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说了1992年证监会成立，资本市场给国有企业输血。使得中国资本市场的非理性、巨大投机性和没有投资价值的特点在这个时候就奠定下来了。紧接着朱镕基肯定诸城经验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带来了曙光，中央确立“抓大放小”的改革方针。
那么抓大放小，小的卖掉没有问题，主要是大的要怎么样来抓呢？
在这里我要简单的说一下当时的整个市场状况。之前在80年代，我国处于短缺经济，那么作为80年代的企业，如果你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制造、能够搞科学管理，那么你就可以吃得开。而到了90年代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摆脱了短缺经济，商品迅速的变得丰富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变哪些企业才可以成为英雄呢？就变成了销售型的、会做市场的、做品牌的、会讲故事的企业才能成为新的英雄。另一边，市场需求方面，当你吃饱穿暖以后你就需要给家里买一个彩电，买一个冰箱，买一个洗衣机，对吧？所以国家的产业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从快速消费品进入到耐用消费品领域。从80年代的吃的和穿的，到90年代家电行业就成为了最大的利润点被爆发出来了。进入90年代中国就进入了家电行业高速发展、高度繁荣的一个时期。
而当时的跨国公司对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是抱有玫瑰金色般的美丽梦想的。当我们面对外资的重兵压境，一场民族产业保卫战迅速打响了。
而让跨国公司和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在中国家电市场的商战之中。跨国公司居然丢盔弃甲、大败亏输。那我们的家电行业是怎么把日本、美国这些跨国公司干掉的呢？
靠两条，第一条叫价格战，我同样的产品比你便宜30%可不可以？靠价格战血拼。第二个靠什么呢？靠振兴民族品牌。中国人你要买中国货，不然你就是卖国贼。用大量的广告轰炸来传播这个事情。
所以靠搞价格战和振兴名族品牌这两大法宝中国的家电企业比如海尔、长虹、TCL、科龙、康佳、春兰等等，在这两年多时间里面，迅速的收复失地，成为中国消费市场的龙头企业。而到了1996年的时候，国家说抓大放小，我们就要抓这样的企业，扶持海尔、扶持长虹这样的企业。
国内市场的繁荣及新兴企业的集体胜利，让中国的企业家们第一次信心爆棚。他们突然发现，原来世界并非想象中的那么遥远，那些不可一世的跨国公司似乎并非不可追逐。奇迹是可以瞬间诞生，罗马也可以一日建成。于是，进入“世界500强”在当时突然就成了企业家们共同的梦想。
被“世界500强”的梦想所吸引的不光是企业家，与这股高昂气势相呼应，中是央政府和学术界也同时达成了一个乐观的共识，那就是，“抓大”就应该全力扶持那些从市场中冲杀出来的企业，把它们尽快地送进“世界500强”，于是杀进“世界500强”成了一项国家经济的战略目标。
1996年，国家经贸委宣布，未来几年将重点扶植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长虹6家企业，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这六家企业都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品牌优势和组建了优秀的企业家团队的企业。在中央政府确定了国家队之后，各省政府应声而动，纷纷开出自己的扶持名单，宣布将在若干年之后将他们送进中国的500强企业，而各地城市也相应的提出了打造省级百强企业的构想。就这样，围绕500强的目标，一个由上而下的抓大战略逐渐形成。
那我们要怎么扶持国家队杀进世界500强呢？世界500强企业的评选标准是销售额。那要怎么培养他们？提高他们的销售额呢？如果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在是太慢了。我们就放眼世界，找找看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可以学习的企业。我们找到了，当时全亚洲成长速度最快的韩国大宇集团被当作了我们学习的榜样。大宇集团老板叫做金宇中，在过去30年时间里，由于韩国政府的强力支持，大宇从一家注册资金只有一万美元的小贸易公司奇迹般的成长为《财富》榜里面前20位的综合大集团。大宇独特的制造业与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模式在我们看来完全可以移植到我们中国来。所以经贸委在宣布扶持这六家企业之后，其中一条最重要政策就是允许他们办财务公司、允许他们在企业内部建立金融融资平台。更进一步是允许他们参股银行，甚至办银行都可以啊。当时我们认为，这种规模庞大、无所不包的如同航空母舰一样的财团式企业，完全可以抗击国际竞争的风险，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象征。
在这样对大宇模式的效仿的背景之下，把商业多元化的热浪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每一个行业都充满了商机，所有人都变得迫不及待。扩张再扩张，企业家们完全释放着自己的欲望。在多元化的浪潮中，很多企业都失去了理智。
