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
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天文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历史评价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
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
《JinPingMei》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MaoZeDong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MZD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后世纪念
陕西省韩城市以南,在俯视黄河的梁山北端有一座祭祀司马迁的建筑。建于此处的司马迁祠始于西晋永嘉四
年(310),
郡太守建石室、立碑、植柏树。西晋怀帝司马炽祭祀过同姓的司马迁。北宋宣和七年( 1125)曾修缮墓垣,建寝宫、献殿、山门。其后,元明清时期又不断修缮改筑,成为今天的祠堂。此司马迁祠的寝宫背后,有司马迁的墓。实际上这不是埋葬墓,只是后人建造、西晋时修缮的。现存圆形坟丘,高2.15米, 周边13.19米,墙面铺装以八卦、花纹砖饰。坟丘之上是一株五叉分枝的大古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