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说了朱镕基凭借破三角债和整顿金融秩序，立威中南海后主导推行了一场影响巨大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通过分税制等政策破除诸侯经济，重新恢复了中央集权。在1998年之后，他出任国务院总理为中国经济打造的三驾马车着力于投资、出口和内需，以此拉动中国经济稳步增长。
中国的改革战略从朱镕基时期开始发生了目标性的转移，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转入到体制内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那这个从外而内的转变之中呢，有一个最最重大的问题肯定是不能忽视的，这个问题如同房间里的大象一样，没有人能够视而不见，那就是我们的国企。
从这一期节目开始，我们就好好聊一聊我国的国企是怎么在朱镕基手上从一艘破船摇身一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超级航空母舰的。
吴晓波认为，在朱镕基入主国务院之前，我国的国企改革是一次彻头彻尾失败的变革，这句话怎么说呢？
当时国企的生产力低下，竞争能力差这些已经举过很多例子了。从改革伊始到整个八十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题叫“放权让利”。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放权让利达到高潮，我们国家宣布给企业14项自主权的落实。从你的原材料，采购权，进出口权，人事任免权，其中还有一条叫做拒绝摊牌权，给你很多很多的权利。在决策层看来，该给你们的权利已经给完给尽了，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你们八仙过海，到市场上去各显神通了。但是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事实却让人非常沮丧，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在竞争中是一触即溃，市场份额不断的缩小。
这是为什么呢？在讲“裁缝神话”步鑫生那一期节目里面我们说过。
因为这一轮的国企改革试图绕开经济学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企业想要搞好，就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清晰的产权。但是放权让利的改革却一直试图把产权悬置起来，搞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下放给企业很多的权利，很多的政策倾斜，希望你能够把企业给搞上去。但是最终看来，在产权悬置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搞得好只是暂时的。搞不好才是长期和必然的。那么就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它把产权悬置起来，试图给企业家放权让利，所以造成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国有企业领域出现了很多，悲喜交加的一些企业家的典型。比如之前说到的步鑫生，还有激荡一书中提到像马胜利、关广梅、张新让等等等等，出了很多的典型。但最终他们都没能把企业带到一个辉煌的顶点，或者半途就成为了一个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悲剧式人物。
到了九十年代初，这块烫手山芋依然是被抱在国家怀里。但是这个时候，突然从天上掉了一个馅饼下来，砸到了情况窘迫的国有企业头上。这个馅饼叫做资本市场，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深沪两市日渐活跃的资本市场给了国有企业一次输血和喘息的机会。
在1992年的时候，决策层突然发现，股市可能是拯救国有企业的最佳手段。经济学家纷纷献策，他们指出“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是搞活和增强国有企业实力的战略选择”，中央想了想说，国营企业我给你拨款你搞不好，给你贷款你还是搞不好，那我干脆就把你卖掉行不行呢？卖给谁？就是卖给资本市场。
就这样1992年中央政府在北京组建证监会，将股票发行的权力从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上缴到了中央手中。从此实行一种全面扶持国有企业的，叫做“指标配额制度”的上市机制。意思就是由中央政府确定上市额度，然后分配到各部委，按地域分配到各省、市、自治区。而他们拿到之后一路向下分配。这些指标呢，绝大多数就被分配给了各地的国有企业。于是“上市指标”就成为政府救活国有企业的“最后一把米”。在上市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和银行对国有企业的拨款或贷款，先变成了债权，接着又变成了股权，然后通过股票发行的方式就全部一股脑地卖给了股民。
然而，事后来看，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畸形的产物，它至少在四个方面存在先天的弊病。一是缺乏公平性，那些符合上市条件、经营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很难得到上市的机会。二是上市公司的素质明显不好，很多指标被分配给了各地最大也是最困难的国有企业。三是存在大量的虚假报表现象，那些拿到配额的国有企业其实并不具备上市的条件，因此不得不进行大面积的、公开的财务造假。四是因缺乏必要的监督，存在大量的权钱交易，滋生腐败。
当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站出来指责这种做法。他们说，看起来，国有企业是永远要人家来扶持的，过去是政府的财政，接着是银行，现在是股市，扶持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把钱砸到国有企业里面去。我们现在把股票市场看作是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一种办法，而不让有限的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企业、最有能力的企业。这种为了扶贫而发展股票市场的思路是不健康的。政府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保护公平交易，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不是保护国有企业这些少数人的特殊利益。
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中国资本市场变成了一个灰色和投机的冒险家乐园。那些上市的国有企业拿到上千万甚至上亿的钱之后，他的体制没有变化，产品没有变化，团队也没有变化。他什么都没有变化，就拿到钱了。你说他会拿了干嘛？紧接着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些钱给挥霍掉。于是“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亏损”的现象比比皆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壳资源”，一些有能力的资本玩家乘机进入，兴风作浪，中国股市很快就将进入一个庄家狂舞的年代。所以吴晓波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原罪和他的非理性，以及他的巨大投机性和没有投资价值的特点在1992年的时候就奠定下来了。
虽然通过资本市场能为一部分的国有企业输血解困，但是毕竟只能缓解少数大中型企业的问题，那么剩下的数以几十万计的中小国有企业仍然还是一团乱麻。那怎么办呢？于是颇有争议的“诸城经验”进入了朱镕基的视野当中。
当时山东省菏泽市团委书记，叫做陈光，他被下放到菏泽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叫做诸城，去当市长。陈光上任以后梳理了一下治下国有企业，瞬间就让他手脚发麻。市属全部150家独立核算的国营企业，有103家亏损。还是那个一直得不到解决的原因“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所以陈光就下决心。把这些企业全部搞产权改革，全部卖给私人，所以他在产权改革大会上讲了一段话。说十年改革，改来改去企业还是躺在政府的怀抱里，从今天开始，咱两家的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就这样在两年时间里，一些企业被卖给私人，另外一部分企业品相太差，卖都没人要，陈光就送给他们。所以陈光就有了一个外号，陈卖光，陈送光，陈光改名叫陈三光。“三光政策”一搞以后，诸城就没有国有企业了。
这个事情一被报到中央以后，中央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陈光在搞什么鬼？朱镕基就派了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去调研，调研完以后。朱镕基还是觉得不是很清楚，就自己带着洪虎带着大经济学家吴敬琏再到诸城去调研。陈光后来对人说，朱老板在诸城待了一个礼拜，不讲话，只看不说，整个山东省政府官员的命运，就像一个硬币被抛到半空中一样，正面反面正面反面，谁也不知道朱老板怎么想的。最后硬币落地，朱镕基充分肯定了“诸城经验”。那么在企业改革史上，陈光从此被称为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第一官”。
在朱镕基的任期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有过一次转型的。在他的任内出现过两个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口号。一个叫做抓大放小，一个叫做国退民进。听上去这两个词非常的相似。同学们可能觉得“抓大放小”“国退民进”不是一回事么？其实他们有本质的有区别，在1998年之前，朱镕基的思路是抓大放小，而抓大放小的典型正是来源于诸城经验。
对“诸城经验”的肯定是决策层对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一次战略性大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这标志着开始于1978年、以放权让利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已然终结。提出了全新的“抓大放小”的改革方针，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具备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以及有强大赢利能力的产业。在“抓大放小”的战略被确立后，企业变革进入一个全新的、以所有权改革为主题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