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必须 简单 社交 是什么 组织 统一 关注 世界 git
说明：本文含脚注在内，约39,000字；不含脚注在内，约31,000字。阅读时间在1h以内。本文的脚注均是用于补充说明或消歧；如您认为某处的说法极不妥当，请先参考一下对应内容处所加的脚注。
警告：如您还在预备期末考试，或正在参与诸如建模竞赛等的紧张活动之中，请不要浪费时间阅读此文。我没有任何方案为您花费时间与精力阅读此文的后果买单。请务必注意。
西安又迎来了一个寒冷、干燥、灰霾弥漫的冬天——这与往常相较，并无区别。初到西安时，我不能习惯，以至于有时候会感到这座遗废多年的古都已经“不再适宜人类居住”；不过，这是我在这里的第三年了，这样的想法早就消散了。平日课业繁重，西安大大小小的景点我少有涉及，但我却感到了这里所具有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气息，这不是一部精心包装的城市宣传片或一段网红视频所能够揭示出来的。此外，我也不可避免的受了些影响，以至于同乡说我的口音中都带有西北腔调了——但愿这只是一种主观上的臆想，我宁可希望别人说我“普通话讲得真标准”或者“四川话1讲得真不错”。
以上是一点题外话。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讲述十三朝古都2的旧事和其怎样成为了一个“网红城市”——这与我关系不甚大。这里是一篇拖了两星期才开始动笔的年终总结。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的脑海中常常会突然的跃出某种特别的想法，由此我会进一步想到：应当把这些内容加入到总结当中去。然而，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的结束，被压抑了很久的疲倦一下子爆发出来，以至于要很好地组织这样一篇总结成了巨大的难题。尽管在一周后回家之前，我还有许许多多要坚持忙完的事情，但这篇总结也一定要写；即使最终呈现在读者3眼前的是一篇结构支离破碎、语言含混不清的失败作品，我也必须写完，因为这件事情现在已算得上是我生命之中少数几个非做不可的周期性任务了。
毫无疑问，想要以客观、全面的视角来回顾自己一年里的所失所得，无疑是非常困难的。我在动笔之前，就已经预想到文章的主旨与态度，很有可能受近一两个月来之经历与感受的冲击——这是我断然不可接受的。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倒也并非没有，诸如通读去年一年的创作、提前按客观发生过的事情列一份提纲，都能够缓解这样的偏见。可是，似乎也没有什么能从根源上制止这类偏见的良策，因此我只能尽力做到我所希望的目标了——也许是依靠形式上的“两点论”4，也许是依靠对于当时（而非事后）之感受的直接引述与还原，总之在这方面，我并不很有信心。
也许我应该像往年一样，向读者们庄严地宣告：“我的2018年又是极其平淡的，我得到的很少而失去的很多，但我会坚持下去，在2019年中作出改变。”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事实，但如此表述却有套用范式之嫌，趣味不大。因此，思索许久，我还是决定就事论事，拒绝这种大而空的议论。事实上，在去年的《默 of 2017》5中，我已经做过一个“预言”：
……如今我已初步有了对于将来人生发展的具体构想，而在这种构想下，我的空闲时间恐怕只是一年比一年少，因而我也将不太再有可能有这样丰富的时间和精力，来“胡思乱想”，来思考非现实的这种“形而上”问题……今年的一篇，应该是最长的一篇，以后如果要再写年终总结，篇幅将远不及这一篇了。
关于这个预言，一年以后我需要说明的是：我的空闲时间如我所猜想的一样，确实是越来越少；我关于所谓“形而上”问题的思考，也的确被繁重的任务排挤出了我的思维中心。唯有一件不幸的事情是：《默 of 2017》有可能不是最长的一篇。当然，我也愿意向读者保证，我会竭力控制篇幅，少讲废话。一个只会写“长篇小说”的作家，显然会在他的细节处理方面大大的逊色于他的同行。
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2018年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阶段，其间以专业选择大会为界限。就整体情况来看，上半年的任务较少，日子过的很清闲；到下半年一开始，我就陷入了种种事项所形成的漩涡之中，几乎不得抽身，并遭逢了本年度最大的一次挫折——好在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活着”来到了2019年。
就我个人以外的情况论，2018年也是很特殊的一年。对于15级少年班的同学而言，较为重要的大事是专业分流；对于与我同级的绝大多数同学，是高考和大学生活的开始，是社会阶层的分野正式体现之时——这话当然是很冷酷的，但是我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局外人，无疑更加关心这件事情对于这一群人（而非个人）的意义。对于更多的国际、国内社会要闻，我只有很短暂的关注，现在也没有什么记得清晰的，无法罗列。
我对于2018年的整体情况做了很长时间的思索，最后只能非常敷衍的表示：这是“在平凡中求变”的一年。我作为一个生物体的外在面貌无甚变化，做成的“功绩”也与往常一样寥寥无几；但是，我确实已经开始认识到，我急需在某些方面达成改变。尽管，手段还相当匮乏，实践的结果也往往不如人意。在《默 of 2017》中，我把自己需要达成的改变归结为“舍得”二字，但未指明它们的实际意义与执行难度；而在2018年的实践中，我认识到，“舍”的执行难度要远远地大于“得”，这与功利心、懒惰、虚荣心等种种人生之中的消极因素都有着很大的联系，非常不易于处理。我想我下学期将经常和各种现实的或观念上的rubbish bin打交道——我要扔掉的东西太多了。
作为下面行文的参考，我还是需要稍稍的罗列一下这一年中所做的具体事项，尽管这不可避免地显得庸俗：
mcmthesis 5.0y），下载量数千；读闲书和发无聊博客若干。LaTeX教程，中断（后有述及）。easyMCM的发布；忙于课内事项；发博客（整理校对）一篇。我不能担保自己的回忆是全面、完整的，但这聊胜于无。读者从这样一张清单上可以看出，这篇总结的作者和其他大多数大学生一样，主要忙于课内的若干事项，以及一点自己的爱好。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我算是一无所获，只是做了很多事，表面上得到的价值并不很大。这倒是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我必须承认，在这一年里我认识到，许多的事情不仅是不必做的，而且是不应该做的——特别是当一个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时间极度有限时；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即使我将自己的方向彻底摆正，我所从事的工作、我所为之奋斗着的事业，在外人看来也将仍然是无趣而少有价值的。我曾经很关注别人对于我的工作的评价，现在已经慢慢的不在乎了。对于旁观者而言，想象一个在漆黑雨夜高举着火炬、号称要“点亮整个世界”的人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无疑是困难的，一切只有在结果发生之后才会有说法。（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勇者都是一去不复返的，这是实话。）
总体说来，2018年过得不太糟，理性思考在我的生命中算是比较安稳的常驻下来，能够与我时常犯幼稚病的感性经验相抗衡、相协商了；这大大的降低了我在各种风险面前所承受的损失，也使得我感受到自己确实已经逐渐走在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尽管我还并不完全清楚如何继续走下去。我在现实世界中、观念世界中都取得了一定进展，虽然与所谓的“理想”、“目标”相较，我还相距甚远。回顾这一年的所得、所失，有助于我在下一个年头中不再重蹈覆辙，从而能够与新的问题再做斗争6。
2015级西安交大少年班学生在2018年7月5日完成了他们的专业分流进程，15级少年班在行政上正式解体。放在三年以前，当我还对少年班的制度一无所知之时，我显然不可能料想到这样的场景7；到这一切真的发生，我却觉得没有什么令人意外或惊喜之处，选完专业当晚我也睡得很好，难得没有在睡前为胡乱的思考所缠绕。
但是，我内心能够料想到，专业分流进程对于我们这余下的七十余名“工科菜鸡”8之意义，绝不亚于高考对于我们的同龄人。尽管我平日里看到同学们仍然是一幅嬉皮笑脸、大话连篇的样子，但我能够确认，这件事情涉及到几十个家庭的内部磋商、几十个同学的艰难抉择，或者说若干年后这一群人命运的分岔。当我再想远一点，我会看到15级少年班在近几届少年班中的特殊地位，看到我们的同龄人将作为大规模涌入大学校园的第一批“00后”出现在我们身边，看到这对于我们的国家、社会所具有的潜在意义。这是我创作《第一批走进大学的“00后”群体——纪念2015级西安交大少年班》这篇文章的动因，说起来有些像是冲动，但很多的想法确已是在心中回旋很久了。
此文的反响超过了我的预期：数日之内的阅读量达到三千余次9，我的许多同学都转发了此文；据父母说，此文还被转到了少年班的公用大群中，议论纷纷，有家长猜测“这篇文章的作者肯定学习非常糟糕”，父母在群里识趣地一直保持沉默，最终他们也没能知道作者是谁。当然，我所写的文章纯粹算是专业分流进程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真正重要的，很显然是专业分流过程本身。
预科一年级的那个冬天，我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心境之中。一方面，我得到了自开始上学以来的第一个不及格分数10和另外几门低分，第一次被迫承认自己已经失掉了学业这最后一件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沦为了一个彻底的“废人”；另一方面，我又在古典文学中找到了慰藉，决心与过去的自己分道扬镳，开始学着做一个看淡世俗得失的“高雅人士”。在情绪上，我无疑是悲痛的；但在一种当时我自视为“理智”的东西之掩护下，我收拾起自己的幼稚，启动了迟到久矣的成长过程。
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就学业这一方面而言，我的经历无疑是相当曲折的。这其中掺杂了相当多的偶然因素，以至于曾经发生过的许多事情都令我自己感到难以理解。例如，预科二上学期时，我曾经发表了一篇很幼稚的说说：
期中会挂，期末也很大可能会挂，最后可能连自己专业都没资格选。但不可因此而甩手不干。咱们是地衣，要长哪儿就长哪儿，你爱剪爱踩，我照样不会死翘翘。（2016.10.18）
毫无疑问，后面的一段“地衣”的比喻纯粹是一种敷衍；在写着这段文字的我，无疑是非常心虚的。在苏州时，我就已经对于学业持相当的悲观态度；合流于西安之后，数学课程给予我巨大的挑战，更令我的这种忧虑加重许多。那时，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说，我觉得自己很显然的居于班级的中后位置——无论这一看法在当时的别人或今天的自己看起来，有多么的不合实际，这确实是我当时所想的。
