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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段经济学内容之前，先举出几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观点和问题：
1.安全带减少了每次车祸的死亡人数，但却增加了车祸的次数。净结果是司机死亡人数变动很小，而行人死亡人数增加了。
2.设想你对看一场新放映的电影的评价是10美元。你用7美元买了一张票，但在进电影院之前，你丢了票。你应该再买一张吗？或者你应该马上回家并拒绝花14美元看电影？回答是你应该再买一张票。
3.为什么好木匠赚的钱只比一般木匠多一些，好的管道工赚的钱只比一般管道工多一些，但是明星赚的钱比一般的演员却多了几十倍，几百倍？
4.贫困家庭比一般人更可能经历无家可归、毒品依赖、家庭暴力、健康问题、未婚少女怀孕、文盲、失业和教育程度低。贫困家庭成员更可能犯罪，也更可能成为犯罪的牺牲品。虽然很难把贫困的原因与结果分开，但毫无疑问，贫困与各种经济和社会病症相关。政府如何支配收上来的税来减少贫穷？
5.为什么现在的我是穷的？
6.正规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年龄和工作特性，虽然所有这些可衡量的变量正如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影响工人的工资，但在我们的经济中它们只能解释工资变动的不足一半。由于无法解释的工资变动如此之大，所以一些被忽略的变量，包括能力、努力和机遇，应该起着一种重要作用。
7.漂亮的收益
调查发现，更有吸引力的人平均比相貌平常的人收入高5%。那些相貌平常的人比那些被认为比一般人吸力小的人收入高5%－10%。对男人和女人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8.一条命值多少钱？你可能得出结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毕竟，无论给你多少钱，你也不会自愿地放弃你的生命或你所爱的人的生命。这个回答其实对于现实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我们就应该在每一个街角处都安上红绿灯。评价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较好方法是，观察要给一个人多少钱他才自愿从事有生命危险的工作。
9.清新的空气和清洁的水是什么价格？你可能觉得这个是基本人权，不应该因经济考虑而贬低。很少有人愿意为了使环境尽可能清洁而接受营养不良、医疗保健缺乏成拥挤的住房。这就是说与为了得到它们而必须放弃的东西相比，完全消除污染是不可能的。于是，好的环境其实是一种奢侈品。
10.用于广告的资源是不是一种社会浪费？品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经济学并不是钱不钱，它实际上是人们的生存的问题，生存决策。
为了把这一基本问题尽量简化，我们先谈鲁滨逊漂流到荒岛时面对的问题。一开始他什么都想要。他被雨淋透、冷得发抖、饥渴交加。他需要饮用水、食物、躲雨的地方、防野兽的武器、火、睡觉的窝。他不可能一下子满足所有这些需要，毕竟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或资源都很有限。他必须先立即解决自己最需要的。比方说，极度焦渴最难耐，于是他在沙地上挖坑收集雨水，或者做个简陋的容器蓄水。等到有了少量的水，紧接着必须去找吃的，改善水源则是以后的事。他或许想去抓鱼，为此，他需要鱼钩鱼线，或渔网，而且必须事先准备好这些工具。但是不管他在做什么事，做这个就做不了那个，他只能把不那么急迫的事挪到以后再说。他得时时考虑把时间和力气用在做哪些事情上。
在电影《海角一乐园》中，荒岛上的那家人比较容易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虽然有更多张嘴巴要吃饭，却也多了几个帮手。他们可以分工作业，例如父亲打猎，母亲准备餐饭，孩子们拾柴火。但即使在这个家庭里，也不能不顾事情的轻重缓急而让某位成员一直做同一件事。当孩子们已经拾了一堆柴火之后，其中一个孩子可能被派去担水，因为柴火拾多了也用不了。这户人家也得时时考虑要把力气用在哪里，而如果他们有幸拥有猎枪、渔具、船、斧头、锯子的话，更得要考虑劳力和资本用在什么地方。要是拾柴火的小孩抱怨说，哥哥要是不去抓鱼而去帮他拾柴火，他们会拾得更多，这种话一定会被家人戏虐为蠢话。从上面单独一人或单独一家人的故事，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某项工作做多了，一定会牺牲其他所有的工作。这类浅析有时被讥讽为“鲁滨逊经济学”。
成本（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
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为了得到这种东西所放弃的其他东西。你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用于学习经济学；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用于学习心理学；也可以把时间分配在这两个学科上。你把某一个小时用于学习一门课时，就必须放弃本来可以学习另一门课的一小时。而且，对于你用于学习一门课的每一个小时，你都要放弃本来可用于睡眠、骑车、看电视或打工赚点零花钱的时间。
边际利益和边际成本
假设一架有2 0 0个座位的飞机横越国内飞行一次，航空公司的成本是1 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座位的平均成本是1 0万美元/ 2 0 0，即5 0 0美元。马上就会有人得出结论：航空公司的票价决不应该低于5 0 0美元。但实际上，航空公司可以通过考虑边际量而增加利润。设想一架飞机即将起飞时仍有1 0个空位，而在登机口等退票的乘客愿意支付3 0 0美元买一张票。航空公司应该卖给他票吗？当然应该。如果飞机有空位，多增加一位乘客的成本是微乎其微的。虽然一位乘客飞行的平均成本是5 0 0美元，但边际成本仅仅是这位额外的乘客将免费消费的一包花生米和一罐软饮料的成本而已。只要等退票的乘客所支付的钱大于边际成本，卖给他机票就是有利可图的。正如这些例子所说明的，个人和企业通过考虑边际量，将会做出更好的决策。而且，只有一种行动的边际利益大于边际成本，一个理性决策者才会采取这项行动。
