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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明清史专家北大老同学何龄修研究员
白述礼
2018年3月24日上午，北京大学老同学何龄修之子何翔，发微信告知：我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五年同窗、同庚好友何龄修同学，于2018年3月21日凌晨1时30分病逝。享年86岁。
何翔告知：“白叔叔，您好。我父亲3月21日晨1时30分去世，告别式昨天（23日）办完。”
我为失去一位北京大学同班、同庚、始终善待我特别真诚的好友而悲伤，更为中国明清史学界失去一 位造诣颇深、德高望重、秉笔直书、敢于直言的正直 的学者而悲痛！
何龄修研究员 （1933.11.30.-2018.3.21.）
2018年3月22日上午，习 近 平总书记对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何龄修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对家属表示慰问。习 近 平总书记对何龄修同志逝世的哀悼、对家属的慰问，是对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何龄修研究员为国家学术发展贡献一生的充分肯定，也是党和国家、习总书记本人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和真诚关怀。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京清副院长和刚上任第一天的谢伏瞻院长，在得知习总书记对何龄修同志逝世哀悼、对家属慰问以后，立即批示社科院办公厅派专人向何龄修家属转达习总书记的哀悼和和慰问之意。
何龄修、王礼智伉俪
何龄修研究员
何龄修 白述礼 杨大业合影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1998.5.1
何龄修 白述礼老同学见面留影2003年春
3月23日上午十时，在八宝山公墓举行简单的何龄修同志遗体送别仪式。何龄修研究员夫人王礼智女士、子何翔，亲属、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组织部陈希（部长）等单位和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人事局、历史所、清史室、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科学出版社等高校和学术单位、以及同事、好友、老同学、学生等，送了花圈或参加送别仪式。我们北大历史学系53级留京有13位老同学，都已八九十岁，多半年老体衰多病，不便出门，唯有84岁高龄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杨大业同学赶赴八宝山，向老同学、好友何龄修遗体鞠躬送别，在何龄修遗体告别仪式签名簿上签名——我们北大历史学系53级各地健在老同学唯一代表的名字。
何龄修同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清史室研究员。他与我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53级五年同班同学、好友。我们1953年入北大，1958年毕业。在北大聚首五年读书的其间，我们关系甚好。我们二人是同庚，都是1933年出生，都属鸡。何龄修大不了我几天，何龄修1933年11月30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我1933年12月13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何龄修仅仅大我13天。但他始终从感情上以大哥哥对待弟弟一样对待我、关心我。何龄修同学敦厚老实，性格直爽，心地善良，待人和气。毕业后，自八十年代初开始，老同学何龄修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书信、电话不断。我到北京曾多次拜访过他，包括他在中国社科院办公楼二楼单间住房的家和现在华威西里的家。2003年春，北京二中老同学聚会，我约黑龙江大学老同学饶良伦教授进京相聚，何龄修主动安排我住在距离二中相对比较近的华威西里他的家里，我受到他们夫妇热情款待。我们长时间畅叙五年燕园同学情谊。何龄修同学长期患帕金森病，2003年在北京他家里，当时我就发现他的手，已经开始出现发抖、震颤，好像就是帕金森病的初期症状。
