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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列侬曾经解释披头士乐队选择美国发展的原因：
“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的哲学家和诗人都要去罗马，因为那里是世界的中心，我们今天来纽约，因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深圳。
40年前的3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宝安县改设深圳市，一年后的夏天，这里成为经济特区，商业浪潮就此开始涌动，40年间，学生、技术员、打工仔、官员，他们带着不同身份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成为商人，也成为深圳人。
“春天的故事”还在继续。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深圳GDP 按美元平均汇率计算超过香港，首次成为华南地区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
C位来之不易。光环之下，这些发生在深圳春日里的创业瞬间也值得铭记。
01
1983年春天，32岁的王石只身一人来到深圳。
他的目标很明确：赚钱。
这位前广东省外经贸委官员曾经负责招商引资，他在广交会的人山人海中、高级宾馆的觥筹交错间感受过生意的魅力，“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
酣畅之时，他喜欢骑着单位购置的一辆红色铃木摩托，飞驰在广州环城路上，感受发动机颤动带来的快意。
但政府部门论资排辈的习气很快让他感到厌倦，他期待真正大展身手的机会。
这年春节的一场会面让他感受到比铃木发动机更强烈的震撼——老朋友庄顺福从深圳来广州拜访，这位皇岗村村长带来了洋气的进口橙子和香烟，村长夫人还烫了时髦的狮子头。
王石惊诧于两人变化。
1978年，当时还是广州铁路局工程师的他去过皇岗村，那里不过是一座紧邻界河的小村庄，比东北农村还贫穷。他在村长庄顺德家里看到了香港电视节目，但他并没有捕捉到这个开放的信号。
图：1980年的深圳眼下，这对时髦的村长夫妇就站在他面前，告诉他：深圳是特区，政策不一样了，深圳人可以去香港做生意，也可以把香港人请回来建厂，总之，有机会赚到钱了。
王石很心动。
几个月后，他拿着广东省外经贸委的介绍信就去了深圳。
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深特发”）成为他的新起点，这家前身为“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的公司背景不简单，有批文、土地、北京部委资源、进出口贸易权等优势。
即便在当时的深圳，这也是人人向往的权力——受政策限制，当时的内地企业不能自由采购境外商品，一批“红帽子”公司在深圳迅速兴起，借助特区政策红利，作为中间商赚差价。
王石在这里做成的第一笔生意是倒卖玉米。这成为万科故事的开端。
在八十年代的深圳，最流行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983年春天，人民南路上，国贸大厦刷新着“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主抓工作的中建三局领导到任第一天就拍板定下铁纪律：工地上有30多对夫妻，从今晚起全部住单身宿舍，她本人也不例外。
市场经济已经开始发挥魅力。在国贸大厦工地里，工人按件计工资，最高每月可以领到600元——当时建筑工人的工资行情是十几元。
一切为了效率，一切为了金钱。这座城市步履匆匆，容不下悲春伤秋。
王石享受其中，他早早找到了办法抵御孤独。他经常去旱冰场把自己一次次摔倒在地，待精力耗光再回到住处。昔日常听的古典乐不再有慰藉人心的力量，他就改听邓丽君，也在崔健愤怒的嘶吼声中迎来深圳的一次又一次日出。
02
“你们要搞快一点！”
1992年春天，邓小平结束深圳视察，从蛇口码头坐船离开时，他走进船舱又走出来，对着岸上送行的深圳领导连喊了三遍。
深圳速度成为这座城市的主旋律。
一年后，深圳龙岗，郭台铭站在一片荒地中，对着比人还高的野草大手一挥，“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1996年春天，完成土地审批手续的富士康龙华园区开工，4个月后即落成使用，成为深圳速度的代表之一。