观念的力量无疑是强大的：它可以使一个矮子成为一个无坚不摧、无所畏惧的巨人，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使一个真正的勇者担心自己会因感冒而去世。我断然不敢说自己属于后面一种情形，我只能说自己的经历与此类似。到预二下学期第一次专业分流时，我初才了解了自己在班中的地位是较为靠前的，而在此之前我一直在自己所臆想的困境中埋头苦干，撒着热泪与绝望做斗争。大一一年，在数试落榜的阴影之下，我努力寻找着作为一个工科生可以追求的价值；大一专业分流大会之前，排名榜正式贴出，我的综合成绩11排在余下众人之第四，不好不坏。当然，我还可以有意说明，综合成绩排名一、三的两位同学都已在专业分流后通过其他渠道离开少年班体制，目前我是按大一这一年学业成绩排名第一的学生——曾经听说过学长学姐评各类奖项时所采用的手法，这种排名手段的修改恰是一种简单的应用。
我很显然不会预先料想到这一情况。不过，在种种教训之下，我和许多同学现在都赞同：成绩是一种相当无用的东西。一旦一个人发现自己已经不为学校所设下的基本要求——例如考试分数应当高于60分——所限制，他就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有时包括导师、学科或整个科学事业所要求他执行的使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整天和糟糕的练习题、乏味的课本正文与形形色色的学业辅导组织12打交道。总之，到专业分流之前，我发现自己的选择几乎不受限制，尽管我并没有打算做很多的选择。
大会本身没有什么值得记述之处。从一位班长那里了解到，大部分同学的选择与他们在大会前一个多月所填写的意愿表上之结果并无二致13，因此从原则上说“大家基本上都选到了自己想选的专业”确实无误。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我还差一点没有选到预想的能动C方向，因为紧排在我后面的同学中也有期望此专业者；但我在选专业前已经给父母讲清，我是为能动学院和其所研究的内容而去的，不是为某一个具体专业而去的，因此选不选的上都无太大关联。
选专业结束后，我接下上届学长的活，整理统计了本届的专业分流情况。从分布上来看，本届的专业选择情况与之前几届差别不大，电气热门程度居首，电信其次，能动分居排名两端，余下的机械、材料等人数不多。空间中看到很多人的感怀，但我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气氛与一年前第一次分流时并不相同——有些冷清了。
我必须坦言，走过预二与大一这两年，我当然有不少可供抒发的感怀，但我最大的感受却是“疲惫”。少年班的学生无疑是大一一年课程最多的，这种情况到大二甚至都没有改变；同时，由于缺乏对于课程体系的说明，许多学过的课程没有立即的发挥它们的作用并融入到我的知识框架中，以至于当我意识到其重要性时，大部分内容都已经淡忘了，花费很大的精力才捡拾起之前的所得。这种意见我已经在上下几届学生中都听到过了14。
选专业后一两天是周末，我与同学一起刚完成了小学期程序设计的大作业，疲惫不堪。我躺在床上，突然意识到，曾经困扰了我三年的“少年班”头衔是真正的褪去其色彩了；从今以后，我无需再向人掩饰我作为一名少年班学生的身份，我只需要调侃自己是“学烧锅炉的”就足够了。但是，对于这一事实，我的情绪是复杂的；我极力想把自己排除在少年班群体之外，但是最终我发现我已经被这个群体彻底改变了，不管这种改变是直接来自于这个群体，还是来自于我对于群体环境所作出的回应。许多关于我自己的、关于其他同学之浮沉的印象，在我的脑海中闪过，我觉得似乎有必要留一点纪念。于是我花了一天多的时间，敲出来了那万余字的《第一批走进大学的“00后”群体——纪念2015级西安交大少年班》，稍加修改即发在了博客园，由我的同学们转发了出去。
不能否认，此文的创作有一定的功利动机：特别是将我们这批人归为“第一批走进大学的‘00后’群体”，就是希望这篇文章能够传出少年班以外，让那些即将走进大学的同龄人们（即所谓的“00后”）看到。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没有希望从这篇文章中谋得任何东西——如果我真的希望这样，那我应该在开头宣布此文的作者是少年班第四名或第二名或第一名15，最后也不必让那位家长猜想我是一个“学习糟糕”的学生。我亦没有任何报复心理（据说有人猜测如此），因为从原则上讲，我可以被归为少年班制度的受益者，虽然我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的。
我始终视自己为一个弱者。由此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明显的，但其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我能够在某些方面触及到大多数人16的真实感受，尽管我很少与他们做深入交流，所得的都只是片段性的观点与意见。这也正是我毫不犹豫地在文章中以自己的观察来代表少年班群体之整体感受的原因。我知道这里存在偏颇，但我更知道，许多人已经不愿意再多谈自己的想法，在这方面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
文章中值得诟病之处当然很多，例如破坏性意见和武断之处很多、内容逻辑不连贯（特别是“西迁”这个意象在文中一闪而过），主观看法对客观事实有所扭曲，诸如此类。我没法为这些问题辩护，因为此文的创作过程非常仓促，感性的成分无疑占主17。作为我按自己意愿所写的第一篇公众文章18，我在整个过程中确实有了很多从未有过的体会和经验，它们也许可以为我之后的类似经历提供帮助。
此事后续还有若干余波，因篇幅所限不能详细描述，列举如下：
作为一个最不认可自己身份的少年班学生，我在这个过程中意外的发现了许多以前认识不到的事情。但是，这种认识到目前为止，也仍然是十分感性的，缺乏事实的支持与系统的提炼。我对于那些在少年班生活中失掉理想的同道们感到同情，虽然我相信他们在将来会有适于自己的去处，过得会比我好。我既不能为少年班制度唱颂歌（这很显然是荒谬的），也不能自饰正义的起来批判少年班制度，因为我的路还没有走完，我只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旁观者22目睹了这一切，许多事情即使到将来也未必能被澄清。
今年四五月份给在华师一附中作最后冲刺的老友炜哥通话时，我很直白地说：“现在的班里，如果我们前面的这寥寥数人甩手不干了，少年班里恐怕就真的没有人认真学习了。”对于高中生而言，这种情况当然难以理解，但在大学里这种情况却是家常便饭；至少就我们学校而言，如果有哪个本科班到大二的时候还能全员认真听课、考前认真复习23，那真应该给这个班级立一块碑，表彰他们的带头作用。“清北华五人”的情况我不了解，也希望他们很好；但从我所在的学校一级往下，现实情形已是如此，没有再掩饰的必要了。我当然也不能做什么批驳，我只是如实将我的所闻所见记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回顾这几年来的历程，我觉得自己是又一次碰上的不幸中的万幸，在孤立的情境下我几乎没有受到过少年班整体氛围的影响，我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着。我从来没有给自己下达过诸如要“努力”、要“奋斗”的命令，我自觉在学校念书完全是因为这是我当前的职责（并且在此过程中我也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我没有别的选择。同时，我也确定，考试只算是督促我复习的手段，我复习的原则一般是以巩固知识为主，不特意准备考试题——但是，随着我了解到工科课程的性质之后，我也不得不改变自己原有的这种做法了。
关于少年班，我还要再多说几句。我在上面说“大家基本上都选到了自己想选的专业”确实无误，但这里的“想选”究竟有怎样的来头，并没有被阐明清楚。就我已经了解到的情况来说，在少年班感到失望的人显然地要多于不觉如此的人；工科的特殊性起了作用（见下一小节），学生的年龄因素推波助澜，但我觉得能够发生改变的是少年班的制度、教育计划。我没有兴趣像我的很多同学一样讲气话，我只希望施教者能够亲自调查一下少年班的现状，至少要了解清楚学生们的真实看法：例如，究竟有多少人愿意服从少年班计划的安排24选择工科？学生希望了解哪些知识内容与专业相关信息？不能改变现实的话，至少也应当把名义上所说的种种优势揭开，看一看真实的境况。
作为这学期社会学课程的调查内容，我与几位组员正在着手调查近几届少年班学生对于学习生活、专业分流、人生规划等问题的看法。就目前已经收集到的信息（主要是预一与预二的学生）来看，我的一些猜想已经能够得到证实了：有意愿选择工科的学生原本就是很少的。学校没能在引导学生向工科转向方面作出太大进展，抵触心理处处存在。特别地，到预科二年级去发问卷的时候，我体会到了管理者们的不易：想要说服这样的一群调皮的学生25去读他们看来“枯燥无味”的工科，实在不容易，即使选进去也仍然不明所以，不了解自己要从事怎样的一种事业。作为一所工科学校，学校和项目部在这方面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我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在我们的调查工作结束前还暂时给不了什么建议，只能在这总结中顺带着表示一点关怀了。
作为相关的话题，我想谈一谈自己对于理科（自然科学）与工科（技术科学）两大范畴的看法。
我常常看到社会上以“理科生”、“文科生”作为社会群体（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类属）的指代，每次看到都会觉得非常不适。例如，网上流传着某些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内容，马上会有“文科生表示崩溃”之类的内容与之搭配；我觉得这纯粹是一种迎合群体归属心理的做法，意义甚微，以至于继续加深人们的成见，将一个人与他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内容完全绑定，不接纳他有与这种特征不符的表现。当然，这里也并不是要说“文科生应该读读科学，理科生应该读读文学”之类的陈腔滥调。这里要说我自己。
我最终选择读工科，并没有清晰坚定的目标做指引。初一的时候，我爱上编程，希望将来能做一个游戏程序员；初三的时候，我迷上了化学，甚至也有将来向此发展的打算；预科一的时候，我在西夏文方面做了一点入门的工作，夜里会梦到自己给社科院的西夏研究所写了一封自荐信，最终从少年班转出去钻研西夏文化；预科二年级的时候，我从厌恶数学到热爱数学，并开始畅想自己作为一名数学科研工作者的生活。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往事了。现在，我的专业已经敲定了，我在“学烧锅炉”；幸好一个人不能预知未来，否则将这个事实提前展示在几年前的我面前，那时还坚信着理想的我一定会大声抗议。（反过来说，现在我倒是处于一种很微妙的心态之中；如果说理想是某种关于职业、研究方向的执念的话，那我早就已经在无数次与理想的擦肩而过中失掉了。现在我觉得我做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执念了。）
我逐渐的认识到，工科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这倒并非由于“屌丝男都是学工科的”，而是由于：工科的概念与内容在中学教育中涉及太少，以至于工科的大学新生很少能了解到自己将来所要研究的内容、所要从事的工作是什么样的26。初高中里阅读泛函分析、广义相对论、哲学、古代文学、社会学文献、算法导论或编译原理（我不倾向于把计算机科学归入“工程”）等种种内容的学生大有人在，但我还从未听说有人在中学里就自学电力电子技术或者锅炉原理。工程技术由于其特有的属性，被排除在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智慧之外，成为一种纯粹的实用工具，因而难以勾起大多数年轻人的兴趣。
