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无线通信 tar 理工学院 极限 领导 可行性 推广 环境 租用
美国西海岸时间12月12日，在圣迭戈高通总部，我们见到了久违的艾文·雅各布（Irwin Jacobs，以下简称艾文）。
这是一位已经被写入传奇的老人。
最早，他在大学学习的是酒店管理，但只学了一年半，就果断转学电子工程，最终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68年，他辞去做了13年的老师工作，与两位同伴共同创业，成立了一家知名的技术咨询公司Linkabit，然后一干就是17年，直到52岁退休。
对很多人来说，这已经足以堪称被仰望的人生，但对艾文来说，他的辉煌事业才刚刚开始。
从Linkabit退休不到3个月，他就跟6位伙伴一起，共同创建了高通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兼总裁，一直到2005年，才以72岁之龄退居幕后，将工作交接给他的儿子保罗·雅各布（以下简称保罗），并于2012年彻底退休。
如今，高通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无线半导体供应商，一家全球员工总数超过3万人，每天出货手机芯片超过200万片，为全球近千家科技巨头提供技术许可授权服务的产业巨擎。根据今年11月公布的财报，它在2016财年营收236亿美元，净利润也超过57亿美元。
近几年来，艾文一直深居简出，再未出现于媒体的聚光灯下。而此次，他面对中国媒体，第一次对高通的30年发展历程，对媒体进行了完整复盘，并揭密了高通第一代与第二代的交接班详细过程。
值得欣慰的是，虽然已经年届83岁，艾文依然精神矍铄，身轻体健，神清目明，宛若中年。当然，我不会告诉你，为了这次与中国媒体的会面，老爷子差一点取消了预约很久的牙医。
以下，是我们与老爷子复盘交流的实录。
你可以先看精华提炼版。或者也可以跳过，直接看后面的完整实录版。
【精华提炼版】
1、在高通草创之初，艾文曾略带得意地向妻子期许：我们的公司或许很快就能增长到100人。而如今，高通的规模已经是他当初预想的300倍。（这让我再一次想起，此前流传的京东创业录像，刘强东在年终发言里做的年度规划：嗯，我们明年一定要招一个仓库管理员！）
2、1989年刚开始CDMA的市场推广时，大多数人对高通的CDMA技术都不抱期望：有的觉得太贵，有的不信任它的质量，有的觉得开发时间太长。不过，当高通坚持圣迭戈和纽约做完演示之后，客户们终于改变了初衷——当时，正是用数字通信（2G）取代模拟通信（1G）的关键时期，虽然主流的欧洲TDMA技术，可以相对模拟通信提升3倍的用户容量，但在同样的频谱下，CDMA的用户容量增长可以达到10~20倍。
3、CDMA在中国最早的演示，是在1992年。此后高通用了接近10年的时间，终于推动CDMA在中国内地的成功落地，最终于2001年由联通上马商用。当时分析师们很多对中国市场并不看好，但事实证明，中国成长为高通最重要的海外市场，没有之一。
4、摩尔定律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作用。当然，如果大家整体来看，随着工艺的发展，晶体管成本降低的速度已经没有以前快了。但在传感器的应用、VR/AR、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的发展过程中，移动通信也将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艾文的话说就是，“未来10年还会令人振奋。”
5、高通一个艰难但正确的决定，是1999年放弃手机业务和系统业务，仅仅专注于芯片技术研发。当时，手机业务占到高通营收的60%！很少有公司敢于这么舍得，这么冒险，但如今回头来看，正是这个决定，让高通的核心技术得以快速推向市场，最终成为市场的主导者。
6、高通的一个管理哲学，是尽可能多地激励员工不断创新和沟通，大家的想法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讨论和研究。
7、事实上，早在2002年，艾文就已经向董事会提出退休。其后，高通曾组建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寻找下一任领袖。内部一共筛选出10名候选人，最终保罗被选定接任。当时，艾文曾担心，因为二人的父子关系，接班问题可能给华尔街、客户和员工带来负面影响，但事实的情况，是保罗很好地完成了交接工作。
8、对于保罗的工作，艾文的评价是“Very Good Job”。他表示，作为年轻的领导，保罗为高通带来的最大价值，是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得以在快速变化的产业中，更好地把握住了新兴的趋势与机会，比如社交网络的发展、手机从功能机向智能机的转变等，并把这些创新最终带向了市场。此外，艾文对高通现任CEO史蒂夫·莫伦科夫也给予好评，认为他给高通带来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比如芯片和应用的创新，为高通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引擎动力。
【完整实录版】
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也非常开心大家来到高通参观，这也让我回想起原来在中国时，与中国媒体交流的日子。
我想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高通的历史。
高通其实是我的第二家公司。我最初来到圣迭戈，是在加州圣迭戈大学（UCSD）教书，在这之前我在麻省理工（MIT）任教7年。