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安全带的法律如何影响汽车安全呢？直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一个人系上安全带时，重大车祸发生时存活的概率提高了。但是，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因为这项法律还通过改变激励而影响了行为。相关的行为是司机开车时的速度和谨慎程度。缓慢而谨慎地开车是有代价的，因为这要耗费司机的时间和精力。安全带降低了司机的车祸代价，因为它们减少了伤亡的概率。换言之，安全带减少了缓慢而谨慎地开车的利益。人们对安全带的反应和对道路状况改善的反应一样—更快更放肆地开车。这样，安全带法律最终的结果是更多的车祸次数。安全开车程度的下降对行人显然有不利的影响，他们更可能发现自己遇上了车祸，但（与司机不同）没有得到增加的保护的利益。
价格歧视
许多电影院对儿童和老年人收取的价格低于其他观众。在竞争市场上很难解释这个事实。在竞争市场上，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为儿童和老年人提供一个座位的边际成本与为其他人提供一个座位的边际成本相同。但如果电影院有某种地区性垄断力量，而且，如果儿童与老年人对电影票的支付意愿低，就很容易解释这个事实了。在这种情况下，电影院通过价格歧视增加了利润。
飞机上的座位以许多不同价格出售。许多航空公司对周六停留一个晚上的两个城市间的往返票收取低价格。乍一看这有点令人费解。为什么乘客是否周六停留一个晚上与航空公司有关呢？原因是这条规定是区分公务乘客和个人乘客的一种方法。公务乘客支付意愿高，而且很可能不想周六停留一晚上。与此相比，出于个人原因旅行的乘客支付意愿低，并更愿意周六停留一晚。因此，航空公司可以通过对周六停留一晚上的乘客收取低价格而成功地实行价格歧视。
沉没成本
在你的生活中或许有时有人会对你说“覆水难收”，或者“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这些谚语含有理性决策的深刻真理。经济学家说，当成本已经发生而且无法收回时，这种成本是沉没成本。一旦成本沉没了，它就不再是机会成本了。因为对沉没成本无所作为，当你作出包括经营战略在内的各种社会生活决策时可以不考虑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的无关性解释了实现企业是如何决策的。例如，在80年代初，许多最大的航空公司有大量亏损。美洲航空公司1992年报告的亏损为4.75亿美元，三角航空公司亏损5.65亿美元，而美国航空公司亏损6.01亿美元。但是，尽管有亏损，这些航空公司继续出售机票并运送乘客。乍一看，这种决策似乎让人惊讶：如果航空公司飞机飞行要亏损，为什么航空公司的老板不干脆停止他们的经营呢？
为了理解这种行为，我们必须认识到，航空公司的许多成本在短期中是沉没成本。如果一个航空公司买了一架飞机而且不能转卖，那么，飞机的成本就沉没了。飞行的机会成本只包括燃料的成本和机务人员的工资。只要飞行的总收益大于这些可变成本，航空公司就应该继续经营。而且，事实上它们也是这样做的。
沉没成本的无关性对个人决策也是重要的。例如，设想你对看一场新放映的电影的评价是10美元。你用7美元买了一张票，但在进电影院之前，你丢了票。你应该再买一张吗？或者你应该马上回家并拒绝花14美元看电影？回答是你应该再买一张票。看电影的利益（10美元）仍然大于机会成本。（第二张票的7美元）。你为丢了的那张票付的7美元是沉没成本。覆水难收，不要为此而懊恼。
政府税收
乍一看，市场经济的成功是一个谜。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一个人追求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自由市场包括大量物品与劳务的许多买者与卖者，而所有人都主要关心自己的福利。尽管是分散的决策和千百万利己的决策者，但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以一种促进普遍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方面非常成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在他1 7 7 6年出版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全部经济学中最有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并导致了合意的市场结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释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施展它的魔力。当你学习经济学时就会知道，价格就是看不见的手用来指引经济活动的工具。价格既反映了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也反映了生产该物品的社会成本。由于家庭和企业在决定购买什么和卖出什么时关注价格，所以，他们就不知不觉地考虑到了他们行动的社会收益与成本。结果，价格指引这些个别决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了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
为什么税收对资源配置有不利的影响：税收扭曲了价格，也因此扭曲了家庭和企业的决策。这个推论还解释了租金控制这类直接控制价格的政策所引起的更大伤害。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在管理经济时把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缚起来了。
税收引起的无谓损失
税收影响人们作出决策。税收的无谓损失是纳税人经济福利的减少大于政府增加的收入量。无谓损失是当人们根据税收激励，而不是根据他们买卖的物品与劳务的真实成本与收益配置资源时税收引起的无效率。
我们考虑一个例子。假设乔对一个比萨饼的评价是8美元，而珍尼对它的评价是6美元。如果没有比萨饼税，比萨饼的价格将反映制造它的成本。让我们假设，比萨饼的价格是5美元，因此，乔和珍尼都选择买一块。两个人都得到了超过支付量的价值的剩余。乔得到消费者剩余3美元，而珍尼得到了消费者剩余1美元。总剩余是4美元。
