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回顾了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和意料之外的民营经济的意外崛起。但是，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改革的主题就被放在开放前面，中央其实是想改什么呢？当意识到600亿引资计划无法使实现的第一时间，中央就迅速改变了战略，开始把重点放在数十万家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期望通过对他们的放权改造，激发出生产的积极性。
当时国有企业的景象，三个人补一个洞，冬天找阳字号，夏天找风字号的故事我们都已经说过了，由于”人人都是主人、但是人人却不负责“。效率低下一直是困扰中国国有企业的难题。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年代里，安置在政府”襁褓“之中的国有企业并不用为自己的生计担忧，所有的物资生产和分配都由国家来调控，产品价格由国家制定，国有企业只是计划经济体系下的一个车间，企业领导人则是名副其实的”车间主任“。你再大的一个厂长，如果想要修一个厕所，都需要上报到市里的计划委员会。你再大的一个厂长你要提拔一个科长或者副厂长你都要到组织部门去审批。厂长是没有任何权利的。这样的企业显然无法适应未来的竞争。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又支撑国家的经济命脉，维系着社会安定，而且人事关系极其复杂，改革的难度超乎想像。
为了激活树大根深的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成为人们最先想到的”药方“。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自主权的实验。还有，后来的种种针对国有企业放权的相关文件相继发布，一场振兴国有企业的慢慢征途开始了。1978年到1998年2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题叫“放权让利”，”放权让利“的高潮在哪里呢？1990年，我们国家宣布给企业14项自主权的落实。从你的原材料，采购权，进出口权，人事任免权，其中还有一条叫做拒绝摊牌权，这样啊，下放给国有企业很多的自主权。但是啊，回顾20年来看，国有企业并没有在放权让利的过程中获得了生机。反而是在1998年之前是节节败退，不断的市场份额缩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轮改革他试图绕开经济学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放权让利的改革一直试图把企业的产权悬置起来，搞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以造成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国有企业领域出现了很多悲喜交加的企业家。最终他们都没有把企业带到一个辉煌的顶点。或者半途中成为了一个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悲剧式人物。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位先辈，是当年的浙江海燕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
1983年11月16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的位置转发了一篇新华社的长篇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报道成为了一颗重磅炸弹，就这样，这位叫步鑫生的服装厂厂长，一夜之间成为了全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
此时的国营企业啊确实如同一滩死水。当时在国营企业里，流行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党是妈厂是家，没钱找妈要，缺啥从家拿。
《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片记者观察中有这样的描述，在国营企业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袭的，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的成员不敢管理，因为他们是领导阶级，一方面职工没有积极性，另一方面企业又被捆绑得太死。
之前我们说过，生产厂家是不能搞销售的，不能搞经营的，就按照一年布置了多少个计划，生产了多少产品，卖给谁，卖到哪里去，企业自己也不知道。先由商业部门来收购，再由商业部门组织进行统购统销。所以工厂只管生产。商业部门只管销售，那么生产和销售就很有可能造成脱节。