那时，我编写了一本关于数字通信教材，叫《通信工程原理》，之后就有很多公司找我做咨询工作，其中也包括了南加州的一些机构。当时我与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些老师交流时，产生了创业的想法，于是就创立了Linkabit，这是一家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的公司。在Linkabit，我们不断地开发创新产品。
在1972年，我决定全身心投入公司的发展，离开教师的岗位，从此从教授转到了商业领域。
在Linkabit，有很多创新的产品，当时我们做的事情，是把电视信号通过卫星传送到家庭中，也就是卫星电视。它发展得非常迅速，1980年，出于业务发展的考虑，Linkabit被出售了。此后我仍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直到1985年，我决定退休。
退休以后，我又重新考虑，是回去教书，还是从事风险投资的工作。但后来，我与Linkabit的几位同事决定，要再创立一家公司，于是在1985年7月，我们成立了高通。公司成立之初，没有生产产品，可是我们知道，大致的方向应该是在数字和无线通信领域。
当时，我对妻子说，Linkabit过去很多年发展迅猛，平均年增长率超过了60%，我也希望高通也能很快成为一家100人的公司。
最初6个月，我们产生过几个让我们无比激动的想法，其中一个就是CDMA（码分多址）技术。我们当时想，CDMA可以用于卫星通信系统，也可以在无线通信，也就是蜂窝式系统中使用。
由于规模和资源的限制，我们一开始没有做蜂窝技术的开发。一开始，我们从运输行业切入，用卫星通信技术来追踪卡车的位置，同时将数据传输到总部，当时我们选择了中大型的卡车。当然，我们也遇到了技术难题，就是怎么能把位置信息通过卫星，传送到像卡车这样比较小的终端上，这也是当时市场的技术难题。
所以，我们就租用了卫星，同时把我们的技术卖给了运输行业中的一些公司。在1988年10月份，我们成功签订第一份合同，公司有了收入，我们也就有钱向CDMA市场进行更大的发展。
但这个发展时机不是特别理想，因为当时在无线通信领域，大家都在研究将第一代通信技术。1989年1月，行业提出了时分多址（TDMA）技术。欧洲的几个国家只选用时分多址的GSM技术，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也没有动摇，还是在推进CDMA技术。
1989年3月，我们继续接触市场，向他们介绍CDMA技术。经过了多次与业内人士的接触和沟通，当时大部分人都不看好CDMA，有的认为技术不行，有的认为技术开发时间太长，还有的认为技术成本太高，所以，当时整个市场对CDMA都没有抱太大期待。
然而，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开发了一个演示系统，告诉业界怎么用CDMA技术解决那时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它成为一个可行性方案，提供给行业。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不分日夜地工作，在解决了技术难题之后，我们邀请了全球很多移动领域的专家，来到圣迭戈观看我们的演示，那次的演示取得了成功。
但有的人质疑，我们在圣迭戈很成功，可是在曼哈顿这样高楼林立和有复杂的街道的城市，是否也能成功呢？
所以，我们随后又去到纽约进行了展示，结果也很成功，事实证明CDMA技术是非常有效的。
很多运营商都非常激动，因为在同样的频谱资源下，与原来的模拟信号相比，CDMA能支持的用户数可以达到10到20倍，可是TDMA只有模拟信号的3倍。因此，运营商很想用CDMA，他们也同时推动一些终端厂商来开发相关的终端设备。
高通当时想了一个办法，使这个技术能得到广泛的应用，那就是我们把CDMA技术授权给终端厂商，这样就可以收取一部分的技术授权费，而这些技术授权费，又能使得我们继续投入技术的开发工作。
1991年11月，我又邀请了此前参与过演示的公司来到了圣迭戈，演示新的技术。当时高通团队配备了TDMA和CDMA两种终端，这让用户能够对比两个系统。通过比对，大家都看出了CDMA无论是在语音通话上、还是能支持的用户数量上都更胜一筹，这也推动了标准组织能够在TDMA之外又设立了CDMA的标准。
当然，我们意识到，CDMA成功不能只是在美国，还要看全球市场。所以我也访问了几个国家找市场机会。1992年，我来到了中国，并在中国进行了演示，有来自政府、企业的代表们观摩，他们对CDMA表现出了兴趣。但因为当时中国市场对GSM是有承诺的，所以高通花了10年，才完全把CDMA带到了中国。
CDMA第一个商用的地区是在中国香港，所以说，中国是第一个采用CDMA技术的国家。
此外还有韩国，韩国当时没有无线技术，对韩国来说，采用CDMA是能帮助韩国科技公司赶超日本的机会，所以高通看准了韩国市场，向他们介绍CDMA技术。1996年，韩国采用了高通的CDMA系统，三星和LG在这之前是没有无线技术的，通过CDMA在韩国的应用，三星和LG也找到了发展的机会。
CDMA和GSM这两大技术，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时代竞争激烈。第二代移动通信主要集中在语音通信上，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要解决的是高速移动数据的传输，这个方面高通也想了很久。借助高速数据速率无线互联网技术，结合CDMA语音传输技术，高通也早早地开始了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研发。
2000年早期，中国政府授权中国联通部署CDMA技术，这时候也是CDMA真正在中国大陆部署。当时有很多金融分析师在想，花了这么多年终于把CDMA带到中国市场，到底潜力有多大？中国已经有2.6亿的无线用户了，这就相当于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的量了，到底还能有多大的增长呢？