现在假设政府对比萨饼征收2美元的税，比萨饼的价格上升到7美元。乔仍然买一块比萨饼，但现在他的消费者剩余只有1美元。珍尼现在决定不买比萨饼，因为比萨饼的价格高于她的评价。政府从乔的比萨饼上得到2美元税收收入。消费者总剩余减少了3美元（从4美元减少为1美元）。由于总剩余的减少大于税收收入，税收有无谓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无谓损失是1美元。
要注意的是，无谓损失并不是来自乔，即纳税的人，而是来自珍尼，即没有纳税的人。乔的剩余减少2美元正好抵消了政府得到的收入量。无谓损失的产生是由于税收使珍尼改变了她的行为。当税收提高了比萨饼的价格时，珍尼的状况变坏了，但并没有相抵消的政府收入。珍尼福利的这种减少是税收的无谓损失。
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第一, 我们的分析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是，在世界上有时竞争是极不完全的。在一些市场上，只有一个买者或卖者（或一小群买者或卖者) 可以控制市场价格。这种影响价格的能力被称为市场势力。市场势力。可以使市场无效率，因为它会使价格和数量背离供求均衡。
第二，我们的分析假设，市场结果只与买者和卖者相关。但在世界上，买者和卖者的决策有时影响那些根本个参与市场的人；污染是影响不参与市场的人的市场结果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负作用称为外部性，它使市场福利还要取决于买者评价和卖者成本之外的其他因素。由于买者与卖者在决定消费和生产时并没有考虑这种负作用，所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市场均衡可能是尤效率的。
市场势力和外部性是被称为市场失灵的普遍现象的例于——市场失灵是一些不受管制的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当市场失灵时，公共政策就有潜力解决这些问题并增加经济福利。微观经济学家耗费许多精力去研究什么时候会发生市场失灵，以及哪种政策能最好地纠正市场失灵。当你继续学习经济学时，你将会看到，这里所提出的福利经济学的工具也很容易适用于那种努力．
尽管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但这个规律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政府干预经济的原因有两类：促进效率和促进平等。这就是说，大多数政策的目标不是把经济蛋糕做大，就是改变蛋糕的分割。尽管看不见的手通常会使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经济学家用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 ）这个术语来指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市场失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市场失灵：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外部性（e x t e r n a l i t y）是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例如，外部成本的典型例子是污染。市场失灵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市场势力，市场势力（market power）是指一个人（或一小群人）不适当地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例如，假设镇里的每个人都需要水，但只有一口井，这口井的所有者并不受残酷竞争的限制，而正常情况下，看不见的手正是以这种竞争来制约个人的私利。在存在外部性或市场势力的情况下，设计良好的公共政策可以提高经济效率。看不见的手也不能确保公平地分配经济成果。市场经济根据人们生产其他人愿意买的东西的能力来给予报酬。世界上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赚的钱比世界上最优秀的棋手多，只是因为人们愿意为看篮球比赛比看象棋比赛付更多的钱。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保证每个人都有充足的食品、体面的衣服和充分的医疗。许多公共政策，例如所得税和福利制度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更平等的经济福利分配。
我们说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并不意味着它总能这样。公共政策并不是天使制定的，而是由极不完善的政治程序制定的。有时所设计的政策只是为了有利于政治上有权势的人；有时政策由动机良好但信息不充分的领导人制定。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你判断什么时候一项政府政策适用于促进效率与公正，而什么时候不行。
共有资源
当我们的故事开始时，大部分时间羊在镇周围土地的草场上吃草，这块地被称为镇共有地。没有一个家庭拥有土地。相反，镇里的居民集体拥有这块土地，所有的居民被允许在这块地的草场上放羊。集体所有权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土地很大。只要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有良好草场的土地，镇共有地就不是一种竞争性物品，而且，允许居民在草场上免费放羊也没有引起问题。镇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时光流逝，镇上的人口在增加，镇共有地草场上的羊也在增加。由于羊的数量日益增加而土地是固定的，土地开始失去自我养护的能力。最后，土地变得寸草不生。由于共有地上没有草，养羊不可能了，而且，该镇曾经繁荣的羊毛业也消失了。许多家庭失去了生活的来源。
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悲剧？为什么牧羊人让羊繁殖得如此之多。以至于毁坏了镇的共有地呢？原因是社会与私人激励不同。避免草地破坏依靠牧羊人的集体行动。如果牧羊人可以共同行动，他们就应该使羊群繁殖减少到共有地可以承受的规模。但没有一个家庭有减少自己羊群规模的激励，因为每家的羊群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