如果一个人向往最高的智慧，他很难不对工科产生排斥心理；在那里，一切的东西都被处理的符合规矩，学生要做的只是记忆和操练，而无需对各种原理的来龙去脉了解太多。同时，他们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似乎也只是设计制造各种破坏自然界原有属性的机器工具、建筑工程，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利益需要。但是，现在我已经开始认识到，工科并不简单如此，工科归根结底是用实际行动改造世界、创造新事物的经验学科；尽管工程科学家未必能预言自己的发明创造所具有的深邃哲学内涵，但他们毕竟是唯一能够实现这种现实存在的人，而哲学家们却没有这种能力。
假如爱因斯坦是一位工程技术人员，并同样地发现了相对论，意外的导出了核反应原理，那么他也许不会对自己的这种发现感到愧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职责就是改变世界，他将以此为荣；将核能应用于自毁而不应用于能源领域，纯粹的是另外一撮人的罪过。工程师——更广义地说是工程技术研究者——很少关心自己的成果所具有的各方面风险，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在将理论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一往无前，以至于无视理论和人类思想所设下的限制。工科所具有的这种能动性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必须承认，像物理学家那样困扰于客观世界中的深层次限制，或者像数学家那样困扰于外在逻辑结构所具有的复杂内禀属性，都是令一般人望而却步的；作为一个这样的一般人，我选择工科并不算失策，何况在这里我甚至面临着更加巨大的挑战。
我的一点看法，无疑还是非常初级的，因为我并不详知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过去的这一学期，我一直在努力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我原来一直依赖的理科理解能力，到工科显得有些多余了，看来有些课程中的内容似乎就没有打算让学生彻底理解，施教者也无意为学生搭建一个严整、清晰的逻辑框架，这是我暂时还没有适应的。在像电路和理论力学这样的课程中，我必须遗憾地承认，我不能指望像应对数学和物理课程那样，真正将它们的知识框架构建起来；我只能看到一个形状模糊的知识网络，以及若干零碎的应用方法——对于考试而言，更合适的名称是解题方法。在这方面，我也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过去的一年里，一个过去很少留意的问题慢慢浮现出来，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个“主要矛盾”：表达能力的缺失。此事我在过去也偶尔提及，但很少认真关注，因为那时的关注点集中在思想、行为等方面；现在，随着我逐步着手于各种具体的事项时，这个问题也就越发明显，以至于使我感到非常的不适。
作为不善言辞的一个后果，我的观念世界与我所面对的现实世界间，开始逐步形成了显明的界限。当我拾起笔或在电脑上打开文本编辑器时，当我面对着一本好书时，我的头脑逐渐活跃起来，会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思路；但是，当我要向他人表述我的想法时，我会感到恐慌，以至于在很多时候大脑会停止运转，我只能通过扩大音量来表示我其实有些东西还没讲出来——但对于听众而言，这无济于事。这样的经历在今年已经有过数次了，每一次都带给我很大的不安。我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若干尝试，但暂时还没有看到明显的改变。
这里要总结的，不单限于表达能力方面的问题，还包括我的观念世界在这以来的发展境况。在去年的时候，我暂把自己的种种意识归为普通的心理活动，但到今年，我逐渐看到自己的意识中有一个较为稳定的逻辑结构，称为“世界”并不为过。放大其特殊性没有意义，我只是想客观的叙述一下这方面的现状。
作为去年的年终总结，《默 of 2017》的重点无疑是作为第三部分的“关于三年来抑郁情绪及其终结的分析”，这一部分占去了全文的大半篇幅。在这一部分的叙述中，我很系统的理出了自己抑郁情绪的来龙去脉，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因果逻辑链条，并对其间发生的若干事项做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在刚刚完成创作的时候，我对于这一部分的分析还是较为满意的。
在2018年中，我偶有几次重读，慢慢感觉到这种归纳方法存在着若干不足。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在这方面的经历，似乎不能简单地按照单线发展的模式进行概括，过去几年的经历并不只是单纯的由封闭到打开，我也并没有经历非常纯粹的起-落-起过程。这其中有相当复杂的交互作用。现在我所能认识到的一点是：至少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的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正式分家，前者在我对于客观世界的种种主观认识及其进一步加工之指导下越走越远，当我不能再逃避现实世界时才认识到这种差距已经非常显著，以至于要做任何具体的事项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这种困难稍后还会述及。
年中的某一天，我的记忆中突然闪过了几个剪影：初一的时候，由于我在编程社团中的出色表现，我被指导老师委任着独自带了一整个学期的社团课，每周固定给同学们讲解在Flash里制作小游戏的方法。我对这个事实感到震惊，因为我发现这一段记忆似乎是丢失很多年了，而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根本就讲不好话；那么，一个“天生”不会说话的人，怎么可能在初一的时候给整个社团27的同学带一整学期的课？由于我的观念中已经存在了“我表达能力差”的概念，这些记忆就如同是谣言一样被隐藏起来了，我也就这样真正地成为了一个不会讲话的人。
近来我发现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我过去就了解到，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但是，我并没有料到这种选择性竟可以依存于观念这样一种复杂的事物，其作用是如此的精准，以至于经其筛选所构建出来的自我评价可以相当偏离真实情况，顺从自己所希望看到的形象。当然，如果一个人希望看到高于真实水平的自我形象，他往往会失望，因为现实会给他重重的打击；然而，我出于种种原因，希望看到的是消极的自我形象，在这种情形下现实只会越发的顺从于我的期望，服从“水往低处流”的经验定律了。
《默 of 2017》中所反思、总结的三年抑郁时期，恰是我的观念世界初步形成并与现实世界分庭抗礼之际。由于其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因此按照任何原则指称其结果是积极的或消极的，都还欠缺考虑。特别地，作为一个只接触过零碎的哲学或其他认识的普通人，我的这种观念世界所具备的最大特性便是自我中心（self-centered）：一切事情由“我”出发，虽然这种自我中心并不完全是自利的，但“我”始终是一切行为的主语。读者对于这些抽象无用的描述不会很感兴趣，因此下面会结合具体的情况再做说明。
作为选修课“中外文学名著导读”的结课论文，我在2018年的六月份花了一点时间写了一篇《理性国度的感性之火——浅论<报任安书>》，为一篇不长不短的古典散文写了很长的注脚。与其他文章一样，我写这篇文章之时也没有列提纲或打草稿，从第一个字开始就任我的思绪随意飞散，最多只顾及一下各部分之间的连贯性。
尽管我甚至没有认认真真的把《史记》读完，但我仍然自觉对司马迁有相当的认识；这种认识并不基于他的详细人生经历，而是基于他在李陵案中的行为、事后在《报任安书》中的反思和宣泄。毫无疑问，如果说要在历史上找一个“观念与现实分离”的代表，司马迁是一个非常好的候选人；他在史稿中透彻、详细的分析，不能阻止其在朝堂上飞蛾扑火的挺身而出，也不能使他免于受宫刑的耻辱。
我无意在任何方面效仿太史公，这时代已经差的很远。我只是常常想到，在司马迁的身上，也一定存在着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间的分离，否则他完全应该以现实的眼光处理自己在李陵案中的行为；一个能把皇帝、百官的阴谋诡计拆解得如此分明的历史学家，怎么会料想不到“为李陵游说”的后果？司马迁无疑是在这里按照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意志行事了。我的生活虽然不可能与司马迁相比，但我也确实发现，很多的情况下我以一种同样的方式无视了现实的限制，按照自己的观念去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当然没有成为英雄——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受挫，因我的种种观念可远不能与太史公光明辉煌的那些相比。
2018年8月27日，托福班临近结课，即将开学。我多了个心眼，给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留下了一个快照（snapshot）28，内容大致如下：
内容本身并不重要；假期本来就是一个人做白日梦的大好时机，我想许多人都不可避免的会有些超出实际的幻想。开学一个月以后，当我再来检视这些条目的时候，发现其中的大部分想法都早已烟消云散了。这很容易理解。比如，“自我感觉良好”这样的想法，一到压力颇大的学习环境中瞬间就消散了——一道练习题做两个小时，就再也不会有所谓的“自我感觉良好”了。又比如，前面所言的“独身思想”，在我回到大学校园之后也就很快地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同样诡异的“危机感”（可是我究竟在担心什么呢？）。总之，在我的观念世界中，有很多的内容的确只是由环境与个人意识倾向所导致的暂态思维，它们对于外界环境与具体事件相当敏感，极不稳定。
但是我的观念世界中还有另一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就不是像上面的那个快照所能展现的了，因为我素来不觉得这些内容是异常的、暂时的。例如，我的非功利观念（下面专门辟有一节讨论），我的孤独观，以及近几年来才初步成形的科学认识论与社会视角。这些内容对于我的意义可能与其他人有所不同，它们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我在很多情况下的行为并不首先以现实需求为依据，而必须在这样的一些观念之中寻找支撑。这可以算是过去的经历所留下的一种“遗产”。
由于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很差，我天然的与同学、朋友形成了一层隔膜，这种隔膜在我的生活中进一步的表现为一种“势垒”，阻碍了现实世界与我的观念世界间信息、观点、事实30的相互来往，也削弱了我在现实世界中检验自身想法的意愿。具体地说，我感到在散记本上涂鸦几个paragraph比向人倾诉的我的感受要容易得多——何况前者还能够被反复的重读、检查、修正。这当然算是我的一种偏见，但我还没有能力以实践的方法来彻底纠正自己的这种认识。
在本年度中，我还是做了几次尝试，以寻求克服这种矛盾的途径——具体而言，就是提高表达能力。到目前为止，我已感觉有了可供奋斗的路线，但是困难还仍然较大。