当然，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如果看到现在的发展，CDMA已经被用到了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里。在3G时代，高通就一直与中国的厂商包括中兴、华为一起合作，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向海外推广3G的终端和设备。90年代后期我们已经有了CDMA的商用网络，之后我们又想怎么能从基本的无线互联网的支持，发展到高速无线互联网的支持。
我们也在想，移动终端需要增加高速运算能力，因此我们想进一步研发能实现高速计算能力的芯片。当然，除了高速计算功能之外，我们还看到了手机终端其他的重要功能，比如说定位导航功能，还有摄像头，事实上当时绝大部分人并不觉得手机应该有照相的功能。
1999年，我们做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
之前，为了推动CDMA的发展，我们开展了手机终端的业务和系统设备的业务。但为了能更快速地把自己的技术和芯片推向市场，我们决定不再做手机和系统设备的业务，完全集中在技术开发和芯片研发上。
所以，从2000年开始，高通整体就专注在技术研发和向手机厂商提供芯片以及软件解决方案上，使手机厂商更快地把终端推向市场。现在手机终端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们连接无线互联网的非常重要的渠道，这个市场还在持续不断地发展。
高通不仅关注技术研发，同时也非常关注如何利用技术来改善人们的生活。2012年，高通成立了“无线关爱项目”，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旨在与全球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合作，使用无线技术改变不同领域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这包括了农民以及渔业工作者，还有教育、医疗领域的工作者等。
这些在不同国家的项目都还是很成功的，当我们再往前看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机会，能充分发挥高通在无线通讯技术领域的领先性，与社会各界一起，在公益事业中创新运用移动技术，为推动资源匮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当然，现在我们的无线技术已经不只是在手机终端上了。大家也知道，无线技术已经融入到很多的终端领域，也就是很多人在说的物联网。
大家现在已经看到，无线技术在汽车、机器人、无人机领域中有非常丰富多彩的应用。所以让我比较感慨的是，从原来一个不被认可的想法，到现在全世界广泛应用的技术，我认为未来这些技术还会继续地改善和改变人们的生活。
高通一直致力于招募最优秀的人才，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工作环境，能够让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使他们能持续不断地创新，这对高通发展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问：不管是香农定理还是摩尔定律，都存在一定的极限，未来科技行业将如何挑战这些极限？
艾文：我先介绍一下我对摩尔定律的感受。
很多年前，在我向业界介绍和推荐CDMA技术的时候，有人觉得这个技术太复杂了，应用这个技术的手机会太贵，但按照摩尔定律来看， 每18个月处理器性能会提升一倍，因此，当时人们的判断，应该是往远看的。如果按照摩尔定律来讲，芯片价格会下降（所以CDMA能够成功）。
如今，摩尔定律也在继续发挥指导作用，现在大家看到大多数是14纳米的芯片，刚刚高通宣布了10纳米，大家还在研发更精细的工艺。
当然，每一个处理器晶管成本确实在降低，可是降低的速度没有以前快了，因此整个芯片的价格和成本，也没有原来的降速快。
此外，我们还在思考更多有挑战性的问题。
比如我们现在看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它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是，怎么能够使成本持续地降低，同时如何能够提高可靠性，同时它的时延要持续地降低--时延指把这个信号从一个点传到另一个点的速度。比如说汽车未来的移动通信时延要求非常低，这样才可以确保我们的人身安全。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应用，是传感器。
大家也知道，传感器其中一个应用，是在医疗领域监测身体情况。（我们会研究）怎么能把我们身体的数据信息传输到手机终端上，把这个信息中的噪音排除，并抓取重要信息进行分析，从而支持对我们身体的管理。从这个点来讲，将来会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的使用和发展，包括怎么能够把传感器收集的信息传输到核心网络，进行分析和整理。
我们还有VR、AR，大家可以用它来进行培训、指导，比如指导大家修一个东西，这个功能的实现也依赖于更高更强大的处理能力，这在5G通信中是可以实现的，实现了之后就可以支持VR、AR的运行，使大家在虚拟和现实世界自由地穿梭。
当然了，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挑战和变化，比如说传感器所收集的信息传输到中央数据库里面，如何进行大数据的处理，使机器和人一起做最优的决定等，这就涉及到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功能。