实际上，共有地悲剧的产生是因为外部性。当一个家庭的羊群在共有地上吃草时，它降低了其他家庭可以得到的土地质量。由于人们在决定自己有多少羊时并不考虑这种负外部性，结果羊的数量过多。
如果预见到了这种悲剧，镇里可以用各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控制每个家庭羊群的数量，通过对羊征税把外部性内在化，或者拍卖有限量的牧羊许可证。这就是说，中世纪小镇可以用现代社会解决污染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放牧过度的问题。
但是，土地的这个例子还有一种较简单的解决方法。该镇可以把土地分给各个家庭。每个家庭都可以把自己的一块地用栅栏圈起来，并使之免于过分放牧。用这种方法，土地就成为私人物品而不是共有资源。在17世纪英国圈地运动时期实际就出现了这种结果。
共有地悲剧是一个有一般性结论的故事：当一个人用共有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政府可以通过管制或税收减少共有资源的使用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政府有时也可以把共有资源变为私人物品。
数千年前人们就知道这个结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土多德就指出了共有资源的问题：“许多人共有的东西总是被关心最少的，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
超级明星现象
虽然大多数演员赚得很少，而且还不得不从事侍者这样的工作来养家糊口，但演员金?凯利(Jim Carrey) 1995年赚了2900万美元。同样，当大部分人把打篮球作为消遣不拿一分钱时，为洛杉矶湖人队打球的沙奎里?奥尼尔(Shaquille O’Neal)每年的薪水为1700万美元。金?凯利和沙奎里?奥尼尔在他们的领域中是超级明星，他们极受公众关注就反映在天文数字般的收入上。
为什么金?凯利和沙奎里?奥尼尔赚的钱这么多呢？在一些职业内存在收入差距并不奇怪。好木匠赚的钱比一般木匠多，好的管道工赚的钱比一般管道工多。人们的能力与努力程度不同，这些差别引起收入差别。但最好的木匠和管道工没有像演员和运动员中常见的那样赚到几百万美元。用什么来解释这种差别呢？
为了解释金?凯利和沙奎里?奥尼尔的巨额收入，我们必须考察他们出卖自己劳务的市场的特征。超级明星产生在有两个特点的市场上：
◎市场上每位顾客都想享受最优生产者提供的物品。
◎使最优生产者以低成本向每位顾客提供物品成为可能的是生产这种物品所用的技术。
如果金?凯利是最风趣的演员，那么，每个人都想看他的下一部影片；看两遍风趣性只有凯利一半的演员的电影也不如看凯利的一部。此外，每个人都享受金?凯利的喜剧也是可能的。因为生产一部电影的拷贝是很容易的，金?凯利可以同时向数百万人提供他的服务。同样，由于湖人队的比赛在电视上播出，几百万球迷可以享受沙奎里?奥尼尔精湛的球艺。
现在我们可以说明，为什么不存在超级明星木匠与管道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喜欢雇佣最好的木匠，但与一个电影演员不同，一个木匠只能为有限的顾客提供他的劳务。虽然最好的木匠也能得到比一般木匠高一些的收入，但普通木匠也仍能过上好日子。
政府对贫穷的政策
功利主义
政府的正确目标是使社会每一个人的效用总和最大化。一个穷人额外一美元收入给这个人所带来的额外效用大于富人额外一美元带来的效用看来是合理的。换句话说，随着一个人收入增加，从增加的一美元收入中得到的额外福利是减少的。这个似乎有道理的假设与功利主义者总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一起，意味着政府应该努力达到更平等的收入分配。
这种功利主义者的观点似乎意味着，收入高的人支付高税收，而收入低的人得到收入转移。但税收扭曲了激励，并引起无谓损失。如果政府通过高所得税和减少转移支付拿走了一个人可以赚到的额外收入，皮特和保罗勤奋工作的激励都变小了。当他们工作减少时，社会收入减少了，总效用也减少了。功利主义的政府必须使更大平等的好处与扭曲激励的损失平衡。因此，为了使总效用最大化，政府不能使社会完全平等。
一个有名的寓言说明了功利主义者的逻辑。设想皮特和保罗是在沙漠上不同地方的饥渴旅行者。皮特的绿洲有许多水；保罗的地方水很少。如果政府可以无成本地把一个绿洲的水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就可以通过使两个地方的水量平等化而使水带来的总效用最大化。但假设政府只有一个漏水的桶。当它把水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时，运输中有一些水损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的政府仍然努力把水从皮特那里运到保罗那里，但这还要取决于保罗的饥渴程度和漏多少水。然而，在只有一只漏水的桶时，功利主义的政府并不想达到完全平等。
自由主义
设想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出生之前，我们到一起开会设计统治社会的规则。这时我们对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终点将如何结束都一无所知。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结果是在收入分配的最上层、最下层还是中间层，他会认为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是公正的。罗尔斯认为，处于原始状态下的人会特别关注处于收入分配最低层的可能性。因此，在设计公共政策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社会中最差的人的福利。这就是说，不是像功利主义者所主张的使每个人效用的总和最大化，罗尔斯要使最小效用最大化。罗尔斯的规则被称为最大化标准。
由于最大化标准强调的是社会上最不幸的人，所以，它证明了旨在使收入分配平等化的公共政策是正确的。通过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社会增进了最不幸者的福利。但是，最大化标准并不会导致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如果政府努力使收入完全平等化，人们就没有勤奋工作的激励，社会的总收入将大大减少，而且，最不幸者的状况肯定会更恶化。因此，最大化标准仍然允许收入不对称，因为这种不对称可以增强激励，从而提高社会帮助穷人的能力。然而，由于罗尔斯的哲学只重视最不幸的社会成员，所以它要求的收入再分配比功利主义者更多。
