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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究竟读的是《春秋》还是《左传》？其实，历史上的关公读的并不是孔子编著的《春秋》，而是左丘明的《左传》，这可以从古代的一些志书或碑记中得以证实。
《三国志·关羽传》裴注引《江表传》记载：“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三国志·吕蒙传》释注：“斯人（关公）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金代人田德秀的《嘉泰重修庙记》中称：“公平喜好《春秋左氏传》……”明代人钱福的《东光关帝庙碑记》中谓：“史称其（关公）好读《左氏春秋传》，其得力学问亦自有不可诬者。”明代张幼学的《图志》序中也说：“帝（关公）平生好读《左氏春秋传》，义气深重，立身行事，概在遗篇。”可以说，史料中记载关公读《左传》的还有很多，但它们大都依据于历史名著《三国志》。
但在一些史料中，却有着关公祖父耕读为本喜读《春秋》，父亲教子传家信守《春秋》，岳父饱学儒士授讲《春秋》，家风使然铸就关公秉烛达旦讽诵《春秋》、忠君守义诠释《春秋》等论述。同时，民间还大量珍藏有关公读《春秋》的雕像、版画以及“心存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文夫子武夫子两个夫子，作春秋读春秋一部春秋”“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等楹联；盛传着关公“四好”祖训与“四件”宝物的传说，“四好”祖训即为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四件”宝物即为赤兔马、《春秋》书、汉寿亭侯印、青龙偃月刀。
那么，既然关公读的是《左传》，为什么许多后人却说关公读的是《春秋》呢？这一点，史人大致有四种释解缘由。
一是由于《春秋》记事十分简略，事件原委交代的也不详细，后人以“传记”的形式为它做了很多补充和评论。为《春秋》作传的有战国齐人公羊高所作的《春秋公羊传》；有鲁国人谷梁赤所作的《春秋榖梁传》和春秋末期左丘明所作的《春秋左氏传》。三人所作的“传记”，统称为“春秋三传”。在“三传”中，《公羊传》和《榖梁传》是评论史书，价值不大。而《左传》不仅新增了大量史料，而且叙事明晰，文字活泼，史料严谨，翔实有据，它是用史实注解《春秋》的一部史书，也是研究我国春秋战国历史的重要史料。而关公喜读《左传》，其实是《春秋》加《左传》，也就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字面意思比《左传》要好，内涵也丰富，因而关公秉烛夜读《春秋》取代了秉烛夜读《左传》。
二是“春秋”一词与《春秋》一书的寓意是相同的。在我国古代时期，“春秋”一词代表着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泛指历史。而《春秋》一书则是记载一年四季中所发生大事的史书，因而“春秋”一词便是那个时候所有史书的代名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春秋》一书并不特指鲁国的史书《春秋》，当时周、燕、齐、宋等国都编有各自的史书，都称《春秋》。从这个意义上说，“关公读《春秋》”可以理解为“关公读史书”，当然涵盖《左传》了。
三是《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这样记述：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关公千里走单骑，护送甘、糜两位嫂嫂到达河南荥阳后，荥阳太守王植指派手下胡班去暗杀关公，胡班寻思：“我久闻关云长之名，不识如何模样？试往窥之。”胡班潜至厅前，见关公左手绰髯，于灯下凭几看书。胡班见之，失声叹曰：“真天人也！”
由此而知，关公“秉烛读书”一事，是发生在“离曹营、出五关”中的河南荥阳临时安歇的馆驿，而不是在河南许昌曹府；关公“左手绰髯，于灯下凭几看书”，而没有阐明关公看的是什么书？反而，该书在第五十回中却这样记述：曹操赤壁兵败，华容道上要逃跑，关公奉命堵截。此时，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祈求关公道：“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对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解释：《三国演义》里没有明确写明关公夜读的是什么书？但却写清了关公深明《春秋》，可能是后人把这两个故事掺杂在了一起，便演绎出了“关公夜读《春秋》”的说法。
四是世称《春秋》乃“文圣”孔子之大作，孟子又讲：“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恰恰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丞相之名行君王之事，大逆不道，实为乱臣贼子。而关公追随刘备，本质上是尊崇汉室，维护正统。只有尊孔重经读《春秋》，才符合其“武圣”的尊贵身份，也才能和孔子一并而成“文武二圣”了。同时，关公在民间的声望极高，《春秋》一书又是儒家的重要经书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关公为什么要夜读《春秋》或者关公是否真的曾经夜读《春秋》的问题，实质上是儒家为什么要让关公夜读《春秋》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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