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荡三十年》中，如果我们要说谁在经济决策层影响了我们国家的话。那么我们讲两个人，前15年是邓小平。后15年是朱镕基。朱镕基从1991年进入中南海成为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成为国务院总理，2003年退休。在他的12年任期里使中国经济获得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在他的12年里面首先守住了中国经济三八线。就是每年的GDP增长超过8%，每年的CPI通货膨胀率低于3%。一个国家连续12年保持这样的一个记录，那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事情。所以朱镕基在全球政治经济界，是非常受到推崇的一个人，是一个治国的干臣。那么同时在朱镕基的任期内，也重新强化了中央集权。并且出现了庞大的垄断资本集团。那这些问题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甚至更长时间的中国。这些事情我们后面还要讲。
吴晓波老师给予了朱镕基总理非常非常非常高的评价。朱镕基自大学毕业不久就进入国家计委，其后在石油工业部、国家经委、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工作历练，熟悉宏观、产业、学术及地方经济各个环节，是一位罕见的实务及理论大家，其为人不苟言笑，以严厉、高效、清廉著称。如果放眼中国历史纵向比较的话，我们熟知的诸葛亮只不过自比管仲、乐毅。而吴晓波认为朱镕基是管仲、商鞅、桑弘羊、王安石这几位中国历代变法大师的一个综合体，是集这几位治国干臣特点于一身的人。而如果在全球范围内横向比较的话，在当代，全球范围内最懂经济的国家领导人就那么几个，而朱镕基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吴晓波对朱镕基总理的超高评价。
朱镕基赴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开始使用一种更专业、更具体细微的方式，并且充满了强权的一种治理手段，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局面。跟邓小平相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不同，小平管中国经济采取的基本上是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改错了不要紧，从头再来过。只要发展就可以，发展是硬道理。千军万马摸着石头过河你爱干嘛干嘛。小平同志是用政治家的方式来管理这个国家的经济。所以出现了一个让人非常怀念的，充满了自由色彩的80年代。
那么朱镕基同志管中国经济呢？就完全用了另外一种方式，他更加的带有技术官僚的色彩。朱镕基于1991年从上海市委书记调入北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在上海主政期间，他以亲民和对官员的严厉管理而闻名，上海的某些厅局长向他当面汇报工作，小腿肚子会发抖。而且他见到下属官员还有一个习惯，喜欢问问题，而且是问数字。所以当时官员都在流传一个传说，说朱镕基总理向你问数字的时候，你必须在三秒钟之内回答到小数点两位。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个脑子里充满了数字的人，也是最喜欢提问问数字的人，非常具体的进行经济管理。
朱镕基去北京是邓小平钦点的，他去到中南海的时候，外国媒体有很多报道，说这个同志那种管理风格在中南海一定吃不开，大概半年以后就会被赶出来，就是因为他太强势。那朱镕基是怎么样在中南海坐稳并且树立权威的呢？
之前我们讲物价改革的时候，大家知道因为88物价闯关失败，翻过年1989年恶性的通货膨胀正在蔓延。无奈之下中国政府就开始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打击偷税漏税、清理整顿国营体系外的新兴企业，之前的节目说过。
那在宏观货币 政策方面呢？政府采取的措施是，迅速的紧缩，从货币的供应，从利率的提高，从方方面面来说，紧缩的力度和时间都是非常非常的迅速和强烈的。随之而来的就出现了市场疲软，产品卖不出去，进而形成了连环的债务问题。
强硬的宏观紧缩政策使大多数企业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商品在一夜之间从抢购变为滞销，造成了企业产品大量积压和债务互相拖欠的恶性循环。