上半学期是比较清闲的。六月份，“中外文学名著导读”结课时，几位主讲老师在班上组织了一次讨论活动，要大家说一说自己一学期以来的感想。我举手起来，本想谈谈自己对于文学的“现代性”之看法（之前的讨论中已提到这个话题），脑中也有一个大致的思路；但是当我开口讲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自己的意识一下子被清空了，语言组织也混乱起来。最后，没有讲清自己的想法。主讲的张功长老师调侃道：“佳睿啊，你的文字我们都是非常了解的，但是你的这个口头表达能力……还是需要再下大功夫提高一下啊。”晚上回家后，想了若干对策，但是没有得出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九月开学后，分配了新的学业导师。我向她提出了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导师也给了我很多的建议。例如，我自觉没有什么演讲的能力，以往都是想着列一份提纲在台上做参考，结果往往没有能力再发挥，只是念一句提纲，扩写一下句子31；导师的建议是，先直接从背稿子开始，不必指望自己在没有实践积累的前提下就能把嘴巴变利索。学期末有几次汇报作业，其中的一些我按此种手法实施了，效果有所提高；另一些没有来得及写稿子，发挥就较差——最大的问题就是超时，因为我的表述非常不连贯。就我自己这一面，我甚至还考虑过将自己的散记改成口头描述；稍加尝试，就发现这样做的成本相当大，我连独自一人面对着录音机都会觉得很难堪。除此以外，这还将意味着我的很多篇散记将变得空洞无物、废话连篇。我对于此事尚有犹豫。
费孝通先生在通俗作品《乡土中国》里，用社会学的视角审视了语言的功能：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32，因而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33；特别地，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由于小农经济所具有的自给自足之特点，每一个个人都只是“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到伙伴的需要”34，因此语言（以及更高级的文字）所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就大大的降低了。我当然并不置身于一个小农经济中，我的个人现象也不能够按照社会学的方法来解析（更合适的是心理学）；但我能够类似地感到，口头表达的意义被我的生活主张所淡化了，这正是我长期以来忽视这一问题的原因。我往往在个人这狭隘的、封闭的观念世界中感到满足，因而并不觉得有向人表述自己观点的需要。我也对于自己的经验是否与他人有共通之处无所置意——我似乎总是能在种种领域的著作中找到能与自己的意志相通的作者，这使得我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个人语言”。我非常清楚这一点，因而无意与人交流自己的看法：我的一些思路就是按照这“个人的语言”来产生的，我甚至做不了自己的翻译官。
但是这种情形是不能持续的存在下去了。就我所接受的教育内容来说，我很显然不可能在将来指望着自己单干。如果说在思辨领域中还常常涌现出孤独的勇者，那么在应用技术领域，这样的勇者已经不存在了——没有谁能独自一人做好工程领域的研究，这需要太多方面的努力。数学家、物理学家还在哀叹近百年来已经没有一个数学界或理论物理学界的全才，而工程领域看来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全才——实际问题要远比理论框架难以对付，如果说人们认为后者更加精细，那只是因为人们在前者取得的进展相当有限，因而只要能够满足应用的需要便皆大欢喜了35。
在年终的时候，我还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另一重要性。由西安交大教务处制作的“西迁教授谈教学”视频发布在中国大学MOOC上，我初看了几期，有很多感慨但不便于系统地归纳于此。在已经发布的视频中，史维祥老校长和屠善洁老师都特别强调了教学的重要性，史校长在视频中甚至直接点名批评教育部，现在的教学质量抓得很不好。我还只算是一个在校生，对于这些顶层设计安排只有片面的了解；但是，就我和同学们已有的经历来说，大学的教学质量亟待提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教学方法非常需要在谨慎考虑的前提下做彻底的革新。王树国校长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现在的大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我还在大学校园里就已经很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觉得按照这样松散36的境况进行下去，毕业生恐怕只能指望再到企业接受一遍“再教育”，大学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学历（勒庞先生在《乌合之众》一书将这个东西称为“纸片”）而已。如果我想要自己去考察这一情况，并为其改变做出努力的话，我起码也得先解决口头表达上的问题，我要具备教书的基本能力。这是又一个现实需求。
我必须学会向别人阐述自己的想法，并与别人达成有效的互动。这个事实，在几年前还只是作为一种道德上的谴责37压在身上，因而对其无所适从，除了忧虑也别无他法；现在，其已经被具体化为实际的目标，因而我能够以一种正确的态度评价我所面临的困难，并为这困难寻求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现在，观念世界的发展与口头表达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可以算是生活中的一种“主要矛盾”；我不期待着这个矛盾解决后我就能一帆风顺——因为相应的那个“基本矛盾”没有也不太可能被解决，但我起码先得走出我自己的这一步。在未得到结果之前，我会持续保有这方面的信心。
这一节按照赛艇运动所具有的“干净利索”38风格，尽可能的简明。虽然，我的事先估计是：我在俱乐部的朋友们，不太有耐心看到这里。我猜想他们都属于内心坚定的人，对于我这种复杂且浪费时间的心理、事件分析不太感冒。
南洋赛艇是我在大学所加入的唯一一个社团——假如当时俱乐部的主管郑经理不到我们15级少年班的QQ群里做宣传，那我可能就打算做一个纯粹的“自由人”了39。那时的我还是预科二体育66分40并长期怀疑自己“体质偏弱”的瘦弱家伙，年龄比同级的学生（到时候则是队友）们低一岁，而且还不属于南洋书院41；我犹豫很久，最后还是填了报名表。我的想法是：
一年半已经过去了。现在，我是本级42少年班唯一一个在赛艇俱乐部组织中的，虽然我从来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划赛艇的——这是按实力说话的运动；我甚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留了下来。我必须承认，大一一年中有好几次想过退队，有时是觉得学业压力很重，有时是觉得心理矛盾很大（下面将述及）；但是，我的行动力是如此之低，以至于这种意愿都没法化为实践，胎死腹中。
这种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是值得庆幸的。作为一个普通的成员，我见到了很多在原有的生活圈中难以领略到的人，他们很有趣、很厉害，最重要的是永远充满激情——这是我非常羡慕的一件事情；由于我自己所具有的种种限制，我无法与他们深交，但仅仅是在社团内的一点只字片语就能够带给我很大的收获。团体所具有的天然属性，让我在此可以将自己的观念搁在一边，听听别人怎么说，按大家共同的想法去行事；如果说整日思考“个人的局限性”会使人生厌，那么在俱乐部的语汇表里，甚至就没有“局限性”这三个字，这是我感到很高兴的一件事情。除此以外，在俱乐部的经历还帮助我克服了“我体育不行”这样之观念带给我的消极影响；当这学期的1000m体测我远远地把同学们甩在后面43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样的一些说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必须承认，我自己作为一个参与者面临着相当的矛盾。这种矛盾并不是因为平时的训练占用了学习时间44，而是在于我作为一个个人的存在与作为一个团队成员的存在。由于我糟糕的表达能力（前一节已述），由于我长期与集体隔膜的状态，直到现在我在社团中还感觉存在着若干障碍；这种障碍又在许多时候与道德、孤独之类的东西捆绑起来，使我感到相当的不适。当然，这种问题并不是来自于集体，而是来自于我自己。
一个实例。大一下学期（即2018上半年），我的课业安排并不很重，但却在课表中恰恰占去了赛艇俱乐部所安排的集训时间。学期初我还想办法到其他书院的时间训练过几次，后来觉得有些不便，也就搁在一边了；至四五月之交时，要举办灞河竞渡，队里基于对我之前一学期训练和参赛状况的信任仍安排我上艇比赛，我却逐渐开始发现自己拉下的大半学期训练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赛前的一次训练，我练动作时竟然发生了昏厥；那天晚上心情相当低落，在日记本上涂鸦了一点言语：
我有出路吗？也许没有，但当我抬起头看见那句列宁的论断（“绝望是那些不了解祸害的来源、看不见出路和没有能力进行斗争的人所特有的”45）时，便觉多少还应再拼一把。赛艇训练和比赛，不过劳损形体，一时之痛；个人意志的瓦解，则是之后一生的苦难。人生真有如走独木桥，不知在生命的哪一个节点便会悄然坠入平庸的世界，一去不复返……
除了命根子，别的都能拼上；必要时，\(\forall a\in M_e\)46皆不必留存……（2018.4.25日记）
然而毕竟长期没有纠正自己的动作，我最终还是在比赛上拖了队伍的后腿。我当然可以说——而且队友们也会认为——并不是我的全部责任，但是在这种情境下我更愿意自顾自的把一切责任归到自己的身上，这样会更爽快一些。再加上同时期公布的期中光学成绩非常一般，以及从开学以来的一种“荒芜感”，促成了这一年度较大的一次“反社会高潮”47；除开在队里要求的赛后感想中把自己批判一番之外，我又自己写了一篇较长的散记，总结了自己开学以来的种种问题，而比赛上的失误则只是诱导我情绪的爆发点之一。
我想，经理和队长应该都不记得我的那篇反思了；事实上，如果不是在整理文档时又重看一遍，我也忘干净了。尽管现在看来这又是一出为感性因素与虚假道德所绑架的滑稽剧，但我却很愿意把这些回忆保存起来，因为这段经历使我看到了自己在集体活动中还仍然没有彻底摆脱自己的局限性，仍然有可能扮演非常被动的角色。
这件事情说起来，也可以算是过去很长时间了——大学的生活是如此“充实”，以至于在我看来一个月前的事情与一年前的事情一样遥远。现在，我已经算是队里的几个“老油条”之一：测功仪成绩不好不坏，训练照来，比赛的时候可以充数。在很多的挫折之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在这个集体里找到了一个可以供自己容身的位置，这使得我的不安和愧疚消减了许多；同时，我也能以平静的心态来审视俱乐部里的其他成员，他们有很多令人钦佩的品质，而我可以默默的感激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扩展我的视野。
我当然非常感谢赛艇俱乐部提供给我一个不一样的环境，让我可以在重重限制下看到一点与我个人经历相异的精彩世界，让我看到这世界上以另一种方式48奋斗的人；这种感谢无法以其他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因而只能顺带着张贴在这年终总结之中。 Many many many thanks. 同时，我也必须表明：我在入队之处的某种幻想没有成真，我没有在团体活动中将自己从个人世界中彻底地49解脱出来，因为已经为时过晚。这也是这一年来对既往问题重新研究所得到的一个新的结论：我必须尊重现实，在已有的条件下达成目标，而不必再返之于那basis of life。仅此。
