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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犹太裔作家。本书写于1939－1940年，是作者回忆生平的记叙散文，其中插入了他所认识人物，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以及对时代的感受和看法。
茨威格的出生地——十九世纪的奥地利安逸平静，一切按照古老的传统有序而缓慢地运转，社会通过逐步的妥协来改善全民的福利。人们克勤克俭积累财富，在时间波浪的推动下一点点从摇篮走向坟墓。当时的首都维也纳文化艺术氛围非常浓郁，普通民众热衷于诗歌和戏剧更甚于政治和经济，当茨威格在学校中感受到无比沉闷的同时，却从校外的咖啡馆和剧院里面接受到了良好的文学艺术方面的熏陶，尽管不是事事如意，他依旧在一个年轻人最关键的学习阶段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大学毕业后，茨威格广泛地游历于巴黎、伦敦、意大利、荷兰、印度和美洲，结识各类文豪和艺术大师，同时开始创作和发表作品。在一战之前的40年中，欧洲各国在和平的大环境下，政治经济都得到了飞速发展，按照作者的说法，壮大起来的欧洲小国因为力量过剩，急于向曾经的友好邻居显示肌肉，战争的阴霾逐渐笼罩了整个欧洲。但对一向乐观的欧洲人民来说，对战争的忧虑犹如风中的蛛网稍纵即逝，人们相信世界会一如既往地和平和美丽下去。
1941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一声枪响，太平世界像一只土罐一样被击的粉碎。
也许是因为太平时代历时太久，人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一旦得到宣泄的出口就显得不可遏制。这种被弗洛伊德称之为“对时代的厌恶”的欲望，要求冲破被法律、文化约束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在很短的时间聚集起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亢奋情绪，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犯罪推波助澜。
在战前的动员中，人们被教育热爱自己的国家、仇恨敌对的国家。处于对政治家的信任和盲目的爱国热情，无数母亲送儿子上前线，无数妻子送丈夫上战场，那些毫无经验的新兵们，脖子上围着花环，钢盔上绕着橡树叶编成的桂冠，带着祖国必胜的信念，兴高采烈地奔向自己的葬身之地。
茨威格因为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所以立即洞悉了这些战争宣传的虚伪，他勇敢地承担起一个作家的责任：在一片相互攻讦的混乱中，发出自己理性的声音。他信守了自己的誓言：永远不写一句赞美战争或者诋毁别的国家的话。1971年，茨威格创作了反战诗剧《耶利米》，借助圣经故事表达了理性的悲观。
很快，他的预言得到了应验。1917年之后，同盟国在战争的重压下经济崩溃，奥匈帝国解体为奥地利和匈牙利，1918年德国投降一战结束。但是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中，美国代表威尔逊的和平主张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在法国的强烈要求下，《凡尔赛合约》加入了大量对德国极其苛刻的条款，造成德国马克疯狂贬值，引发德国民众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情绪，为希特勒攫取政权和二战的爆发埋下了火种。
战后的奥地利百业凋敝，物价飞涨，在最艰难的三年中，茨威格隐居萨尔茨堡专心创作。之后的1924－1933年是欧洲相对平静的时期，时局趋于稳定，经济开始复苏，作者继续游历了许多地方，甚至在1928年作为奥地利作家代表访问了社会主义的俄国，但是这次让他甚为期待的旅程看到的只是当局刻意伪装的假象。
没想到和平竟然是如此短暂。1933年德国发生国会纵火案，希特勒用慢慢试探、逐渐升级的战术，对道德上而后是军事上越来越孱弱的欧洲进行蚕食，而人们尚未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茨威格的书在德国遭到焚毁和查禁，1938年奥地利沦陷，他移民英国，二战正式爆发后又辗转流亡巴西。1942年，出于对精神家园欧洲的毁灭的痛心，茨威格和妻子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一个小镇服镇静剂自杀，结束了光辉和动荡的一生。
纵观全书，作者常常梦想成为世界共和国的居民，对全欧洲共同体命运一直满怀希望。然而经过两次大战，欧洲不但没有达成一直的共识，反而愈加四分五裂、互动刀兵。世界一体的愿望遥遥无期，民族主义却强势崛起，现在的人们呢难以想象，在1941年以前，世界属于所有人，每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根本没有护照这个东西！
另外，由于权威走下神坛，社会的信任感正在无限稀释，这是战争种下的恶果。正如作者所说：1939年，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走向前线但不再梦想当英雄，各国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愚蠢的政治当牺牲品，就是为了不可捉摸的险恶命运当牺牲品。
茨威格擅长刻画人物，语言非常丰富，一个很小的特点或者事物，他都能写出大段大段的精彩表述，人教版的教材中有多篇文章出自他的手笔，其中《成功的秘诀》（写罗丹）和《世间最美的坟墓》（写托尔斯泰）正是节选自这本《昨日的世界》。同时，本书的译者舒昌善同样功不可没，精彩的译笔让大师的作品在中文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换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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