罗尔斯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但他提出的思想试验非常引人注目。特别是这种思想试验使我们把收入再分配作为社会保险的一种形式。选择向富人征税以补助穷人的政策时，我们就为自己成为穷人家庭成员的可能性进行了保险。由于人们不喜欢风险，所以我们应该为自己出生在一个给我们提供了保险的社会而感到庆幸。
自由意志主义
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强调个人的权利，以确保每个人有同样使用自己才能并获得成功的机会。一旦建立了这些游戏规则，政府就没有理由改变所引起的收入分配。
当收入分配是以不公正手段达到的时候，例如，当一个人偷了另一个人的东西时，政府有权力也有义务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只要决定收入分配的过程是公正的，所引起的分配无论如何不平等都是公正的。
贫穷的顽症
贫困是一种影响所有人口集团的经济病症。虽然经济增长增加了一般家庭的收入，但不平等的增长使最穷的家庭没有分享到经济繁荣的果实。
正如我们刚刚说明的，政治哲学家对政府在改变收入分配中应该起什么作用有各种观点。大部分选民中的政治争论反映了类似的分歧。尽管这些争论仍在继续，但大多数人认为，起码政府应该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根据一个广为人知的比喻，政府应该提供一个“安全网”，以使任何一个公民免于陷入极度贫困。
贫困是决策者面临的一个最困难问题。贫困家庭比一般人更可能经历无家可归、毒品依赖、家庭暴力、健康问题、未婚少女怀孕、文盲、失业和教育程度低。贫困家庭成员更可能犯罪，也更可能成为犯罪的牺牲品。虽然很难把贫困的原因与结果分开，但毫无疑问，贫困与各种经济和社会病症相关。假设你是一个政府决策者，你的目标是减少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数。你应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我们这里考虑一些你会考虑的政策选择。正如你将看到的，虽然这每一种选择都会帮助一些人脱贫，但没有一种选择是完美的，要确定哪一种选择最好并不容易。
经济的收入如何分配，并讨论了在解释所衡量的不平等时遇到的问题。我们现在转向政策问题：政府对经济不平等应该做些什么？
最低工资法
规定雇主支付给工人的最低工资总是争论的来源。支持者把最低工资作为帮助工作的穷人而政府又不用花钱的一种方法。批评者把最低工资看成是对它想帮助的人的一种伤害。
对那些技能水平低和经验不足的工人来说，高的最低工资迫使工资高于供求平衡的水平。因此它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成本，并减少了这些企业需求的劳动量。结果是受最低工资影响的这些工人集团的高失业。虽然那些仍然就业的工人从较高工资中受益，但那些原本在较低工资时能就业的工人状况变坏了。
这些影响的大小关键取决于需求弹性。支持高水平最低工资的人认为，不熟练劳动的需求是较为缺乏弹性的，因此，高水平最低工资所减少的就业是微不足道的。批评最低工资的人认为，劳动需求较为富有弹性，特别是在企业可以更充分地调整就业与生产的长期中更是如此。他们还注意到，许多最低工资工人是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少年，因此，高水平最低工资作为帮助穷人的一种政策并没有完全达到目标。
福利
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一种方法是政府补贴他们的收入。政府这样做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福利制度。福利是包括多种政府计划的一个广义术语。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贴(AFDC)是一项帮助有子女但没有养家的成年人家庭的计划。在一个典型的AFDC家庭中，没有父亲，而母亲在家抚养小孩。（在1996年的福利改革方案中，AFDC计划开始出现重大变动，相应的新闻摘录中讨论了这一点。）另一项福利计划是补贴性保障收入（SSI），它为有病或残疾穷人提供帮助。要注意的是，在这两项福利计划中，仅仅是收入低的穷人并不能有资格获得帮助。他还应该满足一些额外“要求”，例如，有小孩或者残疾。
对福利计划的普遍批评是，它引起了人们变成“需要帮助者”的激励。例如，这些计划会鼓励家庭破裂，因为许多家庭只有没有父亲才符合经济帮助的标准。这个计划也会鼓励未婚生育，因为对许多穷人来说，单身妇女只要有孩子就符合帮助的资格。由于贫穷，单身母亲就是贫困问题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由于福利计划似乎增加了穷人，即单身母亲的数量，所以批评福利制度的人断言，这些政策恶化了它们原本打算解决的问题。
福利制度潜在的问题有多严重？没有一个人知道确切的情况。福利制度的支持者指出，作为贫困的单身母亲依靠福利充其量也是艰难度日，而且他们怀疑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这种制度会鼓励许多人追求这种生活。此外，长期趋势有时也不支持福利制度批评者所提出的观点，即双亲家庭的减少主要是福利制度的象征。自从70年代初以来，福利津贴（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一直在下降，但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儿童的百分比上升了。
负所得税
当政府选择一种制度来征税时，它就影响了收入分配。在累进所得税的情况下这显然是正确的，这种税制下，高收入家庭收入中纳税的百分比大于低收入家庭。
许多经济学家建议用负所得税来补贴穷人的收入。根据这种政策，每个家庭都要向政府报告自己的收入。高收入家庭根据他们的收入纳税。低收入家庭将得到补助。换句话说，他们将“支付”一种“负税”。
反贫穷计划和工作激励