自从2017年定下基调以来，非功利已经成为了我的人生视角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种“重要”的合理性，有待检验。如果有这样一个人能够对我（两个月或更久之前）的生活旁观一段时间，他也许会很快的发现：现在的我成了“非功利”这样一种新宗教的信徒，将这种意识直接命名为“非功利式的功利”都毫不为过。一旦有人告诉我，做某件事情可以帮到别人，特别的还没有报偿，我的心中便会一下子窜上来一种热忱；相反的，如果某件任务被明码标价，我便懒得去做了。现在的真实情形大致如此。
在2018年的十月份以前，我对于自己这一年在这方面的进展都还是大致满意的；我确实在这种路线的指导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九十月之交的国奖答辩，给了我很大的教训，我意识到自己走偏了。秋冬季总是一个适于反思的季节，这两个月来我在这方面虽未做过专门的探讨，但也已经有了很多新的观察与认识。以下是在这方面的情况总结。
我在《默 of 2017》乃至之前的若干随笔中都已经提及，我的非功利意识起源于对虚名的恐惧。在第六篇“旧年杂记”中，我写道：
度过这一个难熬的夜晚，我明白自己纠结的混沌日子就已经结束了。常常凄苦自己总经受着不忍的经历，此刻也该划上休止符了。然而，于真诚处断言，又曾有几时我是真心为自己所愿的情景所欣然呢？也只是诉不尽的苦楚与忍受罢了。唉，一面羡慕着别人的生活，一面又明白自己终远活在寂寞与痛苦之中。这真是一件令人难过的憾事。（2015.6）
那天晚上我被学校安排50了“感动金东方十大人物”，校园电视台给我录了宣传视频，颁奖典礼上的若干routine排练了很长时间，并在全校所有的教室直播。所有这些我都只是默默记在心上，我无法发表什么自己的意见。我只觉得，很多的荣誉、评价等从天而降，“重于泰山”。我对于这样的“无功受禄”感到非常的愧疚，以至于在我的观念中，仅有的一点点功绩——如果说我有所谓的“天资”的话——也被抹去了，我在自我的视角上要求自己做一个“平凡的、朴实的普通人”。这种原初的意识演化为今天在我生命中占有重要成分的非功利思想：与名利保持距离，做事不计回报，不宣扬自己的任何优点与长处。
今年年初时结识了一位笔友，他是在获取到我在博客园上发布的美赛模板（以及之后看到我的文集）后与我取得联系的。虽然已经很久没有再通信过了，但是这位笔友发来的一些文字中有很多仍然令我印象深刻。例如，他在关于我所言的“苦难辉煌”意识之分析中提到：
苦难，是在已扭曲心态下，羡慕的一种出身设定……
说起来，这是一句实话，只是我一直不敢揭穿自己多年来的行为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赎罪”。我向非功利的拥抱，与许多年前大量工厂主子弟、知识分子等向共产主义的拥抱，动机是相似的；我觉得在这个新的领域之中，可以将旧有的一切抛弃掉，并改头换面做一个所谓“高尚”的人。因此，当读到瞿秋白《多余的话》时，我不仅觉得十分亲切，而且很确定：作者在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来的赎罪意识，绝不是背叛革命或求得宽恕的表现，而纯粹是一种人生情怀与理想上的检讨与返璞归真。
我与瞿先生自然有不同的问题要处理。我不用担心被国民党抓到监狱里去，但是我很担心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在将来名存实亡，演化为功利动机的遮羞布。在2月21日的散记中，我便提到：
要坚持以非功利的心态把当下生活进行下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因在于绝不可以功利的手段去实现非功利的目的，也就是说不能为了淡泊而淡泊，这必须强调。
但这终归是空谈，没有在我的实际生活中发挥效果。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始终把“功利”的概念建立在个人观念的基础上。我习惯于将功利及非功利理解为若干具体的行为，例如：
功利：
非功利：
我有自己的一套评价“功利与否”的标准，这与我对外部信息获取不足有关。我很少向他人了解别人对我的看法51，理性思维在这里也帮不上忙，因而此时充当评判标准的仍然是一些感性的道德观念或经验。我在年初的时候并没有注意的这一点，加上问题并不显著，所以并不感到担忧；在三四月及更晚的散记中，我关心的主要是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在非功利的问题上我仍然按照原有的计划行事，似乎一切正常。
事先说明，我很少觉得自己真正取得了某项成就；如果我愿意给某一件事务冠以“成就”的名号，那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在这样的事情中投入了足够的精力、采取了足够认真的态度。其结果如何，我不仅不太关心，而且也难以评价——就今年的情况而言，带有公共性质的事情增多了，我很难再自作主张的断言这些事情的最终效果。
事情不少，不能详细介绍。逐条罗列，简要说明：
LaTeX。大概于一月初时，在网上下载到了一个美赛模板（由ChinaTeX发布的mcmthesis 5.0），觉得很旧且不合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简单修改，并顺手扔在自己的博客园上，没有想到会有很多人来下载。美赛期间下载量超过三千次，还有博友在站内消息平台上咨询我若干问题。我自己也是在发布模板之后，才发现中文互联网上连一个像样的美赛LaTeX模板52都很难获取；为此，在国庆期间发布了一个独立的宏包easymcm，写了很详细的说明，发布在博客园和GitHub上53。之后也陆续给很多的博友解答了使用中的问题，虽然一些问题没有能够帮上忙。这件事情没有很大的功利性质，我在发布的各处都明确说明我所做的工作只是简化修改、注释、分享，并注明了原始资源来源。如果说我得到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自己博客的访问量吧——这个我无法否认。十月之前，我还可以用一种略带着得意的心态来打量这样的一些成就；但随后，我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视角，重新审视以上若干事项的意义所在。
非功利行为的问题，在十月份国奖答辩受挫的两三个月前已经有所显现，我把这一次的活动命名为“教程病”。
从工科数学分析课程（简称工数）在大一上学期结束后，我一直在酝酿着整理一本工数笔记出来，作为对于此门课程的纪念。随着后续工作的不断进行，这件事情的性质慢慢发生了转变，我不断地将个人的一些新意见、新观点加入其中，并最终决定改变计划，做一本以上课笔记（授课老师是邸双亮老师）为骨架、辅以大量新内容的工数讲义出来。在这方面，我在钱学森学院几位老师的协助下与本校出版社取得了联系58，事情看起来是有发展之可能的。
我对于此事本来也没有太大的功利动机。最初，我单纯只是想将此书作为一件纪念品整理出来，也并未考虑出版的必要性——大不了我自费印刷若干本，再分发给同学们即可。随着后来工作的性质发生变化，种种幻想也随之而来；我有时的确会想到，如果我在书中将我的某些见解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我也许会赢得一些人的赞同，但更大的可能是招来专家、专门的数学工作者之反对，而那时我又会如何如何……在写作的过程中，这样的想法越发的“生动”起来，以至于有一段时间，睡觉都成了难题。
七月下旬小学期结束后，我回家呆的时间仅有十余天，拼命的敲稿子，并眼看着完成书稿的目标变得越来越远。每过一天，认识到的困难便加深一重，而原有的种种幻想也随之掺和进来，弄得我心神不宁。回校以前，我甚至还和父母讨论过取消托福班以在家完成书稿的可能；好在最后没有实施，否则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会发现：再给充足长的时间，也不太可能真正完成。一方面，数学分析不愧为数学专业最基础也最大篇幅的一门课，琐碎而问题很多，指望速战速决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我毕竟是个学生、写书的新手，即使我敢于在参考文献都没有彻底读透的情况下狂飙突进（这正是当时的我所采取的做法），也不能不对数量庞大的证明、计算过程负责，不能不把每一处的内容都理解到极为透彻的地步。为了对读者负责，我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这是我现在不能够办得到的。
急功近利的心态促成了“教程病”的持续。到八月初来西安上托福班之后，我仍然抱有幻想，最初的几天还带着参考书到教室里去，直到我所在的“魔鬼训练营”59真正的显示出其威力后我才彻底投降。但是，即使是在每周仅仅一天的假期中，我的“教程病”又一次发作了；某个假期中我心血来潮启动了一份LaTeX入门文档的撰写，直到花去整天的功夫才意识到：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大量时间，还非常无用。这次事后，我做了较为仔细的检讨，将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行为归结为“教程病”，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在一篇琐记60中，我对这种行为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教程病是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它大概是人时常萌生的狂妄无知之投影，尽管它是时常为花枝招展的“做贡献”或“帮助他人”之类的口号所包装着的。教程病归根结底是一种无知。
如果我能早一点知道有lshort61这样的东西存在，我绝不会浪费这样一天的时间。工数笔记亦是如此，如果我明知道工程量如此浩大，完全可以慢慢做准备，先把参考文献读熟、思路理清楚再打稿，不必太过心急。在这里，我暂且把“教程病”归结为急功近利或缺乏经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非功利指向也存在着偏差。这是国奖答辩之前的一件小事。
工数笔记的事情，这里不打算再多谈。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做好，读者也许会在几年后在当当网上搜到这样一本书，或者是在GitHub上搜到这本书的tex源码；如果不能做好，那么这里就算是这样一件事情第一次与最后一次的公开露面了。我承认，这件事情与我当前最为要紧的目标关联不大，这使我感到非常矛盾；但是，既然已经开始，并充分自信于自己能够发挥出来的内容，我就不能再如以前一样，草率的将其抛在一边再自饰高洁。
关于国奖答辩的受挫，我一直没有很好的向人讲述过，甚至瞒了父母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同学，我也没有讲过，直到10月10日我才在空间里发了一篇长文，散发了自己的情绪——这是今年在空间唯一一条发牢骚的说说。即使在那里，我也没有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清楚。下面要简要说明一下事情的经过。
我一直还对“奖学金”这样的事情敏感，这很容易让我回想到很多年前的所谓“罪行”（如果一个人很迟后才发现，在别人眼里自己竟然被视为一个“上课睡觉然后考年级第一”的人，他不会感到愧疚吗？）。因此，当九十月份各种奖学金的申报到来的时候，非功利意识很自觉地站出来作了我的护盾。我表现的对各种奖学金都漠不关心，最开始由辅导员在群里通知的几个奖学金（华为奖学金，ABB奖学金）申报我根本没有关注。德育分之类的评定和获奖信息填写，我也处理的很随意，甚至在和负责同学的交流中还十分欠考虑地抛出了若干的口号（propaganda）：“我不需要钱也不需要名分”、“我要是这么做我早就不是我了”（在10.10说说中有提及）。