这种浮躁的现象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家电行业尤为突出。本土家电企业在打垮了跨国公司之后，迅速地陷入了更为惨烈的内战。国内所有企业都处在相同的技术层面上，所以内战的武器还是价格战。一边杀价格另一边就是一轮又一轮的以技术创新为噱头的观念大战。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家电企业不断的宣布自己实现了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比如说一种叫做光触媒空调的，它被宣称是21世纪空调业的重大突破，其实就是在过滤器上加了一张含有活性碳的过滤网，成本不到一块钱。而无菌冰箱被宣告说是冰箱进入绿色时代的标志，其实就是在冰箱的塑料部件上加入了一种药剂，成本不到10块钱，却可以靠这个概念抬高200元售价。而采用了数码景深电路的数字彩电其实就是把彩电技术中的电子束原理换了一个新概念进行描述。这样的例子在当时不胜枚举。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很多国产家电企业都信誓旦旦地要设立技术中心，但是最后人们发现，这都只不过是一些炒作的题材而已。
这样的发展态势，最终让中国家电业的技术进步陷入了形式主义和空心化的歧途上。而事实上，一直到2008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基地的时候，仍然无法完整地制造出一台百分之百的中国彩电、中国冰箱或中国空调。
在狂飙猛进的多元化浪潮席卷之下，企业家们似乎已经失去了认真、寂寞地做好一个产品的耐心。
当时有一个人正在在中国沿海考察，他是来自日本的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大前研一当时就担忧的说：”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中国的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做出卓越的成绩，但专注是赚钱的唯一途径。可口可乐专心做可乐，成为世界消费品领域的领先者。丰田专注做汽车，称为日本利润最为丰厚的公司。进入一个行业、专业化、然后全球化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中国的企业家只想在五年之内就学到日本花了50年所学的，这正是中国打算做的。可是，管理是一个连续反馈的过程，如果你只是这样”浓缩“的学习，然后匆匆忙忙的采取行动，或者是让其他人来对组织进行改造，这简直就想个人造的孩子。“而大前研一的这种声音很少有人能听得进去。当时世界500强的梦想现在看来更多的只是一种青春期的躁动。
当我们站在2008年底《激荡》成书的时候，我们回头看这次拆小船并大船事件。国家队中的六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了吗？只有一家，宝钢进入了500强，而当时我国已经有26家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这说明国家经贸委在1996年的抓大放小的政策后来被抛弃掉了，那是不是就说明在96年以后的某一个时间点上，中央在国企改革政策上，在抓大放小之后曾经出现了一次改革政策的转轨呢？
那打造航空母舰的战略为什么没有实施下去呢？抓大放小又为什么没有进行到底？
因为就在第二年1997年的时候，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
一说到1997年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插进来先说，就是在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这位93岁的政治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悲恸。在过去的20年里，这位心胸宽广，意志刚毅的老人。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坚定的捍卫者和推动者，他在这段中国复兴的历史上深深的烙上了自己的印记。当他去世的时候，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已经驶过历史三峡中最惊险的一段。在人们的印象里，1997年2月19日是一个没有元宵的元宵节，在很多地方，那年没有人挂红灯笼也没有人放烟火。3月3日美国时代周刊创刊74周年，邓小平第八次登上了他的封面，题为下一个中国。封面照片上的老人此时已经安然离去，他凝望着这个生机勃勃的中国，这件他留给世界最精彩的作品。邓小平干预撇开僵硬的计划体制，而赞成自由市场力量。并让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他真正改变了中国。邓小平的去世让1997年的整个中国一直无法从悲伤中完全摆脱出来。7月1日香港回归，这原本是一个举国欢腾的日子，却因此染上了一重莫名的遗憾。在邓小平最后的时光中，让香港平稳回归一直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他也承诺将在归回之日亲自赴港岛见证，可惜他最终没能等到那一天。香港回归当夜，那漫天烟花中，应当有一朵专门为小平而绽放。
