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突变
到了2013年，这一年的故事要从一个叫做孟凯的饭店老板说起。这个孟凯呢，很有可能是全中国第一个意识到风云突变的企业家，为什么呢？这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敏锐的政治嗅觉，而是因为他的饭店突然就门庭冷清了。
孟凯的饭店叫做湘鄂情，就开在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寺的路边，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因为是中央八大部委的所在地，天天都是车水马龙，饭馆的菜价也是全北京最贵的，而且越是贵，就越有人买单，其间的道理大家也自然明白。
孟凯原本是一个下岗工人，1995年的时候他在深圳蛇口开了一家小店，有一位能干的湖南媳妇，所以湘鄂情的店名，其实就是这一对贫贱夫妻的爱情故事。1999年，孟凯夫妇进京开店，摸到了公款吃喝的门道。后来的十多年里，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开了34家门店。到了2009年，湘鄂情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民营餐饮企业。孟凯也以36亿的身家，成为餐饮界的首富。
但是，就是从2013年的年初开始，湘鄂情的生意就一落千丈。我想其中的原因各位同学应该还有映象。因为当时中央下达了“八项规定”，严禁官员出入高档消费场所。从此之后，高档场所及高价烟酒的消费顿时就萧条了下来。在杭州西湖边的30家高档会所全部关停，其中还包括马云的“西湖会”。
这一次的“八项规定”，可不是像一阵风一样的一会就吹过去了，而是体现了新执政者的决心。
在这一年，孟凯的湘鄂情就关了8家店，公司巨亏5亿多。他开始尝试转型，像是投资环保项目，进军房地产和影视，然后又搞新媒体和大数据，索性把公司都改成了中科云网。但是最后，几经转型的湘鄂情还是转进了死胡同，孟凯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被立案调查，孟凯最后辞任公司董事长，远居海外。
“博士总理”李克强
进入到2013年，所有的人都呼吸到了别样的空气，风向发生了强劲的变化。
在政治上，习主席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6月份的时候，时任国资委主任的蒋洁敏被双规，他曾长期任职中石油。紧接着，石油系统的腐败问题遭到曝光，整个2013年，央企反腐是最受瞩目的话题，有十多位央企高管涉案被查。
在经济上呢，新上任的国务院总理展现出了新的执政风格，他既有主政一方的经验，曾经主政于工业大省辽宁和农业大省河南，又有学术背景，他是经济学博士出身，曾获得过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李克强这位“博士总理”一上任就备受西方媒体的关注，《经济学人》杂志提出了“克强指数”，他们观察说李克强在地方主政的时候，并不在意上报来的各项经济数据，他自有评估经济的办法，他最关心的三个数据是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发放的贷款额，在他看来这三个数据才是能够真实反映地方经济情况的。
英国的巴克莱银行也是创造出了一个新名词，叫做“克强经济学”。用来指代这位新总理为中国制订的经济增长计划。这个新名词虽然从未得到过官方的正式认可，但却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一再的引用。
随着新领导人的上任，一度消沉的经济学界又活跃了起来，人们开始就改革的顶层设计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
有人认为，改革的突破口是在进一步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案被再次提出。
有人认为，收入分配的改革才是中国经济调整，拉动内需的核心问题。当务之急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还有人认为，减税才是未来改革的主战场，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于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支持力度，解决现行的营业税重复征收的问题。
当然了，还有一些颇为激进的观点，甚至有人说应该撤销发改委，彻底取消政府对投资项目的审批。在民营企业投资行为中，在政府需要做的就只是放手、放手，再放手。
学者们可以说是七嘴八舌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方案，那么新上任的李克强总理会怎么做呢？他把手中改革的剪刀，伸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政府简政放权，另一个是金融体系改造。这两处手术可以说都是内科，动之艰难，而且事关长效。
简政放权呢非常容易理解，国务院各部门审批事项削减了三分之一，如果同学们所在的单位和企业经常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话，会感觉前后的变化非常的明显，在此之后，有很多项目投资都从核准制度改成了备案制度，审批权限也逐渐下方。
金融也变天之年
金融体系改造
