。事实上，在中国，钟开莱的名声远不如陈。究其原因，他常年在海外定居、与菲律宾豪门联姻，固然影响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然而，如陶哲轩之类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裔，成名后都能在中国妇孺皆知，可见钟开莱的不知名，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原因，借用Cinlar教授的话，“你知道什么叫人物吗？就是，我有许多话要说，又不敢说，他全部替我说出来了。”陈省身和钟开莱的区别，就是敢不敢把话全部说出来的区别，或者，更浅显一点，就是郭靖和黄老邪的区别。一个是中规中矩面面俱到的，一个是“我黄药师是何等样人。”钟开莱那一句“我最讨厌统计学家了”，就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少了多少人在他的故乡为他说话。
不过，钟开莱，这个有着晋人傲骨的、愤世嫉俗的绅士，是不会对此介意的，他连华罗庚都敢得罪，怎么还会在乎死后的名声呢？而我在这里所做的，只是怕那似水流年的时光会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绿-坝-成一个中规中矩的面面俱到的影子。让我在这里，为一个离经叛道者，立一块丰碑。
表情确实是牛逼烘烘的，但看不出长的帅^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