那年6月，郭台铭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厂区门口一排不起眼的铁皮房子里，属于他的制造王国就此开始运行。
他赶上了深圳的制造业春天。
他在1988年第一次来到深圳——后人把那年称为“台商元年”，由于台湾有条件放开了居民赴大陆探亲，国务院也出台了支持台商建厂的政策，大批商人开始在大陆投资建厂，以塑胶制品、电子元件、运动鞋、服装等行业为主。
图：1988年初来深圳的郭台铭（左二）这位以勤奋著称的台商完全适应深圳速度。
等待龙华厂房建设的4个月，富士康正在赶康柏电脑机壳的订单，那是他用更短的供货时间和更低的价格从韩国LG 手里抢过来的。在深圳黄田一处借来的厂房里，富士康工人日夜赶工，总部和后勤人员也全部上线。
然而，距离交货日还有1天时，还差1万台机壳没有完成。最后一晚，郭台铭和夫人也冲到了生产线前，最终，凌晨5点57分，所有产品生产完毕，比截止时间提前了3分钟。
深圳对他予以了回报。他的工厂规模实现四年一跨越：
1988年是在宝安西乡的简陋厂房里，1992年搬到深圳黄田的新工厂，到1996年时，只有龙华荒地上建起的那片工业园区才能满足他成吉思汗式的野心了。
从1995年到1999年，富士康陆续拿下苹果、IBM、惠普、戴尔的订单，电脑机壳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60%。
郭台铭的成功并非偶尔。
他深谙与地方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技巧，也善于经营与大客户的关系。多数时候，这两项长处相得益彰——他曾经以介绍认识中国政府官员为由，“截”下首次到访深圳的戴尔创始人，最终拿下订单。
1997年，深圳成为国内最大的电脑生产基地，富士康也渐渐成为深圳制造业的代名词。几年后，IBM一位全球副总裁感慨：“深圳到香港的公路如果堵车，全世界的电脑就会缺货。”
03
草蛇灰线，浮脉千里。
1996年成为决定华为日后走向的关键一年。
“人大六君子”在这年春天走进了华为位于深意工业大厦的办公楼，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副教授，受邀前来做管理咨询。
当时华为是家不折不扣的“土”公司。它的数字交换系统在1995年创造了15亿销售额，但大多来自农村市场，城市市场还在跨国公司们手里。
此外，这家拥有1200位员工的公司连基本的绩效考核体系都没有，“内部思想混乱，主义林立”。
要想农村包围城市，队伍建设是最首要的。
事实上，这位推崇的退伍军人素来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头一年，华为公司内部发起过“华为兴亡，我的责任”大讨论，制定了14条的《华为人行为准则（暂行稿）》，还效仿香港的《基本法》搞了套《华为公司基本法》，但一个内部流传的说法是，任正非对此不满意，直接把文稿扔在了地上。
人大教授由此被请来。
教授们参与华为高管会议，也与各个级别的华为人促膝长谈。3月，任正非向他们敞开心扉，花了三天时间谈自己的家世和创业历程。6月，他在公司内部发表讲话，要求所有员工都参与到《基本法》的起草与探讨中去，那段时间，公司高管每周日都要来公司加班讨论。
图：任正非带领人大教授参观华为《华为基本法》最终耗时三年完成，含103条，16400余字。它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的企业价值观总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曾题词：“随心所欲不逾矩。”
而最让任正非得意的是，“《基本法》通过之时，也就是《基本法》作废之时。”三年讨论中，文本内容已经深入人心，并落实到管理实践中。有清洁工曾经在内刊发文称：扫地之余多看几眼墙上的管理文章，出去就敢应聘一个小公司的总经理。
此后十几年，华为在管理咨询上陆续花掉300多亿——这个数字让当年领到10万报酬的“人大六君子”多少有些眼红——逐渐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管理体系。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回到1996年，任正非的两位爱将孙亚芳、李一男分别干了件了不起的事情，为华为的进城、出海立下汗马功劳。
这年春天，主管市场的孙亚芳发起一场“再创业”运动。她带领团队的26位办事处主任集体下岗，重新应聘，公司择优录用。华为“狼性”销售系统由此开始建立。