许多旨在帮助穷人的政策可能对鼓励穷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脱贫有意想不到的不利影响。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例子。假设一个家庭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平需要15000美元。再假设出于对穷人的关心，政府承诺每个家庭都有这个收入。无论一个家庭赚多少钱，政府补足收入和15000美元之间的差额。你预期这种政策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种政策的激励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工作收入在15000美元以下的人没有找工作和保持工作的激励。这个人每赚到1美元，政府就会减少1美元的收入补贴。实际上，政府对增加的收入征收100%的税。有效边际税率为100%的政策必定会招致巨大的无谓损失。
这种高有效税率的不利影响会一直存在下去。一个被鼓励不工作的人失去了工作中提供的在职培训。此外，他的孩子也不能通过观察有全职工作的父母而学到一些经验，而这可能对他们自己找工作和保持工作的能力有不利的影响。
虽然我们已经讨论的反贫穷计划是假设的，但并不是像乍看起来那样不切实际。福利、医疗援助、食品券和劳动收入税收减免都是旨在帮助穷人的计划，而且这些计划与家庭收入相关。随着一个家庭收入增加，该家庭就变得不符合这些计划的资格。当把所有这些计划放在一起时，这些家庭面临有效边际税率极高是常见的。有时，有效边际税率甚至超过100%，以致当贫穷家庭受赠到更多钱时，他们的状况变坏了。通过努力帮助穷人，政府鼓励这些家庭不工作。根据反贫困计划批评者的看法，这些计划改变了工作态度，并创造了一种“贫困文化”。
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随着贫困家庭收入增加，逐渐减少对他们的津贴。例如，如果一个贫困家庭每赚1美元就减少30美分津贴，那么，它就面临30%的有效边际税率。这种实际税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工作努力，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对工作的激励。
这种解决方法的问题是，它会大大增加反贫困计划的成本。如果随着贫困家庭收入增加逐渐减少津贴，那么，正好在贫困水平以上的家庭也有资格得到大量津贴。津贴的减少越慢，符合津贴资格的家庭越多，这个计划的成本也越大。因此，决策者面临着用高有效边际税率增加穷人负担，与用高成本减少贫困计划增加纳税人负担之间的交替关系。
旨在帮助穷人的计划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负效应。其中之一就是鼓励穷人不储蓄。下面这篇文章描述了一位享受福利的母亲在她想用一些钱未雨绸缪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对享受福利的父母来说，超支是合法的，但储蓄就不能享受福利。节约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这是正常情况。
以格里斯?卡波蒂罗来说，她是一个36岁的母亲，真正精于勤俭治家。为了节省衣服开支，卡波蒂罗太太穿的衣服大多是在旧货店买的。为了节约日用品支出，她买了一些67美分一盒的咸饼干和39美分一筒的鸡汤罐头储存起来。
当卡波蒂罗太太5岁的女儿米契尔要一个洋娃娃作为圣诞节礼物时，她母亲没进玩具反斗城，在这里一个洋娃娃的零售价为19.99美元。相反她在一家名为古德温旧货店中找到一个1.89美元的洋娃娃。她把这个洋娃娃洗干净，并在头发上系了一条粉红色的缎带，然后送给米契尔。卡波蒂罗太太在古德温旧货店还找到了很受欢迎的土豆头先生玩具，这是一种拼装起来的塑料玩具，然后把它一片片装起来。她只花了79美分，又节省了3.18美元。
卡波蒂罗太太这种节俭的策略帮助她在最近4年中有了一个3000美元以上的储蓄账户。她的目标是存到足以买一台新洗衣机的钱，也许有一天还要帮助米契尔上大学。在某种程度上，这使她在她坚毅的北边邻居中成为一个贤慧的模范，她的知名度比她的高尚志向还要广。但也存在一个麻烦：卡波蒂罗太太享受福利——每月440美元，加60美元食品券——而把公共补助的钱储蓄起来违背了法律。当福利官员发现这一点后，他们迅速采取行动。他们起诉卡波蒂罗太太的储蓄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
上个月，米尔瓦基县社会服务部把她带到法院，控诉她欺诈，并要求她交回储蓄——总计15545美元。卡波蒂罗太太说她不知道这一点，但根据联邦政府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贴计划，当她在1985年储蓄达到1000美元的那一天时就不符合补贴资格了。
山姆大叔要收回钱。
收入分配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社会的收入分配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最富的人的收入不超过最穷的人的收入的4倍。虽然不平等的衡量是困难的，但显然我们社会的不平等已大大超过了柏拉图的建议。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是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但是，对于应该如何把这一原理运用到收入分配中很少有什么一致看法。现在的哲学家和决策者对多大程度的收入不平等为合意可取，或者甚至对公共政策是否应该以改变收入分配为目的，看法并不一致。公共政策的许多争论反映了这种不一致。例如，当税收提高时，法律制定者就会为税收应该落在富人身上多少，中产阶级身上多少，以及穷人身上多少而争论不休。
为什么现在的我是穷的？
在人的一生中收入变动很大。一个年轻工人，尤其是还在学校的年轻工人，收入是低的。随着工人年龄变大和经验增加，收入在增加，在50岁左右达到最高，然后在工人65岁退休时收入大幅度减少。这种有规律的收入变动型式被称为生命周期。
由于人们可以以借款与储蓄来平缓收入的生命周期变动，所以他们在任何一年中的生活水平对一生收入的依赖大于对那一年收入的依赖。年轻人也许为了上学或买房子而借款，然后在他们以后收入增加时偿还这些贷款。人们在中年时有最高储蓄率。由于人们可以根据退休预期来储蓄，在退休时收入大大减少并不一定会引起生活水平的相似降低。
能力、努力和机遇
为什么主要棒球联盟的运动员得到的收入高于次要棒球联盟的运动员？可以确定，高工资并不是补偿性工资差别。在主要棒球联盟里打球并不是一件不如在次要棒球联盟里打球愉快的工作；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主要棒球联盟并不要求读过许多年书或更有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棒球联盟的运动员赚钱更多只是因为他们有更大的天赋能力。