一段时间之后，国奖申报到了。少年班给了两个名额，并且明确说明了以大一的综合成绩作为标准；奖励的筹码变高了，并且附带上了很多的优惠条件62，再加上一个“机会难得”63的印象，我开始有所动摇了。当时的具体想法，包括与其他同学交换意见的结果，都没有记录下来；但我能够确定的是，当时的我仍然没有打算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我在一定的犹豫之中提交了申请表，并开始准备答辩稿。之前不慎缺席了的非功利意识在这里又一次冒了出来，在现在还存留着的答辩稿中我竟然写道：
关于未来，我的期望是：扎根西部，脚踏实地，少说漂亮话，多做实在事。然后这个话字我加重了，意思就是不单指语言上的所谓“漂亮话”，也包括各种类似的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我自己对于这方面有比较特殊的看法，我是一个很讨厌空谈理论的人，我宁可先把事情做好，然后再向别人解释我做了什么；当然必要的沟通肯定不能忽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定先要求自己把事情做了，然后再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意义。
这很显然是与答辩所要求的“展示自己”毫无关联，废话连篇。事实上，在最初誊抄笔稿的时候，我还加了一句：
其实我自己不是很在乎这个奖拿不拿得到，所以各位评委可以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把奖发给更值得拿这个奖的同学们。（笔稿已经丢失，按记忆重述）
如果说我从这一次答辩的受挫之中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我发现自己应该是全国范围内第一个64在国奖答辩的时候说“自己不想要奖”，并以相当糟糕的表现证实这一说法的人。总之，在答辩前的准备过程中，我的非功利幼稚病达到了顶峰，而我丝毫不觉危机的降临。
答辩的一天到了，这是2018年的9月29日。我到现场后，才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没有着正装65的候选人；在其他候选人拷PPT的时候，我看到各位都非常恭谨地罗列了种种成就，学习成绩、社会实践、社团活动一应俱全。这个时候我方才感到不安，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好像没有认真地做准备；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幸好临时调整了方案，每个候选人独自答辩，其他人安排在另一教室内等候，否则我的窘态将很快为大家所知。到我答辩时，我没能把控好时间，演讲的期望长度从五分钟延长到十五分钟——但这种正规场合显然不会容许我如此，到五分钟时戛然而止。在这五分钟里，我没能讲完我那可怜的、寥寥数页的PPT，但却不幸地把那句“我不是很在乎得奖”抛了出来；并且，与我预想不同，我是非常没有底气地说出了这句话，因为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评委之间传递着的低沉气息。
几位评委分别做了点评，有一些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有两段我是很记得的：
从会议室里出来，我甚至没有到休息室里去和其他人道别，就匆匆从走廊上一个狭窄的通道里溜出去了。回家的路上，我的情绪非常复杂，以至于没有什么合适的词汇来形容；回到家里，我很自觉的把所有东西扔在一边，摊开了散记本。我写道：
……这次结果虽然必和上次66不同（随意想想就能知道我是确凿无疑的淘汰者），但其并不重要。
此事本身也没有太大的讨论价值。我作为被淘汰者，当然是缘于自己本就没有任何准备与打算，所谓的能力是0。把幻想浇灭，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也不算问题。……
就具体的方面而言，表达能力显然是很不够的，自信心也极匮乏（也即内心不够强大，遇事打退堂鼓）；最重要的是极为犹豫，报名前不考虑清楚，报名后又不能下定决心认真准备，最终是狠狠扇了自己几耳光，又做了一个事后的诸葛亮……
看到同学心仪发了一篇推送67：“起初我不愿意接受生活的转变，手忙脚乱地做各种努力，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乱。……后来我接受了。”我不清楚她经历了什么，也无意问询——如果是过去那些“洋洋得意”的日子里翻到这些文字，我甚至不会留意。今天，站在又一个谷底，我觉得有些巧合……（9.29散记）
我尽力保持克制，希望此事一散而过；我几乎没有告诉班上的同学我有申报此奖学金，最终的结果出来是谢京旭同学入选（本班大一成绩第一，并转入物理实验班，也是我的同舍舍友），大家也就认为仅他一人参评，我还是可以自如的在班上扮演一个懒散、平庸的角色68。但是，我必须承认，这种耻辱之感我很长时间没有体验过了，因此在实际上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我连续几日都沉浸在阴影之中——这恰是应了那“内心不够强大”的预言。
我当然是“不在乎”、不揪心于这个结果的；尽管我是落选者，但是对我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愿意为我的这个说法做担保。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非功利“政策”的破产，其所具有的种种问题都暴露在我的面前，令我非常的不适。在之后的几天，尽管有一定的消极情绪笼罩着我的思绪，我还是想办法整理出了自己的非功利已出现的问题：
答辩过后几天，父母和同事张伯伯69两家人到西安来，计划的安排是去听几节心理学课程。我当然没有交代这次事情的任何信息，但我的消沉气息还是能被父母——特别被张伯伯感觉到。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和张伯伯在交谈一些有关心理学的基本内容，具体内容我已经遗忘；说到某处时，突然涉及到了我的一些自我评价，我们最终归纳出了我自己所具有的一种性质：我非常喜爱享受一种虚假的“道德优越感”，更具体的说这种“道德优越感”直接来自于我的非功利行为。由于我放弃了以光明正大的手段享受胜利与收获，这种模式在不知不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我对此仍然认识不清。我不知道张伯伯在那时是否猜到了我之前的经历，但我要感谢他帮我指明了一些我不愿意认识清楚的问题，这给我将来的改变提供了指导。
在那段时间之中，我最终得到一个很空泛的结论：必须要将“非功利”变为实践活动。但是，在那一时刻，我没有寻求到这个问题的解答。我有好几天觉得自己失魂落魄，如“在阘茸之中”；虽然，这种消沉，仅仅是封锁于我的内心世界之中，在别人面前我还是得维持我那种无忧无虑的样子，上课也得在第一排表现出好好听讲的模样。
现在，2018年的种种风浪都已经过去了，我的心态也较为平静。因此，站在这里，我现在能对之前发生过的一切有更多的说法。
谢京旭后来告诉我，他好像看到评委的表上仅给少年班预留了一个白框70；母亲后来也接到辅导员电话，在谈论了别的事情后辅导员说我落选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什么社会实践——如果没有辅导员的这一通电话，我的父母根本就不知道我去参加过这项活动。我原来觉得这些说法都可以算是一种安慰剂，现在则对它们不置可否。结果是不重要的，我如果有什么要争可能也只是一点体面而已。
现在回想自己在那段时间的思绪，我又是捡起了这样一件本来可以当作小事处理的挫折，将其放大，并试图在血淋淋的自我剖析之中寻找到一点价值。尽管我承认这其中确实有很多“美”的成分，但我还是希望不要再来一遍了。除了哲学家或心理学家之类的人之外，大部分人都还是畏惧揭穿自己的，我本人也在其中；如果之后我能够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处理相关问题，就已经足够了，有时的确难以给自己太高的期望。
非功利毫无疑问的出现了偏差。我太渴望着从非功利之精神中得到些什么，于是很粗暴地把现实扔在一边，纯粹按自己的感性、按自己的“美与崇高”表演起来。可惜我的演技太差，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得到了这样的几个耳光之后，我算是清醒了许多：非功利本身当然无可指摘，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却还不能很好的与这种精神配合起来，我的这种“上层建筑”还严重的受限于我停滞多年的“经济基础”。
如果说我追随非功利精神的开始，仅仅是一种指向模糊的“赎罪”，那么到现在我应该有所进步了，我一定是在现实世界而非观念世界中执行这样一种非功利精神。功利或非功利之别，并不在于某种具体的行为，也不能用道德、理想之类的形而上观念装点起来——那样的话，我所得到的只是文学意义上的一种情怀，这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帮助不大。就我的情况来说，非功利只能是现实的实践，我只能基于得失利弊的考量来判断功利与否，并必须在实际事物中检验我的判断；我不应该是为了获取某种外部评价、维护某种既往形象而做所谓“非功利”的事情，我应当持有的第一标准是一件事情能不能做好、对得起别人。非功利在这种情形下将变为理性的代言词，而不是感性。在不久的将来，我是主要同现实世界打交道的，这时非功利应该成为一种能帮助我稳定内外环境的手段，而不能再像过去的一年一样，变成一种扰乱正常秩序的精神狂热。
怎么实践非功利？我还不知道，因为只有做了才知道。但是，只要预先有这样一种意识在此，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就能避开之前的误区，从而有机会解决新的问题。这是我目前的看法。也许再过一年，这种看法就又成历史了，但这无关紧要。能够前进就好。
与非功利有关的还有一点：几个尖锐的矛盾已经体现出来了。我习惯于做很多与学业仅有一点关联的事情（以上所提到的“成就”，无一例外），并视它们为重要的非功利成果——那么，在安排越来越繁密、越发需要在专门事情上投入精力的将来，我也要将这沉重的包袱背下去吗？今年年末，我已经吃到了安排过密的苦果；我起初以忙碌为一件光荣的事情，现在则已认识到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又如，在帮助他人之前，是否有必要认真思索一下为此付出的代价？诸如此类的问题，应当会构成新一年里有待分析与解决的主题问题。
2018年6月，在另外几位同学的邀请下，我有幸采访了当年毕业的12级少年班几位学姐。我的工作是前去记录、整理了她们的若干谈话，并整理成一份有主题的文档，作为当时钱学森书院毕业季系列推送中的一篇发布在公众号上.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有一点额外的收获。
在6月12日的散记里，我大致谈了谈自己在过程中的一点新认识：
(I) 思维方式的小小映照。过去我曾经提到过“自信者”与“自卑者”有思维方式之别。如硬要对号入座，则这些优秀的学姐们之思维方式当然是属于自信者的。这算一种“典型成功”——尽管对于社会公众讲，所谓的正面形象是愈加丰富了，我却仍愿将这些优秀的、上进的人们称为典型成功者。我当然很羡慕她们对社会、对人生的积极态度，我学不来。但是这里其实还有很深层次的歧异。
(II) 关于自我的又一反思。我总结出新的一个看法，在我的生命观中痛苦与挫折的地位被极度放大了。我到目前为止的人生观是“失败中心观”，我以失败和打击作为人生不同阶段的分界点——而非promotion或success。当然，不能就当前状况推演未来的情形……
