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时时刻刻想着这些琐事的情况感到厌烦了，就迫使自己去想别的事。突然，我看到自己站在明亮、温暖而欢快的讲台上，面前坐着专注的听众。我在给他们讲授集中营心理学！那一刻，我从科学的角度客观地观察和描述着折磨我的一切。通过这个办法，我成功的超脱出当时的境遇和苦难，好像所有这些都成了过去。我和我的痛苦都成为自己心理学研究的有趣对象。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谈到 ”作为痛苦的激情，一旦我们对它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认识，就不再感到痛苦了。“
对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的犯人，注定要走向毁灭。由于他对未来失去了信念，他也就丧失了对精神的把握。他自甘堕落，成为行尸走肉。通常，这会很快发生，通常的表现是精神崩溃，凡是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对此都非常熟悉。我们都害怕这一刻，不是担心我们自己，而是担心我们的朋友。一般来说，精神崩溃的犯人一开始是早上拒绝穿衣洗漱，或者拒绝出操。任何劝说、任何威胁对他都不起作用。他就那么赖在那里，一动不动。如果这种情况是疾病引起的，他会拒绝去病号区，也拒绝做任何有助于自己恢复的事。他就那样放弃了。他就缩在自己的躯壳里，不再关心任何事情。
我有一次亲身体会到丧失对未来的信念跟这种危险的放弃之间的密切联系。F--我的号长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作曲家和词作家，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我跟你说点事，医生。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有个声音说，我可以许个愿，问任何我想知道的事，我都会得到答案。你猜我问了什么？我问他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你明白我的意思，医生。我就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解放。”
当F告诉我这个梦时，他充满了希望，确信梦里那个声音所说的是正确的。但随着日子的临近，我们根据得到的消息判断，战争极不可能在那个日子结束。2月29日，F突然病了，发高烧。3月30日，就是梦中声音告诉他战争将结束的那一天，他陷入了昏迷。第二天，他死了。从所有外表的症状看，他是死于伤寒。
凡是了解人的心理状态，了解他的勇气和希望或者缺乏勇气和希望与他自身免疫力有紧密联系的人都理解，突然失去希望和勇气会导致死亡。我朋友最终的死因是预言没有如期兑现，他绝望了。这使他身体抵抗力急剧减弱，导致潜伏的伤寒感染发作。他对未来的希望和活下去的意志都没有了，身体也就成为疾病的牺牲品——虽然他梦里声音所说的最终都应验了。
对这个病例的观察与从中得出的结论，跟我们集中营主任医生所注意到的情况是一致的。集中营在1944年圣诞节至1945年圣诞间的死亡率是最高的。他认为，原因不在于劳动强度加大，也不在于食物短缺或气候寒冷，甚至不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流行病，而是由于多数犯人都天真的以为能在圣诞节前回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犯人失去了勇气，变得沮丧起来。这严重减弱了它们身体的抵抗力，导致许多人死亡。
正如前面所说，要想恢复犯人内在的力量，必须首先让他看到未来的某个目标。尼采说过：“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这可以作为所有心理治疗师的座右铭。只要有可能，你就应该告诉病人为什么要活下去，一个目标就足以增强特们战胜疾病的内在力量。看不到生活有任何意义、任何目标，因此觉得活着无谓的人是可怜的，这样的人很快就会死掉。一般他们还会说：”我对生活不再抱任何指望了。“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回应呢？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生活态度上来个根本的转变。我们需要了解自身，而且需要说服那些绝望的人：我们期望生活给予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我们不应该再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而应该像那些每时每刻都被生活质问的人那样去思考自身。我们的回答不是说与想，而是采取正确的行动。生命最终意味着承担与接受所有的挑战，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一巨大责任。
这些任务（也就是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时刻都是不同的，因此不可能对生命的意义作一般的定义。对生命意义的质疑，没有唯一的答案。“生命”的意义不是某种含糊的东西，而是非常实在和具体的。它构成人的命运，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独特的。你和你得命运无法跟任何其他人及其命运进行比较。生活永不重复，不同问题需要不同的应对。有时你会发现所处的情况需要你采取行动来确定自己的命运，有时你会觉得深思熟虑更为可取，有时你会发现顺其自然是正道。每种情况都有其特殊性，正确的应对也只能有一个。
如果你发现经受磨难是命中注定的，那你就应当把经受磨难作为自己独特的任务。你必须承认，即使在经受磨难时，你也是独特的、孤独的一个人。没有人能够解除你的磨难，替代你的痛苦。你独特的机会就依存于自己承受重负的方式之中。
作为犯人，我们这样的想法绝非脱离实际的臆想，这也是唯一能帮助我们解脱的想法。它使我们免于绝望，哪怕是处于看似毫无希望之时。我们早就过了质问生命意义的阶段，已经不是天真地想通过积极地创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实现某个目标的年龄了。对我们来说，生命的意义包含着从生到死受苦受难这一更广阔的循环。