对所有职业的工人，天赋能力都是重要的。由于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人们的体力与脑力都不一样。一些人强壮，另一些人瘦弱。一些人聪明，另一些人差一点。一些人在社会场合中是外向的，另一些人是内向的。这些与其他个人特征决定了工人的生产率，因此在决定他们赚得的收入中起着作用。
与能力密切相关的是努力。一些人工作勤奋，另一些人懒散。看到那些工作勤奋的人生产率更高和工资更高我们并不奇怪。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直接按人们生产多少支付报酬。例如，销售人员通常是按他们完成的销售额百分比得到报酬。在另一些时候，勤奋工作却并不直接以高年薪和津贴的形式得到报酬。
在工资的决定中机遇也起着作用。如果一个人进商业学校学习如何修理真空管电视机，以后发现由于晶体管电器的发明这种技能已经过时了，与其他受过教育年限相似的人相比，他赚到的工资低。这个工人的低工资是由于机遇——一种经济学家承认，但并没有深人论述的现象。
能力、努力和机遇在决定工资的过程中有多重要呢？这是很难说的，因为能力、努力和机遇很难衡量。但间接的证据表明，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当劳动经济学家研究工资时，他们把工人的工资与这些可衡量的变量——正规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年龄和工作特性——联系起来。虽然所有这些可衡量的变量正如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影响工人的工资，但在我们的经济中它们只能解释工资变动的不足一半。由于无法解释的工资变动如此之大，所以一些被忽略的变量，包括能力、努力和机遇，应该起着一种重要作用。
漂亮的收益
更有吸引力的人平均比相貌平常的人收入高5%。那些相貌平常的人比那些被认为比一般人吸力小的人收入高5%－10%。对男人和女人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一种解释是漂亮的外貌本身也是决定生产率和工资的内在能力之一。一些人生来就有电影明星的气质，另一些人则没有。在任何一种工人要在公众面前露面的工作中，漂亮的外貌都是有用的——例如表演、推销和侍者。在这种情况下，有吸引力的工人对企业的价值比没有吸引力的工人更大。企业对有吸引力的工人愿意支付更多，反映了其顾客的偏好。
第二种解释是报告中的漂亮是对其他类型能力的间接衡量。一个看来很有吸引力的人还取决于遗传之外的其他因素。它还取决于服装、发型、个人举止，以及其他可以控制的气质。也许在调查谈话中成功地设计了有吸引力形象的人也是在其他工作中成功的有文化的人。
第三种解释是漂亮贴水是一种歧视。
一条生命值多少钱？
设想你被选为你们本地镇委员会成员。本镇工程师带着一份建议到你这里来了：本镇可以花1万美元在现在只有禁行标志的十字路口建立并经营一个红绿灯。红绿灯的收益是增加安全。工程师根据类似十字路口的数据估算，在整个红绿灯使用期间可以使死亡于车祸的危险从1.6%降低到1.l%。你应该花钱修这个新红绿灯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你又回到成本－收益分析。但你马上就遇到一个障碍：如果你要使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有意义，就必须用同一种单位来衡量成本与收益。成本可以用美元衡量，但收益一一拯救一个人生命的可能性——不能直接用货币来衡量。为了作出决策，你不得不用美元来评价人的生命。
开始，你可能得出结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毕竟，无论给你多少钱，你也不会自愿地放弃你的生命或你所爱的人的生命。这表明，人的生命有无限的美元价值。
但是，对于成本－收益分析而言，这个回答引起了毫无意义的结果。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我们就应该在每一个街角处都安上红绿灯。同样，我们应该要求每一个人都开有全套最新安全设备的大型车，而不开没什么安全设备的小型车。但并不是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而且，人们有时选择购买没有防撞气囊或防抱死刹车的小型汽车。无论在公共还是私人决策中，我们有时为了节约一些钱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冒险。
每一个人都希望避免车祸。但要达成这个目的，需要付出多少成本？
一旦我们接受了一个人的生命有其隐含的美元价值的思想，我们可以如何确定这种价值是多少呢？有一种法院在判决过失致死赔偿案，时所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考察一个人如果活着能赚到的总钱数。经济学家经常批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有一个意料不到的含义：退休者和残疾人的生命没有价值。
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较好方法是，观察要给一个人多少钱他才自愿从事有生命危险的工作。例如，不同职业的死亡率是不同的。高楼大厦上的建筑工人所面临的死亡危险就大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过比较职业风险、受教育程度、经验不同的工资和其他工资决定因素，经济学家可以得出人们对自己生命评价的某些含义。用这种方法研究的结论是，一个人生命的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
现在我们回到原来的例子，并答复工程师。红绿灯减少的车祸死亡危险为0.5%。因此，安装红绿灯的预期收益是0.005×1000万美元，或5万美元。这种收益估算大于成本二万美元，所以，你批准该项目。
环境是奢侈品
把污染变成一种可交易商品的思想并不新鲜。本世纪初，一位名叫A.C.庇古的教授就认为，应该确定清洁空气和水的市场价格，并将之包括在污染者的支出中，这种支出和劳动与材料的成本一样。但是，直到1975年美国环境保护署才通过授权给地区空气质量管制机构，允许公司买卖污染信用证而建立了一个有限的污染市场……
”我们不能让任何人选择付费污染。”这是参议员艾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在1971年作出的评论，这反映了一些环保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清新的空气和清洁的水是基本人权，不应该因经济考虑而贬低。你怎么能给清新的空气和清洁的水确定价格呢？他们声称，环境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无论代价多大，我们都要尽可能保护它。