我不能不承认，在日常生活中我有“偏爱”失败的情况出现。这不是说我喜欢故意把事情弄砸（相反的，这一学期以来我觉得自己是饱受“完美主义”之苦），而是说我很愿意把失败——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失败——当成一种艺术品来认真的欣赏、评价。相反，如果说我曾经取得过什么成功的话，那我也许是很早就忘掉了。我从观念上认为，成功不必被视为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失败却可以。这种看法已经比较牢固的扎根于我的生命之中了，本文之中各种内容的选取、组合与叙述方式便足以说明。
我猜想，这种观点与非功利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此。我对于弱者、失败者的偏好，与非功利因素似乎不能完全挂钩；这里似乎有文学，有心理学，有“社会正义”，但我并不能将其理清。就具体的事务而言，这样的情怀自然应该被排挤得越远越好，这一点我是清楚的；不过，我也很愿意“在百忙之中”给这样的思绪留一片小小的空地，任其生发。我还不能预料这种特质将对我将来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
现在我看了一下提纲，还有两节没有纳入；但是，我不打算再写了。不然，这篇年终总结就又成了人生观念宣讲集——这种内容不但很空洞无趣，而且随时间的变动很大，且写得越多越能激发读者批驳我的冲动。还是到此止步吧。
我看到过博客园上一些程序员们的年终总结：短小精悍，展现出他们在职业内外的充实生活。我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将来的“锅炉工”71，只有匆匆忙忙、略带迷惘的充实，因而我不能如他们一样创作自己的年终总结。就本年度的情况而言，转型是最大的主题，具体而言是由内向外的转向。我处在将视角由个人向外部的社会与客观世界两大方向转向的前夜，因此要说的话还是很多，不得不打破《默 of 2017》中的期望。我希望到明年，我能够全心全系的投身于一条目标明确、得失分明的道路之上，这样我便不必依靠咬文嚼字来缩短其篇幅；更好的期望是，我能在那时忘记年终总结的创作，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无法浪费一天的多的时间坐在电脑或稿纸面前冥思苦想。
过去一年的事情，说起来是不少的；但是，这些事情是如此琐碎，以至于其中的大多数都不足以我花费心思整理成故事或“沉思录”。这篇总结里列出来的，有些的确是重要的，有些则算是例行公事；总之，把它们列在这里作为一年的代表，也许还是有些勉强。（此外，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每一年回看上一年的作品，都是觉得非常幼稚可笑的；这篇作品，不会例外，所以我可以不必将其打磨得太过精细。）
比起我作为一个个人的无趣经历，外面的世界还是要精彩的多，现在的我也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关注这个精彩的世界，认识很多有趣生动的人。这是社会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在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探索之上，也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并且开始认识到，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其中是完全值得的。这些内容，在我博客上的其他文章中有所反映，没有必要多提。两年前的我对于科学或其他种种只有感性的看法，猜想其可能是一种能够给予我灵魂以栖身之所的场地，我的想法与这样一种看法是吻合的：
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区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72
现在，在一些基本的经验和观点的指导下，我的观点有所前进。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对那些抱怀理想进入科学世界的年轻人们的警告，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科研工厂”之中，情况则更是如此；因此，我已经开始形成更加复杂的见解，并有了更为现实的考虑。在接受教育的意义上，我已经算是在几个领域之中来回跳跃过了；因此，我不很介意自己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做一个“跨界”的学生或教师，多看一些、多想一些、多记下来一些，前提自然是不能影响到我的主业。
我的学业导师已经在很多方面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建议73，这使得我能够真正的以现实为中心，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而不必在狭隘的观念世界中来回盘旋；相反的，在现实世界中的探索，恰恰能够扩展观念世界所涉及的范围，并使其由一种限于个人的思考向外扩张，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精神财富。这便是我所感到的自己“已走在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我的过往经历留给我很多的印记，除开前面提到的种种，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我已经对世俗生活中的种种“幸福”不太介意，这使得我有可能74彻底地把自己放置在一种与庸俗世界关联甚微的环境之中。除去对父母必要的赡养义务，我很愿意以自己的人生做一些尝试，从一般的社会生活中跳出来，把一些我认为没有必要的人生进程直接扔掉；这其中当然有巨大的困难，我在去年的《默 of 2017》中就已经初步提到了。我还暂时不感到畏惧，并仍在寻求渐进的、现实可行的路径。
最后还要给几位旧友单独写一些话；这些话并非纯然私人性质的，所以我可以公开的放在这里。2018是我的同级同学参加高考的年份，他们中的许多都考取了非常好的学校——或至少是非常好的城市，我在这西北的“不知名小学校”里当然要恭喜他们。老兄弟炜哥有所失手，没有得到自己期望的成绩，专业也被调剂了。四月份时我和他打了一通很长的电话，絮絮叨叨说了将近三个小时[^58]；我半带着调侃地给他说：
你在华师一附中这样的学校，无论如何也不会考到像西交这样差的学校来的。不用太担心。
我当然是在一个高考生面前很有限的动用了一下自贬母校的特权。后来的结果，我不能再说什么了；我觉得一个人的得失在旁人看来是不甚清晰的，他自己会从其中收获足够将来使用的经验与教训来，化痛苦为力量。也许，这2018年的记忆，对他而言有着这样深刻的意义，与我在2015年因考入少年班而造成的种种错愕、失望是相通的；我祝愿他会走到一条比自己曾经预想的人生更为精彩的道路上去75。
感谢婧萱在去年一年（以及好几年来）拉着我在QQ上闲谈，此事与班级（及各种选修课）QQ群的通知共同构成了我卸载QQ的两大阻碍。我的异性朋友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我偶尔会觉得自己可能和一般男生有物种性质的差异；谢谢您让我能远离这种偏见，也谢谢您对我“单身五十年”美好幻想的支持与祝福。祝您在新的一年继续享受悠闲的工科大学生生活，也祝您和男朋友每天开心76——虽然我很少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也无意了解。
作为结尾，我不想多说什么了。2019年已经开始很久了，没有必要再许什么愿，“干就完事了”。18岁的生日我没有过，将来也是一样。仍引用自己在2017.4.24所发表的说说，以表明我仍然在同一种观念的引导下执行着自己的生活使命：
那个平凡的人，没有精彩的生活，没有相片，甚至没有节日可过。他沉默无声地走过那样多年的光阴，别人追着自己的梦，在山巅相聚，而他则到了很荒凉遥远的地方，名字渐渐消隐，他作为几乎每个人生命里不起眼的过客为人所遗忘。但他并非颓败而无力的；他不知疲倦地忙碌着，牺牲着自己一文不值的一切而为了别人高雅的挥霍；他潜藏于所有可见的光明面一下，践行这自己对于这广阔世界唯一的承诺。这样，当他等待着自己卑微生命熄灭的时候，便可以面无愧色的对自己说：我付出了，我为自己所珍视的真诚与奉献拼尽了一生的心血——我已不再惋惜那数不清的失去，我死而无憾。这便是那个平凡的人，和他毕生追寻的梦想。
以及，感谢读者费心地读到这里，接受了若干价值很低的“思想成果”。仅此。
（终）
附：在年前可能会整理2018年全年的各种文字成果，排版成新的一期《黑山文集》。至于这项工作是否会着手进行，之后是否会发表，还不能确定。
对于西南官话区以外的人而言，川、渝、滇、黔及陕南、鄂西（这是我的家乡）、湘西、桂北的方言可以被统称为“四川话”。?
我的历史读得又少又偏，以至于每当说到西安作为一个古都的历史时，我最能想到的是西晋灭亡之时长安愍帝小朝廷的凄惨状况——当然，大部分人对此不感兴趣，所以我也未向人提过。看来，即使是在作为统治阶层顶端的皇帝们（当然两晋时期皇帝的地位是很低的）之中，也可以按照个人好恶区分出“大人物”和“小人物”来，而我会自觉的对后者生发出一种怜悯。?
我自己当然是这篇年终总结的最主要读者了。?
即在组织议论的结构时，就预先指定：先说好的一方面，再说坏的一方面。这是我自己的一种命名。这种手法似乎已被文学批评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公认为一种可以接近事实的策略，但对于具体事项而言，我仍然认为其可能存在着较大偏差。?
这是去年的年终总结，在我的空间日志及我的资源页面（辑于《黑山文集(2015.4-2017.12)》中）上均可找到。?
历史经验只能避免我们重蹈覆辙，而不能帮助我们应对新的难题；当这种历史被局限为一个个人——一个现代人的经验时，则更是如此。?
这能否作为“人素来目光短浅”之说法的一个例子？?
按照我们比较普遍的看法，少年班最优秀的同学都去往了理科实验班，大部分女生去往了管理、会计（ACCA）等专业，我们留下来的预备读工科的同学整体实力偏低。?
作为一篇典型的“又臭又长”大散文，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倒也确实有些令人震惊。?
在初三“卓远班”的内部测试中我也常常得到二三十分的低分，但那不能被归于正规的考试。?
综合成绩是预科二、大一两年成绩加权平均的结果。?
请读者务必注意这里的含义：如果一个人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就没有必要在基础课程上向学业辅导团体寻求帮助；同时，对于一个学业成绩尚可的人而言，除非他有充分的时间与精力，闲到无事可做，他也并无必要花大笔时间守在QQ群里解答自己很久以前上过的课程问题。我无意冒犯，也非常了解这类组织对于改善学风、帮助“困难”学生（也许还包括开工时）的意义所在；我所谈的只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本人在下学期也要参加一个学业辅导组织的组建（但并不负责答疑之类的事情），那与我在这方面的看法是两件事情。?
意愿表是要求填写姓名的，并且都过了几位班长的手。?
当然，更一般的看法是：大部分课程是无用的。?
并且，我还应该调整行文内容，宣传少年班的种种优势，宣传自己的所得所获，这样这篇文章就可以被冠名为“西安交大少年班学霸谈少年班生活”而作为充数的文章发布到各种“新闻网站”上去。当然，这种“新闻网站”也只有特定人群才会浏览。?