一旦我们明白了磨难的意义，我们就不再通过无视折磨或心存幻想、虚假乐观等方式去减少或平复在集中营遭受的苦难。经受苦难成为了一项我们不能逃避的任务。我们意识到了苦难中暗藏着的成功机会，诗人称这种机会为“要经受多少磨难啊。”里尔克所说的“经受磨难”就跟其他人说的“完成工作”一样。我们有太多的苦难要经受，因此，必须直面所有的苦难，不能软弱，眼泪是无用的，但也不必讳言流泪，因为眼泪见证了人们承受痛苦的巨大勇气。只有极少的人能意识到这一点。有时人们不好意思的承认自己曾经痛哭过，在被问及他是如何度过难关时，我的一个狱友就羞答答的说：“我的眼泪都哭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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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们躺着，情绪低落。谁也不说话，听到什么都烦。更讨厌的是，灯也灭了。大家的心情糟糕到极点。但我们的号长是个聪明人，他当场就大家的心事进行了一番议论。他谈到了过去因疾病或自杀而死去的许多狱友。他也提到其死亡的真正原因就是放弃了希望。他觉得，应该防止今后出现类似极端的情况。在我看来，号长是有意提出这个忠告的。
天知道，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心情对此事给出一个心理学的解释或者为此布道——为狱友提供一种灵魂治疗。我又冷又饿，暴躁而疲惫，但我必须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当时的情形之下，站起来鼓励大家的需要比任何时候都迫切。
因此，我开始念叨最琐碎的好事。我说即使在二战已进入第六个年头的欧洲，我们的情况也不像大家想像的那样糟。我说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所遭受的难以挽回的损失是什么？我推测说，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损失很少。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健康、家庭、幸福、职业能力、财富、社会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重新获得或者恢复原状。无论如何，我们的骨头架子都还没散掉。不管我们经受多大的苦难，将来那都是一笔财富。我引用了尼采的话：“那没能杀死我的，会让我更强壮。”
然后我谈到了未来。我说，客观地看，未来似乎确实是没有希望的。我也同意，每个人都可以假定自己活下来的希望渺茫。我告诉大家，尽管集中营还没有流行伤寒，我估计我们自己活下来的希望是二十分之一。但我也对大家说，虽然如此，我也不想放弃希望。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将带给我们什么，更不用说下一个钟头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即便我们不敢设想以后几天会出现什么戏剧性的军事事件，有水否认有时候转机会突然出现呢？比如，你可能会意外地被分配到有个条件较好的工作队去，而这就是犯人所谓的“好运气”。
我不仅谈到了未来以及未来头上蒙着的面纱，我还提到了过去，提到了过去所有的欢乐，它的光芒仍然照耀着现在的黑暗。我引用了某人的一句诗：“你所经历的，世人夺不去。”不光我们的经历，还有我们的行动和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苦难都不会消失。尽管它们已经成为过去，但我们可以使它们存留在世上。“曾经是”也是一种“是”，甚至更为确定。
然后，我谈到赋予生命意义的许多机会。我告诉狱友们（他们都一动不动地躺着，有时也叹气），在任何情况下，人的生命都不会没有意义，而且生命的无限意义就包含着苦难、剥夺和死亡。我要求在黑暗中专心听讲的狱友们正视当前严峻的处境。他们一定不能丧失希望，而应当鼓起勇气，坚持斗争，始终保持尊严，坚守生命的意义。我说有人在看着我们在艰难环境中的表现，这个人可能是朋友、妻子或者活着和死去的他人，甚至是上帝，他希望我们骄傲地而不是悲惨地面对苦难，并且清醒地知道如何对待死亡。
最后我讲到了我们的牺牲，每一次牺牲都是有意义的。这种牺牲的性质决定了它在正常世界即追求物质成功的世界看来似乎没有意义。但实际上我们的牺牲确有意义。我坦率地说，我们中间那些抱有宗教信仰的人能够理解这一点。我给大家讲了一个狱友的故事。他刚到集中营时试图跟天堂达成一个协议：以他所受的苦难拯救所爱的人免于痛苦，对这个人来说，苦难和死亡是有意义的，他的牺牲是最有意义的。他不想白白死去，而我们谁也不愿意白白死去。
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在那个监狱里，在那种实际上无望的处境里，为我们的生命找到丰富的意义。我看到我的努力成功了，电灯再次亮起时，我看见狱友们蹒跚着向我走来，眼含泪水，充满感激。但我现在得承认，我很少有这样内在力量跟苦难的狱友们做这样的交流，因此我一定错过了不少应该能够这么做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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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之虚无》
存在之虚无是20世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也可以理解，它可能是由于人类在成为真正的人的过程中所经受的双重丧失。在人类历史之初，人丧失了赖以指导其行为并因此产生安全感的某些动物本能。动物所具有的那种安全感，好比天堂一样，对于人类来说是永远地失去了，人类不得不做出选择。此外，在最近时期，人类还遭受到另一种丧失，那就是原本作为其行为根基的传统迅速的消减。丧失了告诉他应该做什么的传统，有时人甚至连自己想做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他要么去做别人所做的事（随大流），要么做别人希望他做的事（集体主义）。
最近一项统计调查显示，在我的欧洲学生中，25%的人多少都有存在之虚无症状。在我的美国学生中，这个数字不是25%，而是60%。
存在之虚无的主要表现是厌倦。现在我们能够理解叔本华的话了：人注定要徘徊在焦虑和厌倦这两极之间。事实上，对精神病学家来说，厌倦所带来的问题要比焦虑带来的多。而且这些问题日益严重，因为自动化可能导致普通工人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而许多工人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些大量的闲暇时间。
比如，我们来看看“星期日神经官能症”——人们在忙碌了一周后，突然觉得生活没有了内容，其内心的空虚感凸显出来。类似抑郁、暴躁和药物依赖这样的普遍现象，除非我们承认其背后的存在之虚无，否则是难以理解的。领养老金的人和年长者容易出现这样的危机，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
