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价值网络的中国机遇

本文转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82cf59430102xebs.html

 

互联网实现了信息专递，而区块链则实现了价值传递。反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区块链也因此被追捧为下一个数字时代的新动力。

 

作为一项创新的技术架构，有人将区块链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基础协议TCP/IP，而将基于区块链所形成的新互联网称为价值网络；也有人将区块链比作更为具体的SMTP协议，认为互联网实现了信息传递，而区块链则实现了价值传递。

 

反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区块链也因此被追捧为下一个数字时代的新动力。而凯文·凯利的启发式著作《失控》更是在1994年就通过一系列自然与人工的例证，构想出了一个分布式、自组织的高效人造系统，而这也恰好就是区块链所具有的特性。

 

 

在2016年8月的世界经济论坛（WEF）报告中，区块链被称为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因为区块链是作为支撑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架构在“中本聪”2008年的论文中首次被提出的，而在数字货币比特币中，区块链所实现的恰好是一种无中心记账人的记账功能。

 

传统生活中，诸如银行卡、支付宝、Paypal等电子现金的交易过程均由一个中心化的记账人来实现，它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支付公司，他们负责为用户维护所有的余额以及交易记录。而与此不同的是，区块链不需要任何中心化记账人，而是通过被称为共识机制的算法再结合一系列密码学与博弈论的巧妙设计，实现了透明化的共同记账，并确保账本数据库的一致性与准确性。

 

区块链或者说分布式账本技术以时间戳实现了时间序列的数据记录。每一笔交易数据都伴随着它们所产生的时间，被公开广播至分布式网络的各个节点。整个网络的节点通过共识机制算法在一段时间内生成一个被称为区块的数据单元。区块中不仅包含上一个区块生成之后这段时间内的所有交易数据，还包含上一个区块所独有的身份识别数据。这种以时间序列前后相连的结构即被称为区块链结构。

 

这也就意味着篡改历史记录的前提是将那以后的一系列记录都相应地更改，并且需要同时且持续地控制大部分网络节点以破解共识机制算法。而区块链密码学则使得这种行为从理论上变得无限困难，从而也从实际上消除了人们对数据的篡改动机。

 

区块链技术架构保证了数据的一致性、准确性与防篡改，构造出一个真实唯一的数据世界，就像同一份比特币不能被花费两次，区块链上的数据也因此具备了唯一性，因此人们开始广泛认可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所传递的不再是数据的复制品，而是真实、唯一、可信的价值。

 

这一种价值网络也正在全球范围内被探索和应用。基于比特币区块链向C端客户提供跨境汇兑服务的美国创业公司Circle，2016年7月获得了6000万美元投资，并将自己的服务集成入了iOS10的iMessage当中。而基于自有区块链架构向B端银行客户提供资金流转服务的Ripple则在9月获得了来自埃森哲风投、谷歌风投、渣打银行等总计5500万美元的投资。

 

传统中心化交易所纳斯达克也于2015年推出了面向私募股权交易的区块链交易平台Linq。起步于纽约及伦敦的创业公司R3CEV则更是联合了超过50家顶级跨国银行与金融机构，成立了最大的金融区块链联盟，力求创立适用于银行的全新分布式账本标准，并于2016年4月联合巴克莱银行发布了第一个产品Corda。全球最大的开源联盟Linux Foundation也成立了区块链项目Hyperledger，集合了来自于各行各业的81个成员为开发商用化区块链做出努力。硅谷创业公司21则一反比特币集成化挖矿的常态，于2015年下半年推出了小算力的比特币电脑，力图通过建立比特币微支付通道，实现存储空间、计算能力甚至电力等非实体资源的跨区域交易，21更是因此一举获得了来自高通等公司高达1.16亿美元的投资。

 