那至于金融体系的改造，可就比简政放权要复杂得多了，这带来了金融业的巨大改变，这一年可以说是金融业的变天之年。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上半场，中国解决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那么下半场的一开始，决策层就试图从最坚硬的地带突破，要着手解决资本的自由流动。金融产业可以说是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块壁垒，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却又充满了种种焦虑、动荡和博弈的开始。
随后，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新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其实核心就是两条，一个是放松监管力度，另一个是鼓励混业经营。
从1992年以来，在朱镕基时代形成的金融严管思路一直得到了坚决的执行，虽然其间也有反复和纠结，但是垂直监管和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从来就没有动摇过。而这一次的金融改革，实际上是终结了20年来的既有格局，证券、期货、基金、银行、保险、信托之间的竞争壁垒被打破，金融市场进入了一个全新却注定更加混乱的大资管时代。
政府对银行业的开闸，如同在市场上投下一颗重磅的兴奋剂炸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各地关于民营企业申请银行的消息此起彼伏，什么温商银行、苏宁银行、苏南银行、荆州银行、渝商银行等等的。在江苏有一家叫做红豆集团的老牌纺织企业，他刚一宣布要申请成立苏商银行，结果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的股价就暴涨了40%，可见市场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有多么的热烈。
在银行开办热中，互联网人当然是不甘落后的，腾讯主导发起的前海微众银行，阿里巴巴筹备的网商银行，它们都成为银监会批复的首批五家民营银行之一。百度则与中信银行合资成立了百信银行。
在BAT中，动作最大的是阿里巴巴。天然的电商属性，以及强大的第三方支付工具让马云有更灵活的创新空间。早在2008年的时候，马云曾经说：“如果银行不改变，那我们就改变银行。”
这一句被银行业者嘲笑了整整五年的狂妄之言，在今年终于兑现。余额宝上线，支付宝用户可以十分便捷地把零钱存入这个账户，其七天的年化收益率接近7%，秒杀所有银行存款利率。
那我们刚才所说的，对官员的纪律整肃、央企反腐以及金融业的大震荡，生动地体现出了2013年的不同寻常，在本质的意义上，它预示着利益重构的开始，这是一个全新的大棋局，玲珑初开，百子待落。种种的迹象都在告诉我们，市场化确实是一个不可逆的方向，而与此同时，一个更强势的中央政权也正在回归，所有的局中之人都在谋划和重新确立自己的新角色。
“别让李嘉诚跑了”
说完了宏观政策层面，我们来看看2013年的商业世界。在这一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有一个有点敏感的话题被引爆了，那就是李嘉诚是不是要跑路了？
在这段时间，李嘉诚的长江实业不断的抛售手中的房产，变现数百亿元。而相对应的是频频对于欧洲市场的投资，涉及金额有1800多亿港币。当时有英国媒体惊呼，说李嘉诚要并购整个英国。
在很多年里，李嘉诚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这位潮汕人由逃港难民成长为华人首富，被看成是香港奇迹的代名词。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以李嘉诚为首的地产富豪把持香港几乎所有的命脉性产业，成为凌驾于平民社会之上的超级阶层。在香港经济低迷徘徊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却实现了倍级增长，有人甚至讽刺性地把香港更名为“李家城”。
如今“李嘉诚跑路”的新闻不断的刷屏，而李嘉诚自己，还是真诚的向大众表达了一些真实的想法。他说：“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在政策不公平、营商环境不佳、政府选择性行使权力的情况之下，投资意欲便一定相对下降。”
柳传志：“在商言商”
其实，就政商关系这个话题啊，在同一时间，柳传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一次正和岛的企业家茶叙席间，柳传志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
随后，柳传志的这番话在企业家群体中掀起轩然大波，构成本年度最具争议性的话题。
正和岛是一个企业家组织，岛内聚集了两万多名民营企业家，在柳传志的这番讲话之后，一位叫王瑛的女投资人当即发布“退岛声明”，她说“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
到2013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数量已经突破1200多万人，是中国商业世界里最活跃，也具有财富能力的族群，他们对政治和公民社会的态度是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作为多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界教父”，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自然引起极大的争议，这个争议本身也体现出企业家群体在公共立场上的分野。王瑛的“退岛声明”发布后，在企业家群体内，迅速分化为“挺柳派”和“挺王派”，争论持续了大半年。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企业家参与政治的热情几经波折，在2000年前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企业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讨论达到沸点，然而，2004年的宏观调控，“国进民退”的事实令很多人沮丧。我们之前提到的，在2009年的“四万亿计划”中，民营企业家再度被边缘化，央企能力被进一步强化，失望情绪持续放大，从而引发了移民潮，民间投资热情下降。