经济学家很少赞同这种观点。清新的空气和清洁的水肯定有价值。但是，必须把它们的价值与其机会成本相比——这就是说与为了得到它们而必须放弃的东西相比，完全消除污染是不可能的。想要完全消除污染就要把许多使我们享有高生活水平的技术进步颠倒过来。很少有人愿意为了使环境尽可能清洁而接受营养不良、医疗保健缺乏成拥挤的住房。
经济学家认为，一些环保积极分子没有从经济学角度思考问题而伤害了自己。实际上，环境是一种奢侈品：富国可以比穷国享有更清洁的环境，因此，也有更严格的环境保护。就像其他物品的需求一样，清洁空气和水的需求也要对价格作出反应。环境保护的价格越低，公众也越想要保护环境。用污染许可证和庇古税的经济方法降低了环境保护的成本。因此，它增加了公众对清洁环境的需求。
广告
许多种广告很少有广告所宣传产品的明显信息。考虑一个引进一种新早餐麦片的企业。典型的广告会是某个高薪演员正在吃麦片，并感叹味道好极了。这个广告真正提供了多少信息呢？
回答是：可能比你能想到的还多。广告的拥护者认为，即使看起来没有什么信息的广告，实际上也会告诉消费者关于产品质量的某些信息。企业愿意用大量的钱来做广告，这本身就向消费者传递了一个所提供产品质量的信号。
考虑两个企业——波斯特和凯洛格——所面临的问题。每个公司都将有新麦片上市，每盒销售价格为3美元。为了使事情简单，我们假设，生产麦片的边际成本是零，因此，3美元全是利润。每个公司都知道，如果把1000万美元用于广告，就能有100万消费者试用自己的新麦片。而且，每一个公司都知道，如果消费者喜欢麦片，他们就不是买一次，而是买许多次。
先来考虑波斯特的决策。根据市场研究，波斯特知道，它的麦片味道一般。虽然广告能使100万个消费者每人买一盒，但消费者很快就会知道，麦片并不怎么好，并不再购买了。波斯特决定，支付1000万美元广告费而只得到300万美元销售额并不值得。因此，它不打算做广告。它让厨师回厨房找另一种口味。
另一方面，凯洛格知道，它的麦片极棒。尝试过它的每一个人第二年每个月会买一盒。因此，1000万美元的广告费能带来3600万美元的销售额。在这里，广告有利可图，是因为消费者会反复购买凯洛格的好产品。因此，凯洛格选择做广告。
我们已经考虑了两个企业的行为，现在来考虑消费者的行为。我们从断言消费者倾向于尝试他们从广告上看到的新麦片开始。但这种行为是理性的吗？消费者会尝新麦片仅仅是因为卖者选择了做广告吗？
实际上，消费者尝试他们从广告上看到的新产品是完全理性的。在我们的故事中，消费者决定尝试凯洛格的新麦片，因为凯洛格做了广告。凯洛格选择做广告，是因为它知道它的麦片极棒，而波斯特选择不做广告，是因为它知道，它的麦片很平常。凯洛格通过为广告支付货币的意愿向消费者传递了其麦片质量的信号。每一个消费者会十分敏感地想到：“孩子，如果凯洛格公司愿意用这么多钱为这种新麦片做广告，那么它肯定是好的。”
这种广告理论最令人惊讶的是，广告的内容是无关的。凯洛格通过它为广告支出的意愿传递了其产品质量的信号。广告说什么并不像消费者知道广告昂贵那么重要。与此相比，便宜的广告在向消费者表示质量上不可能有效。在我们的例子中，如果广告宣传用了不足300万美元，波斯特和凯洛格都可以用广告来推销它们的新麦片。由于好东西和一般东西都做广告，消费者不能从做广告这一事实中了解新麦片的质量。长期以来，消费者就学会了不理会这种便宜广告。
这种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企业会给著名演员大笔钱来做广告，而从表面上看，似乎又根本没有提供什么信息。信息并不在广告的内容中，而简单地在于广告的存在与昂贵中。
品牌
广告与品牌的存在密切相关。在许多市场上，有两种类型企业。一些企业出售有广泛知名度的产品，而另一些企业出售无品牌的替代品。例如，在一个普通药店里，你可以在拜尔阿司匹林旁的货架上找到无品牌的阿司匹林。在一个普通杂货店中，你可以在百事可乐旁边找到不太熟悉的可乐。最常见的情况是，有品牌的企业花的广告费更多，而且产品收取的价格也高。
正如对广告经济学存在分歧一样，对品牌经济学也存在分歧。我们来考虑争论的双方。
品牌的批评者认为，品牌使消费者感觉到的差别大于实际存在的差别。在许多情况下，无品牌的物品与有品牌的物品几乎无法区分。这些批评者断言，消费者对有品牌物品支付意愿更大是广告引起无理性的一种形式。垄断竞争理论的早期创立者之一、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从这种观点中得出的结论是，品牌对经济是一件坏事。他主张，政府应该通过拒绝实施公司用来标志他们产品的排他性商标来限制使用品牌。
近年来，经济学家对品牌的拥护是认为品牌是消费者保证他们购买的物品高质量的一种有用方法。有两种相关的观点。第一，品牌给消费者提供了在购买前不易判断质量的产品质量的信息。第二，品牌向企业提供了保持高质量的激励，因为企业保持自己品牌的声誉有经济目的。
为了说明这些观点在实践中如何起作用，我们来考虑一个著名的品牌：麦当劳汉堡包。设想你开车通过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并想停下来吃饭。你看到了麦当劳和旁边一个当地餐馆。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当地餐馆可能实际上以低价格提供好食物，但你无法知道这一点。与此相比，麦当劳在许多城市提供统一的产品。它的品牌作为判断你要买的物品质量的方法是有用的。
麦当劳的品牌还保证了该公司有保持质量的激励。例如，如果某个顾客由于吃了麦当劳出售的坏食品而生病了，新闻就会伤害该公司。麦当劳就会失去以多年昂贵广告建立起来的有价值的声誉。结果，它不仅会失去出售坏食物那家店的销售额和利润，而且会失去全国许多家店的销售额和利润。与此相比，如果一些顾客由于吃当地餐馆出售的坏食物而生病了，这些餐馆就不得不关门，但损失的利润少得多。因此，麦当劳确保自己食物安全的激励更大。
品牌争论的中心在于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偏好大于无品牌的替代品是不是理性的。品牌的批评者认为，品牌是无理性消费者对广告反应的结果。品牌拥护者认为，消费者有充分的理由为有品牌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因为他们更信任这些产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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