每以前，往前走一年，我都会说，未来的10年会令人非常振奋。我现在还会说，未来的10年会是令人振奋的10年。
问：在加州，创新型的企业非常多，跟高通同时代的企业也很多，那么请您判断一下什么是高通公司的气质，是什么使高通一直保持卓越的远见。您提到的，1999年做出一个决定让高通聚焦于芯片技术和专利授权，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艾文：这个世界充满了竞争，这是非常正面的一件事。一家公司要想在竞争中一直地保持领导地位，这家公司必须要非常地勤奋，也要非常地专注。
那么，怎么能让大家有不断创新的精神，怎么能让员工不断地坚持创新呢？有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沟通。
沟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大家都有很多的想法，这就需要一个平台能让大家的想法得到充分的讨论和研究；
另外，不是每一个想法都要去跟随，这也是公司决策的关键。
公司一定要有一种文化，能够鼓励大家创新，能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同时公司也愿意去尝试新的想法去冒险。不见得所有的想法最后都会成功，如果不成功也不要责怪员工，而需要大家一起去解决和学习失败的原因，来进一步解决问题，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再有，非常关键的是，要与大学、研究机构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从与学生的和老师的交流中，公司可以接触到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这一点其实对公司的创新至关重要。
关于1999年的决策，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在香港部署了一个商用网络，接着在韩国又部署了两个商用网络，但当时没有手机厂商愿意加入到CDMA手机生产中，因此手机终端都是在圣迭戈研发的。我们想能让全世界的厂商生产CDMA终端，从而使CDMA能成功，所以我们不希望成为手机厂商的竞争对手，不希望让手机厂商感到高通没有给他们提供最新的芯片。
因此，高通决定有所取舍，专注做我们自己最擅长的。我们最想做的，是通过研发来不断推动技术的演进，给手机厂商提供芯片技术。但在当时，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因为当时60%的收入都来自于手机部门。
现在看来，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决定，正是因为高通的这个决定，这些技术才能快速地推向市场，能够被整个生态系统快速地使用，市场也得以推出不同的终端和加速技术进步。
问：您怎么高通现任董事长保罗·雅各布接替您领导公司的表现？您觉得满意吗？
艾文：保罗干得很不错（Very good job）。
我是在2005年，高通20周年的时候辞去总裁职务的，但在那之前3年，我就已经向董事会提出了退休，同时提议建立一个委员会，找到下一任的领导。
当时，董事会提出了10个候选人，让董事会一一地面试。董事会对每一个人都一些考虑，比如有些人应该增强财务的知识，等等。但是他们基本的决定，就是应该在公司里找这样一个CEO。我当时对董事会从公司内部选择领导的决定，感觉到很欣慰，因为一般来讲，这样对保持公司原有的文化很关键。
三年后，董事会决定由保罗作为公司的领导人，这个决定其实是可能产生一些顾虑的，这是因为保罗和我之间的关系，华尔街、客户和员工都可能有想法。
但事实上，保罗很好地实现了交接工作，他做得很优秀。
当然，对公司来讲，引入一些新的年轻的血液和想法，能为公司注入很多年轻的活力，比如现在社交网络的发展，还有从手机终端变成智能型手机终端的发展，都比较年轻化。这个世界发展得还是非常快的，怎么能不断地应对，或者是找到在快速发展的世界中的机会，对一家公司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提到新的想法和新鲜血液，刚才我提到在手机上加入摄像头或者是增加照相的功能，大家在当时觉得不可想象，或者说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现在看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
另外，大家当时也会觉得用手机看电视有一点傻，现在用智能手机看电视也是非常普遍的。
一个好的想法，在当时可能会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重要的是抓住你认为好的想法，并坚持到底，把它推向市场。
保罗做得很好的地方是，他带领公司看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当然还有终端和应用上的创新，他跟全球业界的人士交流，把这些创新最终带向了市场。
另外，高通现任的CEO史蒂夫·莫伦科夫（Steve Mollenkopf）也为高通带来了的很多创新，比如在芯片和应用方面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这些都能给高通的下一阶段的发展，带来了很强大的引擎和动力。
未来希望大家可以更多地了解高通在创新方面新一阶段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依靠过去的成功坐享其成，我们还要不断地坚持创新。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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