此外，存在之虚无还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和伪装出现。有时，遭遇挫折的人对意义的追求会通过追求权力（包括追求权力之最原始的形态即金钱）得到替代性补偿。还有一些时候，遭遇挫折的人对意义的追求会被追求享乐所替代。这就是为什么存在之挫折常常会转向性补偿的缘故。在这类病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性行为在存在之虚无中会变得异常恣肆。
《生命之意义》
我觉得没有哪个医生能够用概括性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生命是意义在于每个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生命之意义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时刻每个人特殊的生命意义。这个问题就好比问一个棋手：“告诉我，大师，世界上最佳的招法是什么？”离开特性的棋局和特性的对手，压根儿不存在什么最佳招法，甚至连较好的招法也不存在，人的存在也是这样。你不应该追问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人无法替代的，并且你的生命也不可能重来一次。这样，每个人生命的任务就是特性的，完成这些任务的机会也是特定的。
由于生命中每一种情况对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都会提出需要你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生命之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被颠倒了。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简单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他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他只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因此，意义疗法认为，负责任就是人类存在之本质。
《存在之本质》
对责任的强调反映在意义疗法的绝对命令中：“要像是在经历第二次生命，仿佛你已经获得重生；再不要像过去那样，一定要避免犯同样错误！”在我看来，没有比这几句格言更能激发人的责任感了。首先，它要求你设想现在就是过去；其次，过去能够被改变和修补。这就使人能够直面生命的有限性及自身生命的终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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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意义》
爱是直达另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唯一途径。只有在深爱另一个人时，你才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本质。通过爱，你才能看到所爱的人的本质特性，甚至能够看到他潜在的东西即他应当实现而尚未实现的东西是什么。只有通过爱，才能使你所爱的人实现他的全部潜能。通过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所能和应为，他就会实现自己的潜能。
在意义疗法中，爱不是被解释为仅仅是性欲和本能的副现象（即所谓升华）。爱与性一样，都是一种主现象。通常，性是爱的表达方式。只有作为爱之载体的性才是正当的，甚至是神圣的。这样，爱就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性的副产物，相反，性是被称作爱的最终合一这种体验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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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短暂》
使生命丧失意义的事情，不仅包括痛苦，还包括死亡。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说，生命中真正短暂的是潜力，一旦潜力得到了实现，那么在实现的那一刻它就成为了现实。它们被保存下来，成为历史，在那里它们得到了救赎，免除了短暂性。因为在历史中没有什么事情的失去是不可挽回的，所有的事情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保存。
这样，我们存在的短暂性并不会使存在变得没有意义。但它的确构成了我们的责任，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意识到必定短暂的可能性。人们总是在多种现实可能中做出选择，哪些可以不予理会，哪些应当努力实现，哪个选择一旦成为现实就变成了“时间驿站中不朽的印记”。在任何时候，人都必须决定哪些可能性将成为他存在的纪念碑。
通常，人们只想到短暂性本身，而不去想它之前有过的丰富果实，他曾经历的快乐和痛苦，曾经做过的许多事情。那一切都不会被否定，也不会被忘却。我应该说，“曾经存在”是最为确定的一种存在。
意义疗法因为牢记人类存在的短暂性，所以不是消极悲观的，而是积极向上的。我们形象地表达这个意思：悲观主义者好比一个恐惧而悲伤地看着墙上的挂历每天都被撕掉一张，挂历越变越薄的人；而积极地应对生活问题的人好比一个每撕掉一张就把它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还要在背面记几行日记的人。他可以自豪而快乐地回忆日记中所记下的所有充实的日子，那些他曾经有过的全部生活。即便他意识到自己老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必要嫉妒年轻人，更没有必要为虚度的青春懊悔。他为什么要嫉妒年轻人呢？嫉妒年轻人所拥有的可能性和潜在的远大前程吗？“不，谢谢你”，他会这么想，“我拥有的不仅仅是可能性，而是现实性，我做过了，爱过了，也勇敢地承受过痛苦。这些痛苦甚至是我最珍视的，尽管它们不会引起别人的嫉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