悲伤的云雾一直笼罩着1997年，自始至终。
最大的恶性事件是席卷亚洲各国的金融风暴一个叫乔治.索罗斯的美国金融家他带领的叫做量子基金。当时到了亚洲，就开始狙击经济发展过热的泰国，狙击泰铢，使得泰铢对美元的汇率急剧的波动，最后造成泰铢在一天之内贬值了20%，使得泰国经济全面陷入瘫痪。索罗斯在泰国得手以后，迅速转战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四个多月里这三个国家中产阶级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紧接着轮到韩国，受到攻击的韩元在两个多月里疯狂贬值50%，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索罗斯袭遍整个东南亚地区。使得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人民都处在动乱和恐慌之中。
金融风暴在亚洲各国四处作乱，所到之处股市大跌，公司倒闭。景象惨烈，人心惶惶。
到了1998年的1月，世界银行在香港开年会。当年索罗斯在年会上的发言非常的骄傲，他对我们中国说人民币一定要贬值，否则我就要把香港打下来。他讲完之后第二天登报。紧接着世界银行专门给朱镕基做了一个专场，朱镕基站在台上讲话，而台下坐着谁呢？索罗斯坐在下面、俄罗斯总理丘拜斯坐在下面、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坐在下面，还有全世界的金融巨头都坐在下面听朱镕基讲话，朱镕基说，我向世界保证，中国将承担大国责任，人民币绝对不贬值，在此之前中国在全世界的金融家和政治家眼中就之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个时候全世界突然发现，当亚洲出现问题的时候，承担责任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所以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大国意识是在这个时候被确立了下来。这个会议开完到二月份，香港爆发禽流感。趁此机会，索罗斯借着香港居民人心不稳的时候，突然狙击港币，爆发了一场港币争夺战。当时和他打对垒戏的人就是后来当了香港特首的曾荫权。港府强力入市，朱镕基动用了1200多亿人民币挺在曾荫权的后面。
这一仗打到最后是索罗斯大败而归，但是中国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尽管中国对国际资本实施了金融管理，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直接影响，但随着整个亚洲的低迷，我们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的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冷淡。随着市场环境的骤然变化，中国民营企业迎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雪崩之年，一批曾经叱诧风云的明星企业纷纷陷入困局。
在山东临朐，秦池的姬长孔，正兴冲冲的赶往北京去领取“企业形象最佳单位”奖，但赴京途中媒体就爆出“秦池白酒勾兑”的丑闻。两届标王就此陨落。
还是在山东，济南三株的吴炳新定了一个销售额保200亿冲300亿的宏伟目标，但是“八瓶三株喝死常德老汉的”新闻，见报之后他的理想再也没有能够实现。
在河南郑州，亚细亚商厦的总经理王遂舟面临着连锁店开一家亏一家的窘况，这位以日本八佰伴万为榜样一心打造中国零售连琐帝国的王总在这一年离开了郑州亚细亚。
在广东，广州太阳神的创始人怀汉新，在自己多元化经营战略宣告失败之后，在年底正式辞去总裁职务，从此深居简出，太阳神江河日下。
而在珠海凭借自主研发汉卡系统的起家的史玉柱，在这一年他的巨人大厦盖了三年也只有三层，巨人集团也名存实亡。
然而历史从来不是按照人们预想中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前进，更多的情况是，一条又一条的岔路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出现，1997年发生的诸多企业崩塌事件，意味着“狂飙时代”的终结，一个新的成长周期即将开始，无数传奇正在路上。在1997年之前，所有的本土企业家95%的精力都放在营销和做广告上，经历了这一次集体的失败之后，企业家开始把他们的精力放到了更扎实的 企业内功的建设上。在此之后，中国的企业以及“中国制造”走向了理性的年代。
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徒然爆发以及国内市场的空前萧条，却意外的让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造进程突然加速。
回到我们之前的话题，抓大防小，效仿大宇模式，致力于将六家国有企业组成的国家队送进世界500强的行列。但是金融风暴突然袭来，被我们视为中国企业标杆的大宇集团轰然倒塌。大宇模式在在金融风暴中暴露出来的脆弱，让中央政府对这条路彻底失去了信心。就连大宇这样的企业都无法抵抗国际金融资本的袭击，那我们中国”类大宇“企业们能够逃脱出这种命运吗？”，到这个时候“抓大放小”宣告失败。我们国企改革的这条路究竟要怎么走下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