2011年到2012年之间，企业家的焦虑达到了顶点，很多人开始选择自己的立场，万达的王健林宣称自己的做法是“远离政治，靠近政府”，上期节目我们提到的三一重工的梁稳根，他在一次公开访谈中说，“我是党的人，随时准备为党奉献一切，只要党愿意，三一也可以随时奉献给党”。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柳传志从来不忌惮于谈论政治，甚至他可能是企业家中讨论政治最多的人之一。而在这个时候，一向出言谨慎的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焦虑：“如果环境好了，就多做一点；环境不好，就少做点；环境真不好了，比如不能如宪法所说保护私有财产，企业家就会选择用脚投票。”
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并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很显然，这样的“大白话”充满了绥靖的气质，理所当然地被一些企业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视为懦弱。不过，如果在2013年的企业家群体中做一个调查，恐怕大多数人会认同柳传志的观点。
在一个强势政府和法治尚不完备的商业社会中，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上的进取能力十分羸弱，甚至在某些时候，连合法权益的自保都岌岌可危，他们更多的是新环境的适应者，而非创造者，寄希望于他们成为体制突破的先锋力量是一种过度的妄想。
围绕柳传志的“在商言商”风波，实际上体现出中国商业世界复杂的真实景象，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多个层面上共识的瓦解。这话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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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方面，是以“发展是硬道理”为主题的改革共识，已然破局，政府与有产阶层在利益上的协调出现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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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是在企业家阶层内部，出现了价值观分野，很多人开始思考从事商业活动的终极目标，从而做出了各自的现实选择，移民也好，远离政治；紧靠政府也好，愿意把自己的企业奉献给党也好，都是这个逻辑之下的每个企业家的行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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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面，是企业家阶层与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的隔膜，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持续扩大，知识分子阶层显然缺乏对真实中国的解释能力和设计能力。
这一“共识瓦解”的景象，将深刻影响中国改革的进程，并在未来的前行中浮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十亿赌局”
2013年的商业世界当中，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是小米雷军和格力董明珠的“十亿赌局”。
在这一年的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典礼上，主办方有意让雷军与董明珠同台领奖，在主持人的挑逗下，雷布斯和董小姐擦枪走火。主持人说：“你们两个之间应该有一个世纪之战。你们两个人所代表的生产模式，到底谁的后劲更足呢？”
雷布斯说：如果5年之后，小米的营业收入超过格力，就请董小姐输给我一块钱。结果董小姐不甘示弱：要赌就赌10个亿。最终，这两个人就设下了这“十亿赌局”。
今年2018年，五年之约将至，到底谁的赢面更大呢？2017年，格力和小米的营业收入分别是1480亿和1150亿，二者的营收数据已经非常接近了，当年打赌的时候，小米的营收只有300亿，而格力已经有1000亿了。而且从2015年到2017年，小米营业收入的增长率是31%超过了格力的23%。
在今年的5月3日，小米正式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招股说明书，至此，这家中国手机行业明星公司、全球排名前列的科技独角兽真正迈出了上市的第一步。