何龄修同学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邓广铭、商鸿逵、许大龄、袁良义等先生。1958年—199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明清史，先后评为助研、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2年起，何龄修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7月，何龄修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就是中国社科院院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何龄修退休后，应邀参加编刊《四库禁毁书丛刊》。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53级老同学回母校聚会合影 1998年5月1日
他研究清史，较钟情于南明史、清文艺史、清史学史。 明清史学，学术研究，硕果累累。代表作有《<柳如是别传>读后》、《李之椿案与复明运动》、《明清的隔壁戏》、《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读顾诚<南明史>》、《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孟森史学记》、《清初复明运动》等。
2013年11月30日，何龄修研究员满八十周岁，欣开九秩，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室《清史论丛》专门为何龄修研究员编辑出版了《何龄修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清史论丛（2014年号）》，以示纪念。
2008年12月，拙著《大明庆靖王朱栴》一书出版，明清史专家何龄修老同学特意专门挥毫为我撰写了序言。何龄修同学在序言中，特别深情地写道：
“宁夏大学历史系教授述礼学兄新作《大明庆靖王朱栴》一书，千里征序，嘱语殷殷。与述礼同窗同庚，聚首五载，关系亲密，感情契合。”“述礼的攀登精神，老而弥笃，我是自愧不如的。”“明朝的宗藩是明史研究上一个大课题、一个严重的问题。”“今读述礼教授《大明庆靖王朱栴》书稿，以开藩宁夏庆王事迹第一庆王为主，以后续诸王事迹为次，撰成一书。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之功，明显可见。”“述礼是陕西人，当今的陕西与宁夏在明代同属陕西行省，在地理上有紧密的渊源。述礼从青年时代到宁夏踏上工作岗位，大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把聪明才智都贡献给这片土地的建设。他对宁夏有深厚的感情。宁夏地方史课题的研究，是他这种感情的集中表现，只要他的健康条件允许，他的这种研究是不会停步的。我祝贺他不断取得成功。”
2004年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彦弘博士，在《记何龄修先生》一文的《题外的话》中曾经写道：“我总觉得，何先生是一位不大计较名利得失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正直的学者，在中国社科院这样的单位，这样的学者尤不多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53级（1953-1958 )毕业师生合影
前排左起：李炎贤、刘勋、林华国、吴宗国、戴尔俭、张仁忠、孙国璋、
王振海、杨世铎、白述礼、严文明、黄时鉴、饶良伦、丁建弘、杨讷、朱承思、何龄修、杨大业
二排左起：张寄谦、田余庆、宿白、杨人楩(缺杨人楩夫人张蓉初教授）、夏自强、阎文儒、许师谦、周一良、邵循正、邓广铭、熊伟、洛赫夫人、洛赫、翦伯赞、齐思和、张政琅、陈芳芝、商鸿逵
三排左起：戴静华、秦声德、任嘉禾、王鸿武、王才忠、王先恒、李志卿、贾洲杰、达 赖、齐洛夫、石德翰、亚诺斯、郭根锡、李宗和、许大龄、陈庆华、周雅格、袁越芳、梁太济、陈仲夫、顾霭如
四排左起：杨锡璋、李庆淦、朱桂昌、薛宗正、杨式挺、白瑢基、周南京、张先翱、邹志正、郑家馨、罗正清、纪仲庆、马耀圻、徐秉铎、杨立文、顾雪渔、杨弘、曹钧、蔡尔轨(现名蔡葵）、郑兆祥、陈唯声、董为奋、郝斌、张世俊、林正龙。（缺:萧曼、王永茂、张伯伦）