一个叫做“三角债”的名词突然出现在各大报纸上，我国的东北地区，是三角债现象最为严重的地方。自建立国家以来，这里一直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很多的大型国企在这里留下了辉煌的历史。辽宁鞍钢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钢铁厂之一，但是在三角债最严重的时候，鞍钢的存煤只剩下一个礼拜的量。
当时的情况完全是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生产卖出去的钢材，钱收不回来，它没有钱，就无法支付煤矿的钱，煤矿就不给它发煤，几个大的煤矿也出现这个情况，煤炭发出去了，钱收不回来。职工甚至是几个月都开不出工资，生活自然也就非常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几个大煤矿的煤都堆积如山，但是钱收不到就停止发煤。煤矿不给煤，鞍钢就面临高炉停火，一旦炼钢炉冻结，全厂就会瘫痪。
鞍钢的老总叫李华忠，鞍钢断粮，李华忠用红色电话打给中央，中央说你自己想办法。于是李华忠把鞍钢十几万人召集在一起，号召每位职工捐500块钱，帮助鞍钢渡过难关，李华忠在台上鞠躬五分钟，头抬不起来。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其他的企业就更不用说了，整个的资金链条被完全的锈死。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达3000多亿元，其中80%是全国8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拖欠的。3000多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的全国银行存款也只有1万亿。整个1988年的国民总产值都只不过1.5万亿。3000亿的三角债是一个高到可怕的数字。
整个国民经济已经陷入了一个烂泥潭当中。烂到什么程度呢？烂到当时在北京居然召开了一次易货交易会，意思大家都互不相信了，反正都不给钱。那我们大家把各自的货物全部拉到北京，我们来以货换货。北京当时这个易货博览会非常的成功，居然完成交易额高达8亿多人民币。大家想象在现代社会居然都出现了易货交易会，这已经烂到这个程度了。
于是从这1989年开始，在开往全国各地的火车上出现了一个个匆忙的身影。他们被成为“讨债大军”。当时一些国营中小企业甚至有超过一半的人被派出去讨债。大多数三角债的企业，都会有专门的队伍、班子，专门负责去讨债的。每次讨债大军出发的时候，他们都要搞践行仪式。厂长经理亲自践行，那都是非常悲壮的，要搞一个动员大会的，厂长经理都说：兄弟姐妹们，我们厂能不能揭开锅，我们的妻子儿女能不能生活下去就全靠你们啦，你们怎么也得想办法把钱要回来。
三角债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央，解决不了。直到1991年4月朱镕基来到中南海，亲手操刀，破除三角债。
朱镕基刚刚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屁股还没有坐热，就飞到三角债问题最严重的东三省，亲自坐镇。只用了27天时间就清理了125亿元的欠款，基本解决了东北的问题。他用了什么办法呢？
朱镕基带着银行和媒体的人一起前往东北，首先动用银行注资，比如说给企业甲注资，甲拿钱还给乙，乙再还给丁，还清楚了银行再把钱收回来。不然大家全锁在一起谁也不肯动，那就银行注资来破局。另一方面使用媒体进行公众监管，如果有钱不还，拖延时间的，把这些不要脸的企业马上在媒体上进行曝光。当时随行的一家报纸叫中华工商时报，有一天这家报纸从头到尾刊登了74家企业名单，都是拖欠大庆的钱。然后记者就一家一家的去问，说欠大庆多少钱？什么时候还？一直跟踪报道。中华工商时报就因为帮助朱镕基解三角债，一战成名。就这样一方面银行注资、另一方面媒体公共监督。谁也没有想到朱镕基27天解决了之前各级政府两年多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解决了东三省，回到中央。朱镕基马上召开了全国电话会议，向每个省市的主要领导下达任务，要求在这一年的9月份之前，必须要把各地三角债清欠情况有一个大致的结果，然后向国务院汇报。假如说各省的觉得有困难的，没有结果的话，就请你们的省长直接给朱镕基副总理打电话解释。那肯定谁也不愿意给朱镕基打电话啊，就都埋头想办法解决自己辖区内的三角债问题。在朱镕基的紧逼之下。全国的三角债工作终于有了进展。三角债一清掉之后，整个中国经济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这就是朱镕基的第一仗，首战告捷，紧接着第二仗在金融领域开打。矛头直指民间日益失控的非法集资。