渐渐地，国营企业的职工开始丧失信心，本来能在国营企业里能捧稳一个铁饭碗，是多少应届毕业生和回城青年的梦想，现在他们突然发现，饭碗虽然是铁的，但是里面却是空的。
在海盐县里，步鑫生是一个不太讨上级喜欢的人，他从三年前当上厂长后，就开始在厂里按自己的想法搞改革，一些不太勤快的工人被他扣工资，甚至还开除了两个人。他在厂里搞奖金制度，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提出“班组承包，超产有奖。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奖惩制度。这个现在看起来很平常，但是在当时国营企业里面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管理制度。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激励措施，推行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有的工人不但不参加承包，不要超产奖，还泡起病假来。于是对于“泡病假”的，步鑫生每天只让发四毛钱的生活费。那就有人跳出来了，说我这个工钱是国家给的，步鑫生说，工钱工钱，做工才有钱，你不做工哪有钱啊？又有工人说，生病发工资是劳保，国家给的劳保。步鑫生又说，劳保劳保，劳动才有保。你不劳动我拿什么来保。这些做法让一些老工人非常不满意，时不时的总是有一些告状信写到县里和省里，让步鑫生日子很不好过。不过，由于他管理抓得紧，工厂效益不错，生产出的衬衫品种和花样也比较多，所以在上海、杭州一些城市还很受欢迎。
事实上步鑫生只是做了很多别的国企厂长不敢做、不愿做、不想做的事情。但是这在当年确实需要英雄般的大勇气。依靠铁腕管理，步鑫生把海燕衬衫总厂，办的红红火火，远近闻名。于是，他更加雄心勃勃起来。他出差不做火车、做飞机。尽管这在当时这是厅局级干部才能享受的待遇，而他只是不能再小的股级干部。他开订货会，用出租车把客商直接从上海接到海盐，公开送衬衫给他。他甚至别出心裁的跑去大上海做广告。
步鑫生就很自豪的说，当时上海只有三块广告牌，一块是日本三洋的广告、一块是中华牙膏的广告，最后一块就是他海盐衬衫总厂双燕牌衬衣的广告。当时的这块广告牌见证了步鑫生的辉煌。
在一些新闻记者的帮助下，步鑫生很快发明了一些朗朗上口的“改革顺口溜”：分配原则是“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生产方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管理思想是“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经营思路是“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这些朴素而容易背诵的改革格言迅速传遍全国，成为许多企业挂在厂内的标语口号和企业精神。步鑫生的这些观念对于无数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来说，算得上是一堂最最生动的启蒙课，日后，很多在那个时期创业的企业家都回忆说，正是步鑫生的这些话让他们第一次接受了市场化商业文化的洗礼。
“步鑫生神话”渐渐生成，他成了一个管理专家、经营大师。从我们现在来看啊，党报系统在建国以来报道最多的先进人物，一个是雷锋、一个是焦裕禄、还有一个就是步鑫生。有人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仅仅是84年3月份新华社播发的步鑫生相关报道就达27篇。总共3.4万字。甚至连海盐衬衫总厂召开一个全厂大会，都可以上当时的新闻联播。这样的待遇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
这个时候的步鑫生已经是如日中天，他的心态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媒体铺天盖地、排山倒海的追捧，以致引起了人们对步鑫生的尊敬便成了崇拜。把他看成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邀请他来做报告的人排成长队。那做企业报告还可以，但是文化部门又叫他去做文艺改革的报告，部队又把他叫去做军事改革的报告。好像只要加上改革二字，步鑫生就什么事情都可以讲了。这个时候步鑫生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小裁缝了。面对镜头他是那样的挥洒自如。没过多久，步鑫生巡回作报告和接待参观者，变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内容。分身乏术的情况下，有关部门规定只有厅局级以上的参观者，才能见到步鑫生本人。其他人只能听录音报告。
我们之前说到的乡镇企业家鲁冠球都差点吃了步鑫生的闭门羹，当时鲁冠球去拜访步鑫生，参观的人也确实很多，步鑫生呢也不认识鲁冠球，说鲁冠球？哪里的？萧山万向节厂？不知道，不知道。让他先去听录音吧。鲁冠球也很谦虚，带着一帮人就去听录音了。当时《浙江日报》的老记者周荣新老先生也在场，就和步鑫生说，老布啊，你搞毛啊？鲁冠球也是改革名人啊，你是国营企业，他是乡镇企业，你们可以互相交流的啊。这样鲁冠球才见到了步鑫生，两人交谈了15分钟。15分钟后，鲁冠球他们走出来，又一拨人紧接着就挤进了步鑫生的办公室。