然而从一片繁荣的区块链热潮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茫茫欧美发达国家的区块链创业海洋中，中国企业的身影并不显著，同时相比于各行各业遍地开花的海外，中国的区块链虽然已经在比特币产业链上独占鳌头，但却鲜有其他行业类的应用落地，这也因此引发了关于中国市场是否适合区块链技术应用的质疑。

 

 

区块链诞生的背景，即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引发的市场对传统金融体制的普遍失望，于是强调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数字货币比特币应运而生。巧妙的设计，使得比特币成为了数字比特世界中第一种不需要依赖于现实世界的信用背书而独立存在的数字资产，而这一资产却和现实世界的事物一样具有真实性、唯一性保障。

 

就像每次社会动荡都能激起左翼思潮一样，这种不需要央行、不需要银行、甚至不需要任何中介存在并且全程匿名的数字资产也因其强烈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被追捧起来。就像中国的P2P热潮那样，比特币以及区块链也被全球的支持者以颠覆传统金融的旗号推上风口浪尖。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平台以太坊的去中心化信托项目The DAO甚至一举以1.5亿美金的募集规模成了人类史上金额最大的众筹案例。

 

然而也就像中国P2P最终暴露出了不良频发、欺诈横行的问题，纯匿名的比特币也一度成为犯罪洗钱的摇篮，而区块链智能合约项目“分布式自治组织”（DAO）也在黑客的攻击中被迫解散，并且由于分布式节点之间的分歧导致了以太坊区块链一分为二，以至于以太坊智能合约“代码即是法律”的口号引起了广泛的质疑。

 

可见，不论是在海外还是国内，不符合市场需求和社会行为准则的技术终究难以成长起来。也因此，即使在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我们所见到的区块链创业者们也都在不断强调自己在监管合规上的努力，不仅有类似Shocard这样基于区块链进行实名认证的尝试，甚至还衍生出了Skry这样专注于破除比特币匿名性以帮助执法机构进行反洗钱及犯罪行为分析的项目。

 

R3CEV更是大胆抛弃了类似于比特币、以太坊的共识机制，构造出一个更符合金融机构高性能交易需求的区块链结构。同样，不论是英格兰银行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各自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中都普遍肯定了区块链在价值转移便利性、安全性上的优势，但也强调了央行数字货币将以中心化的技术管理架构来实现，从而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这些新兴创业者、金融巨头以及政策制定者对区块链的信念来自于对市场环境、需求痛点的准确把握与预估，因此理解市场才是将价值网络落实为生产力的关键。

 

 

由于不同国家与地区市场环境各异，区块链在海外的发展模式并非完全适用于中国。不论是R3CEV在银行间交易市场的应用还是DAH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的实践，他们想解决的都是传统金融历史积累所形成的多中心低效协同问题。然而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起步较晚，金融体系并不存在太多历史遗留问题，基于国家信用的单一中心清算、交割、管理制度的效率远高于西方国家。以证券市场为例，中国普遍实行交易T+1制度，而欧美等国经过多年努力才实现了T+3。

 

也由于金融发展尚不完善，中国在央行调控层面所面临的问题也与英国、美国等并不相同。英美等发达国家由于作为电子货币的信用卡已经高度普及，信贷拆借与金融衍生品种类丰富，总体经济对现金及准现金的依赖程度较低（M1占比GDP较低），央行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也因此主要集中于利率调控上。而中国市场由于低信贷、高储蓄以及电子货币发行尚不完善，总体经济与M1相关性较高，因此市场对于针对货币发行量的调控则更为敏感。也因此，在利用区块链建立央行数字货币体系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诉求也不尽相同。

 

由于中国的市场传导机制尚不完善，政策调控又相对频繁，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通过区块链分布式账本的特性构建一个内部透明的高效传导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符合这一需求和发展趋势的区块链金融应用才是其在中国的机遇所在。

 

 

相较于服务全国的银行间市场、证券市场的成熟中心化高效监管，区域性金融的发展存在发展滞缓、定价混乱、监管缺位等问题，最终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不畅，市场流动性的毛细血管阻塞的现状。