89年之后中国经济陷入低谷，造成了资金非常的紧张，所以使得民间的融资、地下钱庄非常的繁荣，朱镕基要整顿经融秩序，那么就要杀鸡给猴看，杀了谁？杀了沈太福。沈太福在当年是中国最风光的企业家，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我之前在解读《经济学通识》讲吴英案的时候讲到过沈太福。他是东北吉林人，一个身高不到1米62的小个子，沈太福当时的企业叫“北京长城高科技机电有限公司”。当时北京市工商局是不受理私人性质的高新科技企业注册的。所以他就找了一顶红帽子扣在头上，挂靠在了当地的一个部门，以30万元注册了集体性质的北京长城高科技机电有限公司，结果长城公司的产权性质最后成为沈太福案最致命的一环。沈太福在当时为什么风光呢？他发明了一种节能的电机，就跟别的电机比，节能30%。当时国家科委，中国最高的科技部门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向全中国推广他的节能电机。
虽然国家科委来推荐沈太福的产品，但是银行不贷款给他，银行对这个有风险的项目完全没有兴趣。于是沈太福想了一个办法，向全社会融资。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的1992年到1993年是投资热情最为高涨的年份，人们对各种有新意的建设项目充满了激情。由于当时中央的金融管制，银根紧缩，发生在民间的各种集资行为都一直非常活跃。在这样的情况下，沈太福长城公司集资风暴迅猛的席卷全国，很快成为了当年最炙手可热的高科技企业。并且沈太福承诺的利息是24%，这个年利息相当于当时银行的一倍。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融到了10亿人民币。在这次的集资活动中，各地的媒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长城公司的集资业绩大肆鼓吹。正是在数百家媒体的热催下，沈太福跑马圈地，战无不胜。
长城公司铺天盖地的集资风暴引起了朱镕基的高度关注，这位对金融风险怀有本能警觉的中央领导人发觉，如果“长城模式”被广泛效仿，一个体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将庞大而可怕的出现，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将全面失效，于是他下令终止长城公司的活动。
这个时候沈太福正在北京的长城大酒店开庆功会。开到一半的时候，他的秘书跟他讲，说央行给我们发来一个明文电报，央行说，沈太福同志，你这个事情是违法的，你这是变相发行债券，并且发行额大大超过了你公司的自有净资产，投资风险大，投资者利益难以保障，请你马上停止你的融资行为，并清退所筹集的资金。
沈太福遭遇当头棒喝。此时的他已经在狂热和膨胀中失去了对局势的清醒认识，自认为有媒体、高层人士、当地政府和10万集资民众的撑腰，他已经具备了与国家机器博弈的能力。于是第二天状告央行，要求索赔一个亿。国内外舆论顿时哗然，他是建国以后第一个作为民间企业家胆敢直接对抗中央政府的人。结果沈太福被逮捕，在国务院的直接参与下，长城集资案的投资者领回了资金。并且有120多名官员涉案。
尽管天下人都知道沈太福是因为高息集资、扰乱中央秩序被捕，然而他最后确实以贪污和行贿罪名被起诉。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诉讼，沈太福多次以借款名义，从自己公司的集资部提取社会集资款240万，构成贪污罪。并先后向国家科委多名工作人员行贿合计25万余元，构成了行贿罪。法院最终裁定，沈太福因贪污罪、行贿罪判处死刑。
沈太福对判决不服，理由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长城公司是带着集体帽子的私营企业，如果是私营企业那我怎么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呢？我没有贪污的动机和行为怎么能构成贪污罪呢？沈太福自己说：“怎么判我都行，但是如果我是因为贪污自己家里的钱而被枪毙的话，我不服。”但是最终沈太福在1994年4月8日被执行枪决。
就这样，沈太福案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少见的企业家被枪毙的刑事案件。自此以后中国的金融秩序为之一振，体制外的民营地下钱庄及高利贷者，这些民间融资行为瞬间就销声匿迹了。整顿中国金融秩序，这就是朱镕基的第二仗。
所以进入中南海的朱镕基就凭借清理三角债和整顿民间金融秩序树立了绝对的权威。之后的朱镕基又将如何驾驶中国这艘巨轮在改革的深水区继续破冰前行呢？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