当一个企业家被政治化的光环笼罩的时候，悲剧的影子就已经蹑足而至了。
当时，步鑫生正在准备引进一条西装生产线，没有想到，这条西装生产线竟成了他的滑铁卢。步鑫生成为先进人物之后，从海盐县政府到浙江省的政府都希望他能把企业规模做大一点，就希望他在产品上有创新。当时步鑫生准备上马年产6万套西装的生产线，投资18万美元，生产线是从日本引进的。但是这个计划报道上面，上面就说了。你步鑫生是什么人啊？要办你就要办全国最大的。30万套。过三年80万套。这样就把18万元的投资追加到了80万元。
屋漏偏逢连夜雨，到1987年前后，国内消费市场出现了周期性的萧条景象。步鑫生的西装流水线，还没有建成。市场上的西装就已经过剩了。好比一只船，原来在海上航行，结果潮水一腿，搁在沙滩上了，进退维谷。
步鑫生的企业出现亏损以后，他自己也非常的紧张，当地政府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只好把他的西装拿来给海盐城里面的每个人都发一套。结果镇上的“喝茶老爹、打渔翁和杀猪郎”都穿上了步氏西装。到1987年11月，海盐衬衫总厂负债1014.48万元，亏损268.84万元，而这个厂的资产总额仅1007.03万元。资不抵债，实际上已经破产。1988年1月，浙江省一个调查组在职工中做民意测验，96%的职工认为步鑫生不能胜任，1月15日，他被免去厂长职务。
第二天，8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一条消息。消息是粗暴专横、讳疾忌医，步鑫生被免职。此后，步鑫生一生潦倒。当步鑫生成功的时候，媒体对他的报道是排山倒海、铺天盖地。把他碰到天上去了，但是当他失败的时候。很多媒体又是集体讨伐，甚至落井下石。就在步鑫生被免去厂长不久，《人民日报》又发表报道，《一人沉浮、千夫评说》。里面两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免职后的步鑫生，如敝屣被弃。他出走浙江。很快，被人淡忘。后来1990年7月，曾去步鑫生的衬衫厂参观过、之后与步鑫生颇有交情的鲁冠球得知步鑫生心力交瘁，旧病复发，正一人孤居北京，便派人北上，并写去一张便条：“事已到此，病有医治，事有人为，老天会怜惜，不必多虑。望你有时间南行一趟。”9月，怀揣一叠医院发票的步鑫生到萧山，他对年幼十岁的鲁冠球说：“咱们是靠办厂子吃饭的，离了这一点，真的一钱不值。”鲁冠球后来说，这句话深深刻在了他的潜意识中。此后两年多，鲁冠球按月给步鑫生寄去500元的生活费，直到他四处漂泊，失去音讯。
后来一位记者得知步鑫生在上海的一家服装公司帮忙，就前去采访。这位记者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步鑫生这个人变得非常低调，和前几年完全不一样了。他穿着中山装还带着袖套，拿出来的烟是6毛一包的鸿运烟。给我泡了一杯茶，自己拿了一个大口缸。我问了很多问题，他只说了一句话。要好好向上海工人老大哥学习。所以采访做的很不顺利。最后我只好问，过去你做了很多事情，现在媒体这样讨伐你，你真的很服气吗？这个时候步鑫生就激动起来了，我当然不服气了。说这句话的时候手势太大了，把自己面前的口缸都打翻了，里面流出来的是白开水，连茶叶都没有。
我在解读《激荡三十年》前言里说过的，《激荡》后来拍成了纪录片。拍摄的时候，约请步鑫生事件的访谈人是周荣新周老师，就是之前讲到的帮鲁冠球见到步鑫生的《浙江日报》的老记者。吴晓波说：那天，周老师坐车来了，在棚内，他告诉我，是步鑫生送他来的，现在就坐在车里，但他不愿意跟大家见面。其实，在过去的很多年里，疾病缠身的步鑫生一直隐居在上海。“他的心里有很深的结，因为当年的扩张是政府催促搞的，出问题了，却全部怪罪在他的身上，不给他留一点的后路和尊严，他觉得时代对自己不公，他不能原谅。”周荣新幽幽地说。
录像结束后，吴晓波送周荣新到大楼电梯口，然后从高处目送他出去，走向一辆半旧的黑色轿车，有一个穿灰色衣服的老者下车接上他，然后缓缓驶远，融入滚滚红尘。
吴晓波突然意识到，在这场催腐拉朽的大变革浪潮中，所有的当代中国人都被裹挟前行，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受益者，并不是每一份付出都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回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激荡三十年”，它百色杂陈，一言难尽。
在一年前，2015年6月6日，步鑫生因病在家乡浙江省海盐县去世。步鑫生不是完人，有过过错，摔过跤，但他从挫折这座通向真理的桥上走过，不是反复表明着磊落的心迹吗？步鑫生用一把剪刀剪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帷幕，其形象已永远被定格在新中国改革历史的第一页。
“裁缝神话”的光芒褪尽，凝成一枚虽不甘心却终被淡忘的“改革化石”。回望三十年，很多是非已并不重要，今天我们要向步鑫生致敬，这是他应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