我发现，知乎网上还有一篇2018年4月29日发表的自称“”后生小子”应该是一位青年学者、署名“作者：Novachin”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何龄修先生逝世，如何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原文：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何龄修先生逝世）的文章，专就何龄修研究员在2016年，84岁高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清初复明运动》一书为例，对著名明清史专家何龄修研究员的治学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虽然我不知道这位“后生”青年学者的姓名，但从文中感觉青年学者对何龄修研究员作为著名明清史研究的老专家，怀着特别尊敬的感情，文章也相当专业，值得一读。今录于后：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何龄修先生逝世，如何评价他的学术成就？
作者：Novachin-NKU明史专业在读
后生小子，不敢妄评何老学术成就。只是新近读过他的新著《清初复明运动》，有些感想，觉得也能借此看出何老的治学特色。
此书由多篇谈论清初复明运动和明清之际史事的论文组成。初读时觉得何老有老派学者的文风，如目前史界已不太常用的‘阶级意识、’‘民族斗争’之类的词语仍充盈于字里行间。而且这些文章基本是纯粹的考据，理论色彩比较单薄。在“新史学”的潮流里浸润久了，难免对这些特征都不太适应。但静下心来之后，阅读随即渐入佳境，感到作者的考据功夫确实精深：
第一个特征是史料占有面极广。这在检索工具已经高度发达的当代，只要认真、细致就不难做到，但何老自称不会用电脑，那么其平时的阅读量肯定是相当惊人的。凭借这个功夫，作者先后将一系列在正史中语焉不详或绝口不提、化为碎片分散在无数材料中的民间秘密抗清运动的案件重新从史海中钩沉而出，又在《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系列文章中将明末著名文臣史可法幕府中的一百多位成员信息一一爬梳清楚。要知道，江北史可法幕府的存在时间不到一年，幕府成员流动性很大，且时间长短也不固定，留在史籍中的相关信息不过吉光片羽。而作者凭借自己掌握的丰富材料，将正史、野史、文集、地方志等材料全部打通，广为撒网，居然奇迹般地找出一百多人，并以最大的严谨态度确定他们的名字、籍贯、事迹与结局，不轻易定论。日后如有新发现，便立即再写文章补正，这样的治学态度令人尊敬。正是由于何老的努力，我们才能知晓当年的史可法幕府竟然汇聚了这样多来自大江南北的各路人才，其中不乏精明强干、才华横溢、热诚坦荡、忠贯日月之辈。惜金瓯已缺，大厦倾倒，幕府人才济济而无济于事，令人喟叹。
何老考据的第二个特征是能根据有限材料与各种线索去伪存真，《太子慈烺和北南太子案》系列文章特别予以体现。众所周知，明清之际的考据之所以难做，是因为在秩序、思想、舆论均严重混乱的年代，诸书各有立场、各有根据、众说纷纭，治史者如无高卓的判断力以及对各种史料的通盘掌握，很容易被史料牵着鼻子走，导致观点陈陈相因。北南太子案分别是清初与南明弘光朝的重要政治事件，所谓太子真伪一向莫辨。何老则以孟森先生的观点为基础，对史料拣选上删繁就简，确定哪些信息对澄清事实极为关键，哪些信息貌似重要实则冗杂无用，谁的言论因何种原因而是否可信等等，综合了时、地、势、人等多种要素，进一步确定北太子为真，南太子为伪，还顺带梳理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我认为这个疑团通过两代学者的努力已基本被破解。无论当代的历史学与其它学科融合、 对接 到了什么程度，无论它从发明或借鉴了 多少精妙无比、天花乱坠的理论，严谨的史实考证仍是史学研究不可避免的重要一环，种种历史疑案在史学家们的努力下得以真相大白，也焕发着历史学永恒的魅力。
又，何老在书中以大段篇幅对抗清人士褒奖备至，起初我认为这可能不过是从革命话语和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走来的学者的某种习惯性表达，这类‘套话’看多了反而令人生厌。但慢慢感到，如果作者不是语出真心，是不会花费这么大功夫先后撰写一系列旨在钩沉秘密抗清人士事迹的考据文章了，更不会劳心苦神先后对《史可法幕府人物》一文一写二改三补的。如果仅仅将其归因于学者的职业责任感，不免忽略了情怀对学术研究的推动力。历史研究不能无‘心’，不能没有‘人情味’，无论在什么时候、在哪个领域，有情怀的学者都令人肃然起敬。
最后想说，何老 在书中对无把握之处绝不妄断。如有缺误，有机会定然指出，表达惭愧之意，其语言之直白令人惊讶。我想，何老在生活中大概正是一位坦诚可爱的老先生吧。已读其文，欲识其人，惜前辈作古，已成先贤，不胜痛哉。
2018年5月5日于宁夏大学学仕园
白述礼教授邮箱：
1、baiwyl@126.com
2、baishuli@nx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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