效果立竿见影。1997年，华为销售41亿元，1998年，数值翻番，变成89亿元。任正非后来评价：
“如果没有大辞职所带来的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任何先进的管理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
李一男则在香港打了场硬仗。他带队搞定了李嘉诚3600万美元的综合性商业网。这并不容易——商业网需要在3个月内完成，得知情况的西门子、阿尔卡特等供应商都坐地起价，还提出6个月的建设周期，华为拿下了这单生意。
华为工程师们扛着睡袋在机房通宵达旦，换来了订单的如期完工。这支深圳团队的业务能力和职业精神让李嘉诚的员工们也很吃惊。
凭此一战，华为拿到香港电信设备的经营权，也迈出了出海第一步。
04
2000年春天，当北京几家门户网站接连登陆美国资本市场时，远在深圳的马化腾成了受益者。
互联网投资热由此兴起，他终于不用再四处兜售OICQ。4月，来自IDG 资本等机构的200万美元把他从过去半年的资金困扰中解救出来，这笔钱也将成为他在互联网寒冬中的储备粮。
13岁就随父母从海南迁入深圳的马化腾深深扎根于此。
他初到深圳是在1984年，中学时，老师们会在课堂上急切喊着“时不我待”、“机会就像河流里的泥鳅，处处可见，都不易抓获”。
到了大学，他发现师兄们早早就在编写软件赚钱。他一度考虑去华强北开家电脑装机的小公司，不过他很快发现，这一行的从业者大多不是专业出身，他们只有初中或者小学文化，但市场经验丰富，比专业对口的大学生们更有竞争力。
大学期间创业的想法只能就此作罢。
但耳濡目染之下，当他几年后辞掉稳定工作选择创业时，一切都显得顺其自然。
他们起初并没有过于宏大的理想。1998年，在华强北赛格科技园那间30多平米的房子里，张志东曾与马化腾一起畅想：三年后，腾讯的员工将达到18人。
图：腾讯在深圳的第一间办公室低调务实正是这座城市的底色，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成就了马化腾。
“如果不是在深圳，腾讯还会不会是今天的腾讯？”2016年春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的老改革先锋袁庚去世，马化腾写下悼文，也这样自问。
马化腾没有答案，但他毫不吝啬地表达了身在深圳的庆幸。
事实上，过去四十年里，无数创业者缔造的瞬间在延续着深圳的春天故事。
这些瞬间有喜有悲。
2003年春天，海归邹胜龙注册成立了深圳三代科技开发公司，他的办公室与腾讯公司在同一座楼里。
日后，迅雷那只小狮子与腾讯的企鹅一起盘踞在几乎所有人的电脑屏幕上。不过，这样的光景只有几年，如今，两家企业量级已经相差甚远。
2008年春天，大疆陷入黎明前的黑暗。这家起步于深圳一间不足20平米仓库的创业公司正在遭受连环打击：炸机频发，飞手离开；创始团队摇摆；产品尚未量产，前景充满未知。
当时有人前去拜访，对汪滔脸上的阴郁印象深刻。转机，其实很快就会出现。
2014年春天，快播收到2.6亿元的天价罚单，王欣躲去香港，几个月后被抓捕归案。4年后的春天，他出狱，创业市场已经全是陌生模样。他努力融入新潮流，但做出的第一款社交产品“马桶”在短暂喧嚣之后很快归于平静。
……
温暖如深圳，并非一直春光明媚。
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成为热文，次年春天，时任市长于幼军还专门会见了作者。
在传统的“北上广”一线城市面前，深圳人民不服气，又满怀掉队担忧。随后几年，制造业内迁、总部外迁、用工成本高企、房价高涨等趋势，都在多少动摇着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期待。
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深圳虽然有腾讯、华为、比亚迪这样的大型企业，但它们都是“老家伙”。在最近几年的互联网浪潮之中，除了大疆，这座城市没有诞生第二家独角兽公司——这个数值远远低于北京和上海。
不过，机会往往出现在转变之中。
如今，深圳终于坐上华南C位，大湾区建设也成为新利好。行走在春风之中，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是否又一次听到了“时不我待”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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