少年班中的优秀代表是不需要别人来观察的。他们能够表述自己的看法，也能够向外界传达积极的少年班形象。?
否则，指望一点点查证、一点点理清逻辑链条，我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来，写作动机也早就消散了。?
六月份时，我被安排去给几位即将毕业的学姐写了采访稿，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种公众文章。当然这其中主要的（或唯一的）任务是记录被采访者的看法，而不是我自己的意愿。下文有述及此事。?
即在QQ空间中转发说说时的附加信息。?
如果说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当然在于我的不善言谈、待人冷漠。?
对于施教者而言是拯救，但是对于学生自己恐怕未必。?
我觉得自己受少年班制度的限制不大。除了专业选择这个闸口，我很少在乎其在各方面给予的建议、规划、指导。?
不过，必须承认西安交大还算是学风不太坏的学校：“全员认真听课”做不到，但“考前认真复习”还是能够做到的。这个“考前”的时间也比较弹性，也许是一周，也许是考前最后一晚。?
从原则上来说，工科以外的专业不是少年班项目所明确推荐的。这不是因为我选了工科而产生的偏见，这是在招生时就已经明确的事实。我以这个方针为核心来叙述有关内容，也并不是因为我对其他专业有看法。?
我们在预科二的时候也很显然符合这样的描述，只是我们自己不能够清晰地意识到罢了。?
现在已经有开设各个专业导论课程的尝试，但是看起来收效没有预想的那么大。仅仅给学生讲讲一个门类的研究内容、研究成果，恐怕还是不够的。我自己认为，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在自然科学（或所谓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的比较中，后者被人们认为是天然“低人一等”的。怎么将工科的学科品质、素养、精神提供（而不是灌输）给大多数学生，并让他们自觉的接受和认可自己的身份，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社团当时似乎约有三十余人。?
做这种快照的方法是简单的：静坐在书桌前，回想一下这几天在脑海中经常浮现的各种思绪，然后稍加整理即可。我在这篇日记里还对一些观念做了批评，不便贴出了。?
原来计划在本文中简要说一下到目前为止我对爱情问题的看法，可惜文章写得太长，只能扔掉。如果要我简要的概括一下对于这件事情我所采取的态度，那就是：保持现状，以现实后果为唯一的指导原则。不写这些东西还有另一个好处：可以减少读者对于我的“嘲笑”。?
在我的观念世界中也有若干所谓的“事实”，即那些部分的为个人经验或逻辑推理所“证实”了的东西。?
如果给我一个段落的开头叫我在纸上扩写，难度并不很大；但如果是要我口头表述、发挥，我会感到恐慌。对于我而言，我所列的提纲几乎就成了发言稿，不仅内容详细过当，而且我在现场也几乎说不出提纲上未写的内容。?
引自《乡土中国》的“文字下乡”一节，我用的是网易蜗牛读书的电子版本。这不是学术论文，不按标准格式做引用了。下同。?
引自《乡土中国》的“文字下乡”一节。?
引自《乡土中国》的“系维着私人的道德”一节。?
例如，假设玻尔先生的氢原子模型已经很好的解决了氢原子光谱的基本原理，能够被应用于实际问题之中，那么工程人员（有时可能还包括化学家）就会对其相当满意；在他们那里，诸如“电子是否有自由意志”或者“电子跃迁的时候究竟在哪里”（或者更通俗一点是“上帝是否掷骰子”）之类的问题属于纯粹的形而上学问题，不太值得关心，除非有空闲的时间与精力。?
当然，西安交大本是以教学质量高、要求严出名的，即使学校在过去的十数年走了下坡路，这种情形也没有改变。然而，如果说要求严只是试卷难、课时多的话，那只是施教者一面的要求；学生的学习热情已经被大大削弱，因此可以说是学校严而学生松散了。?
在《默 of 2017》中对于这种变实际问题为道德问题的模式有所叙述。具体而言，不会表达可以在道德意义下被归纳为“自私、自傲”。?
甚至“干净利索”四个字也有些累赘了，取其一个字就足够：“干”。?
当时另有一位少年班的学长邀请我加入合唱团（他曾指导过我们的军训合唱，觉得我可以培养）。我思索了一段时间，还是婉拒了；我想到的倒不是合唱本身的难度，而是要与之伴随的种种礼仪、社交等等。对于此类事情我向来很畏惧。?
课内分数是61分，全勤和跑操章盖满加了5分。?
预科二（2016-2017）本来是住在南洋书院的，大一开始前因新成立了钱学森书院而将我们强制迁出。?
我们的上下两级少年班都有不少人在院队或校队，唯独我们这一级对此兴趣不高。?
我的1000m体测成绩是3:33，不算很快，能把同学们甩在后面主要是因为上同一课程的其他同学平均水平比较低。两年以前，我的成绩大概还是4分钟上下。?
一个玩笑话：如果我在刚进赛艇队的测试就能拉到很快的成绩，那我就真的不太想学习了。（是的，这只是一个玩笑话，因为根本构造不了这样的前提。）?
这句话是2017年的时候抄录的，贴在书桌正对着的墙上。当时还处于时常有不良情绪的时期。?
这个\(M_e\)就是指我自己(me)。现在看来，这种表述方法当然也是很可笑的了。?
我现在习惯于用这一说法来描述自己的情绪低落期。在这种时期中，“反社会”作为我过去认定的一种理性说法，会在思绪中被滥用，导致我的种种胡思乱想。?
说起来也许是大多数人所采取的方式。我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如我一样整日与种种绝望“谈笑风生”，而又很少真正停止行进的人。?
在俱乐部中我认识到一些能够部分解脱的方式，这是很好的。?
当然有很多内部的事情。我对此遗忘得差不多了，加上也应当尊重学校的安排，故不能详说。?
以我的标准来看，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功利吗？“我何必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
由几位资深的LaTeX用户编写的美赛模板mcmthesis早就发布在CTAN上了，最新版本的miktex和texlive中都内置有这个文档类。可惜大多数用户还是由老旧且不合用的CTeX套装入门，再资深的LaTeX用户对这个事实也只能表示无可奈何。门槛很高。?
我当然不会把这个宏包提交到CTAN上去，一方面我知道自己还没有独立编写宏包的能力，另一方面新手是不知道正规下载渠道与CTAN的，在百度这样的搜索引擎里“路子越野越容易搜到”。?
今年较为特殊，15级按老制度在大一完成专业分流，16级因制度调整在预科二便全部分流完毕了。在时间点上，16级的专业选择比15级还要更早。?
我基本上都在自己所要求的统一收作业时间前写完了。如果我因繁重的安排不能写完，便只好“两害取其轻”，转而违背我上课不写作业的“原则”。好在这种情况只出现过两次。?
一些做法我已经透露给若干同学了，我相信他们对于我的这些做法是支持的。?
这又是一个令我感到表达与交际能力极度欠缺的场合。?
但是后来一段时间，出版社未回复我审稿情况，我也因学业繁重而将此事丢在一边。近日才重新联系上。?
日程安排是这样的：每周七天中有六天上课，每天从早上八点上到晚上九点（准确的说，下午四点到六点是听写，七点到九点是晚自习，不算上课），并随堂布置大量作业，到当晚十一点前需交齐。剩余的一天放假，但同样有较多作业要完成。总计上了三周多几天，模考两次。?
琐记泛指我在手机上所记下的一切零碎感想。?
lshort是一份非常优秀的LaTeX入门文档，早就发布在了CTAN上，在LaTeX的各种发行版中都附带着有，并被翻译为了各种语言。中文版的名称为lshort-zh-cn，翻译过来的文档标题叫《一份不太简短的\(\LaTeXe\)介绍，或102分钟了解\(\LaTeXe\)》。不幸的是，我和许多从芜杂的网络资料上道的LaTeX用户们一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LaTeX库里竟然自带了一份简明中文教程。?
比如说，在学校所发的各种奖学金中，国奖自然是在全国通行度最高的一种奖励，因为所有高校都清楚这个奖学金的价值是真实、可信的，是符合若干硬指标才能评选的。?
毕竟我很难得的有了这样一个可发挥作用的排名，以后也很难得到。另外，我在大一一年的体测成绩很艰难的过了80（申请国奖的必要条件），似乎更显珍贵。?
如果不是，欢迎当事人联系我。?
假期里父母已经给我订了一套西服，但是我很不愿意穿上。我对这件事物已经有了本能的厌恶。?
这个“上次”是值得暑假里的第一次托福模考。当时我觉得考得很糟糕，情绪很差，很自责于自己的不认真；后来，成绩公布，我是班上唯一一个听力和阅读都上20分的。（当然，对于不需要报班、裸考百余分的人而言，我们整个班的人都可以被贴上“rubbish”的标签。）?
在她的个人公众号上。?
我唯独必须向汪思成同学道歉，他是大一成绩排名的第三名，有意于国奖的申报，也完全有能力把答辩的事情做好。我不太可能找到一个能直接向他说明我的态度的场合。在9.29的日记中，我已经记下过这种惭愧，而这里是第二次。我不能感性的把自己的行为附带上所谓的“罪责”，但我确实应当为我的自私和不尽心忏悔。这一点是现实的，与任何观念都无关。?
按我们当地的发音读/b?/，音调是第二声。?
也许原话不是这样，但总体的意思与此类似。?
本文中所提到的各种“锅炉”意象，纯粹的是本专业学生特有的自嘲方式。我在将来应该不会主要地研究或从事与锅炉有关的内容。?
引自《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中的《探索的动机》一文。开头的一句是引用的叔本华（Shopenhauer）的意见——我一直很想读一读这位哲学家的作品，但从来就没有时间，而且也带着一些畏惧。?
与其他很多的学术导师不同，她所提供的第一条建议就是“不要在基础没学扎实之前就过来搞科研”。?
但也仅仅是“有可能”。?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很不幸的在这学期期末考试前翻开了太宰治先生的小说，复习时间由此缩短了一天多。当然，这不是太宰治先生的过错。?
我缺乏此种经历，因此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述。算是一种敷衍。?
标签：必须 简单 社交 是什么 组织 统一 关注 世界 git
原文地址：https://www.cnblogs.com/xjtu-blacksmith/p/1025927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