 

第一家正式揭牌运营的区域性金融资产运营平台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于2010年成立。随后，天津、重庆、上海以及其他各主要省份也纷纷建立了诸如天金所、重金所、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前交所等各类区域性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区域性金融交易平台所交易的资产类型包括金融企业国有产权、不良金融资产、银行理财产品、股权投资基金权益、信托产品的募集和凭证、资产权益份额、非上市公司股权等。然而，到目前为止各类区域性金融资产交易机构的交易总额仅约3万亿元人民币，相比中国金融资产约150万亿元的总量，其影响效果仍然十分有限。

 

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结构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所承担的职能是为银行、券商之外大量非标准化资产进行撮合交易。在目前中国金融市场上，具有较好流动性的标准化资产仅占比不到20%，剩余流动性不足的金融资产静态规模约80万亿元人民币。可见区域性金融市场继续发展对于盘活市场，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成熟发展至关重要。

 

阻滞区域性金融市场发力的一大原因在于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当前金融资产交易机构监管部门为省市金融工作部门，而承担金融资产交易主体角色的银行、券商、信托等大型金融机构，却受到银监会和证监会的监管。各地方金融工作部门和银证两会在政策效力上的不对等和在合规性规定上的不统一使得监管存在冲突，创新受到阻碍，也自然影响了区域性市场发展的积极性。

 

2011年11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提出要对各类场外交易所进行整顿、清理、升级、改造。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中都提出要“稳步发展场外交易市场”，而金融资产交易所是场外交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对区域性金融市场进行梳理和完善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

 

于是，从市场发展规律来看，为了符合监管与合规上的统一以及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要求，区域性金融资产交易所也逐渐开始加速整合，从分裂走向统一。例如平安集团在取得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的全部股权后，又再次通过股权收购方式将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收入囊中，可以预见，大型金融集团很可能复制平安的模式，先以收购多家金融资产交易所股权的方式，使各金融资产交易所在保留各自牌照的基础上，共同被一家金融集团控制，再通过注资等方式提高金融资产交易平台规模，由此形成统一的金融资产交易市场。

 

 

相比于以早期自上而下的资本市场改革所建立起的高效中心化传统金融机制，中国区域性金融从地方化、分散化到集中化的自下而上过程则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而从分散化到集中化的过程也会面临西方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多中心协同问题，因此，以解决分布式环境下数据同步及价值转移问题为目的的区块链技术架构就找到了用武之地。

 

以平安集团旗下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与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为例，整合之后从区域性监管转向统一化监管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传统的中心化方式需要通过中心化清算与交割系统的接入而实现。而金融资产交易所的资产交易类型并不符合目前中登公司或者上海清算所的集中化处理要求，独立建立第三方中心化非标资产清算的成本又相当之高，且在区域化向统一化转型过程中仍然会面临监管权限混乱的问题。

 

因此使用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结构，各类监管方只需要作为监控节点接入区块链网络，不论是在重金所还是前交所产生的交易都会向该网络进行广播，并且区块链的可编程性还能够实现不同类型交易自动向各自对应的监管机构进行报送的功能。由于区块链的记录不可篡改、可追溯，监管机构对其进行审计追查都极其容易，监管方自身又不必承担繁重的清算交割工作，因为在区块链当中，交易的发生与广播就等于记账、清算与交割的同时完成。

 

区块链价值网络的特性还能够实现重金所与前交所之间流动性的互通，从而以流动性促进更为合理的资产定价。而仅对监管方、重金所、前交所内部开放的区块链联盟结构由于有着更强的互信基础，也完全能够效仿R3CEV那样通过取消类比特币的共识机制实现更高效率的交易需求。

 

 