最后究竟鹿死谁手还真不太好说。董明珠在今年4月份接受采访的时候倒是说，会请国家审计署对两家企业进行审计评估，“这个赌还是要继续履行，认真对待。”
不过我倒是觉得5年之后的今天再来讨论胜负其实没那么重要了。当年二人对赌的是营业额，但背后讨论的核心是在于商业模式和未来趋势。格力代表的是重资产的传统制造业，而小米代表的则是轻资产的互联网思维模式。
但是五年过去了，如果还用纯粹的互联网模式来定义小米，可能有些不准确了。“10亿赌局”诞生之时，雷军推崇的互联网模式在外界来看更多集中在互联网营销、粉丝经济，郎咸平曾调侃其就是“互联网上卖手机的。”而用雷军当时的话说就是“没有工厂和店面，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产品研发和用户交流上”。
然而，现在小米也开店了，根据小米招股书的数据，截至2018年3月31日，小米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331家小米之家。不仅如此，小米也不只是当年我们认知中的“手机公司”了，中间一度被调侃为“杂货铺”。
来自招股书中的数据显示，小米2017年智能手机收入占比为70.3%，而2016年和2015年分别为71.3%和80.4%，降低的收入让给了互联网服务、物联网与生活消费产品，其中也就包含了所谓的新零售。并且小米投资或孵化了超过210家生态链公司，现在再用“互联网手机公司”来定义小米早已不合适。
在今天新零售的趋势下，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的互联网企业，都要面临商业模式的重构。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下，追问当年语境下的一场赌约的结果，意义已然不大了。
“中国大妈”
在2013年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最让他们映像深刻的应该是“中国大妈”。他们到中国各地旅游，都会惊奇的发现，在几乎所有城市的空地上，到了晚上，都将聚集起十多个乃至上百位大妈。她们放起震耳欲聋、节奏强烈的音乐，舒畅地扭动起并不苗条的身体。
在除了中国的其他任何国家，都看不到这样的广场舞。如果说，西方人把教堂当成最大的社交场所，那么，“中国大妈”们的选择就是广场舞，大妈们的广场舞在这一年已经惊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一支华人老年舞蹈队在纽约一处公园排练时，遭到附近居民多次报警，接警前来的警员给领队开出传票，最后在法庭上，法官念其初犯做出了销案处理。
关于“中国大妈”我想说的是她们令世界吃惊的另一面，就是他们是中国最具消费冲动的族群。今年4月15日，全球黄金价格一天下跌20%，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大妈”冲进最近的店铺抢购黄金制品，一买就是几公斤，她们成为抄底黄金市场的最强买手。
有人猜测，今年全球最红的词将是“中国大妈”。华尔街大鳄在美联储的授意下举起了做空黄金的屠刀，不料半路杀出一群“中国大妈”，1000亿人民币，300吨黄金瞬间被扫，华尔街卖出多少，大妈们照单全收，她们的强劲购买力导致国际金价创下本年内最大单日涨幅。多空大战中，世界五百强之一的高盛集团率先举手投降。一场金融大鳄与“中国大妈”之间的黄金阻击战，以后者的完胜告终。
《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甚至专创英文单词“dama”来形容勇猛无比的“中国大妈”。
每个人的“小时代”
2013年，改革开放进入第35个年头。有两个宏观数据证明，这已经是“另外一个国家”。在今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取得历史性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384美元——全球倒数第七，飙升到6905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35年，这几乎是整整一代人的岁月长度，对于有些人，时间刚刚开始，对于另外一些人，青春只剩下一个惆怅的背影。
今年最受关注的电影是《小时代》，郭敬明把自己所处的这一时代定义为“小时代”，这可谓是天才般的精准，他借用主人公的嘴巴宣告说：“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们变成无边黑暗的小小星辰。我们都是小小的星。”
在这个“小时代”里，百年以来的第一批没有饥饿感和缺乏苦难意识的中产阶层子女成长起来了，他们是天生的互联网一代，是无可厚非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消费价值观将主导商业的潮流。中国的公共社会，将进入一段漫长的、繁华喧嚣而无比平庸的中产崛起时期。
在这一章节的最后，吴晓波借用了《无地自容》当中的一段歌词。“不再相信，相信什么道理，人们已是如此冷漠，不再回忆，回忆什么过去，现在不是从前的我，曾感到过寂寞，也曾被别人冷落，却从未有感觉，我无地自容。”
商业文明扩大了这个国家的物质疆域，同时，也让很多人变得不知所措，甚至无地自容。在这个转型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而人被时代改变的部分，似乎大于他对时代的改变，因此，所谓进步的意义，也在不同的人生中得到迥异的评判。
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这个社会的弊病自然也有他的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