区域性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强化和定价合理化实际上助推了ABS市场的完善。由于ABS的交易链条长且参与方较多，信息交互长期存在不对称与不透明，这严重阻碍了金融市场的价值传导。而参与各方若成为区块链价值网络上的各个节点，分享记账权利，实时同步数据，则直接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参与方内部透明的机制减少了中介成本，也因此能够吸引更多类型的资产以更低成本向证券化方向转移，从而激活更多流动性不足的非标准化资产。仅以传统渠道中涉及参与方最为繁杂的供应链金融市场为例，当前市场上就已有超10万亿元的规模，通过ABS激活的这部分流动性将更为直接地为实体产业注入活力。

 

从监管层面上，区块链的解决方案不仅减少了监管成本，还进一步增加了监管部门与政策制定者对于金融市场的观察深度。透过精确到秒的时间序列交易记录以及真实可信的数据结构，政策制定者将对中国金融市场有更为准确的把控。

 

 

从全球创业风向看，区块链应用的另一大领域则是跨境支付。因为当前传统银行的SWIFT体系是一个通过国际标准绑定多方信用的体系，一笔跨国转账往往需要涉及两到三个银行或其海外分支机构、国家清算系统、最终结算机构、外汇管理机构等，因此一笔转账往往需要3到7个工作日，并且可能需要支付高达7%的转账手续费。而区块链跨境汇兑则利用了区块链上的数字货币作为中介，仅需要最多1个小时（比特币达到6个区块确认的平均时间）即可完成转账。前文所提到的Ripple和Circle均使用了相似的原理。

 

然而，中国的外汇管制相对严格，加之2013年央行联合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与比特币相关的业务，使得这一项基于区块链数字货币作为中介的汇款方式在中国似乎毫无应用的可能。

 

而另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技术的成熟，国内中产消费需求增加，但本土化产品在质量与多样性方面难以满足其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跨境电商迅猛增长，2014年海淘人群达1800万，成交规模1400亿元，并预计到18年市场规模将达万亿级别。同时从2014年明确跨境电商监管框架到开放6+1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并免去了跨境电商渠道的关税、增值税以及消费税，再到2015年4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关于降低进口产品关税试点、税制改革和恢复增设口岸免税店的相关政策，都体现出明显的政策利好。而逐步减低关税也符合中国加入WTO所承诺的实践。

 

外汇作为跨境电商流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也受到了政策支持，2013年以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在上海、北京、重庆、浙江、深圳等5个地区开展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试点，2015年1月29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通知，网络购物单笔交易限额由等值1万美元提高至5万美元，放宽支付机构开立外汇备付金账户户数的限制。而对于中小型从业者居多的跨境电商行业，传统SWIFT体系的低效和高费用显然大大加重了其运营成本，区块链跨境支付能帮助从业者减少外汇成本，提高资金回笼效率。

 

同时，平台运营方与海外供货方双方通过将订单等相关信息作为交易附言嵌入不可篡改的区块链汇款交易中，不仅方便了关、检、汇、税等监管部门对记录的追踪审查需求，也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打开了透明窗口。海关、检疫等部门作为监管节点加入网络，将私钥签名后的产品通关信息、检疫报告写入区块链，消费者能够获得不可伪造的权威信息，对进口产品的真伪进行判断。

 

 

除了上述的需求环境，区块链在中国还有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从食品防伪溯源到慈善基金审计，从保险销售到彩票销售管理，都蕴含着中国市场特有的机遇。区块链作为一项技术架构，其价值在于服务于行业、解决市场需求的应用，因此从市场、政策端入手寻找符合区块链特性的方向才是其繁荣的重中之重。

 

中国的区块链创业既不应该盲目追随复制其在海外的成果，也不应该一味追求技术上的纯粹而泡沫化。就像互联网协议从军用网络向民用的转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改进，区块链也需要随着人们在各种环境、各个阶段的不同需求，进行相应的变化。既然作为价值网络的区块链已经在其技术价值上获得了广泛共识，那么就该在实践中寻找机遇，使之成为生产力提升的加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