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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行的成功学讲机会，讲见识。这是在讲出身，讲阶级，讲起跑线，讲投胎，讲方向，讲目标……归根到底就是要更快，更高，更强。直面中国当今城市化的浪潮，心甘情愿上战场，战死沙场也算没当时代的逃兵。想想人潮涌涌的广场、水泄不通的地铁站、如电影里满山遍野潮水般涌来的骨灰级斗士。
国富论里面说经济和贸易发展越快的地方，资本的利润率也就越低；相反，越落后的地方，你所能获得的利润越高。所以，当有了一定的资本以后，接下来如何选择，还得深思熟虑一番。见识多了，是多了些可以炫耀的资本，但是能打动自己内心的事物也将随之减少，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最后说一句我自己的观点，心自在处身自在，管他身在何方呢？
见识并不决定命运，而是决定了命运的可能性。见识本身也并不指向财富，而是指向多元的体验，而对这些体验的运用才让人更趋近财富。
今天这个区域一体化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把强大展示给日本人？是通过贸易。把它的经济体系嵌入到我们的大系统中来，把它溶解掉，这是真正的“武器”。
通过贸易，把它的经济体系嵌入到我们的大系统中来，把它溶解掉，这是真正的武器。
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要成为世界的中央国家，他必须让世界所有主要的国家都在他主导的贸易体系当中运行，他没有抱着满腔的仇恨，带着报复心理，这不是大国的思维。
当年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逼着日本签订了《日本国和平宪法》，接着在贸易上，美国不但没有挤压日本，反而为其开拓出了宽广的大路。比如在随后的朝鲜战争当中，美国为了扶植日本，给了日本大量的军工订单。扶植日本难道是为了让日本再崛起吗？不是的，而是要把日本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当中，要让日本人围着美国的贸易指挥棒打转转，这就是政治影响力。
读书的终极目标是明白事理。
回到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2]的一句名言，他说：“凡是能够言说的世界，就是我们能够掌握的世界。如果不能言说出来，也就是不能把它符号化、简化的世界，我们只好保持沉默。”
17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多恩[4]写过一段布道词，大意是：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一部分，正如所有的地点，包括一些小小的石子，都是欧洲的一部分。当一个石子滚到了海峡当中，欧洲就少了一部分。所以每一个人的死去或离开，都是“我”这个主体少了一部分。所以当你听到丧钟鸣起的时候，你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就是为你而鸣。
还有一种思维方式是剥离，是佛法的一种修行。既然人的成长过程是不断把外物认同到自己的主体当中，那么佛法的修炼就是不断把这种认同剥离掉。包括肉身在内的外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修炼到最后，所谓的成佛做祖，就是把自己的灵魂和外界所有的附着物全部剥离开来，不仅要出家而且连肉身都可以不要。
当你身不由己地被人符号化后是很郁闷的，比方说我被打上的符号有：做技术社区的；无民主精神对待社区会员的粗暴独裁腹黑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玩小众编程语言引人入歧途者；果粉；坚定的微软黑等，我也曾经很生气，很不解这种行为，但只要想明白他们攻击的只是符号化的你，这个人并不是你，就释然了。 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思维方式，一个人的社会符号被辱骂，跟他内在人格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一旦看穿这点，你就不会觉得自己被辱骂了。
其实很多我们非常尊敬的人，他们就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思考世界。比如美国越战期间有一个人叫姆斯提。他每天都拿着一只蜡烛站在白宫门前反战，有时候游行队伍都散去了，他还站在那里。有人就问他：“姆斯提先生，你站这里有用吗？你能改变这个国家吗？”这个人正色回答道：“是啊，我改变不了这个
其实很多我们非常尊敬的人，他们就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思考世界。比如美国越战期间有一个人叫姆斯提。他每天都拿着一只蜡烛站在白宫门前反战，有时候游行队伍都散去了，他还站在那里。有人就问他：“姆斯提先生，你站这里有用吗？你能改变这个国家吗？”这个人正色回答道：“是啊，我改变不了这个国家，我站在这里只是不让这个国家改变我。”
再举一个例子，1971年6月28号，美国最高法院对著名的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作出了一纸判决，判定穆罕默德·阿里拒服兵役是正当的，他可以出于自己的理由拒绝服兵役。阿里的理由非常简单，他说：“在这个国家，我作为一个黑人，作为一个奴隶的后裔，我要平等你们不给，我要尊严你们不给，凭什么又要我听你们的，跑去亚洲和越南人、中国人打仗？要打我们就在这儿打，可以在美国见个生死，你死我活都可以，但是我绝不去打仗。”所以他坚决拒绝服兵役。所以，要破解地域歧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着手。要么把自己的人格扩大到无边弗界，要么把自己的人格收缩得非常独立。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当中的任何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在地域歧视的这锅烂汤当中，煎熬着自己的生命。
这样一种机理在历史上是古已如此。《水浒传》里宋江被招安，一百单八将里面活得最舒心又有比较好的下场的，不是宋江、李逵，这两个人最后服毒自尽，因为宋王朝不再需要他们了。最后活下来的有这么几个人：一个是神医安道全，一个是兽医皇甫端，一个是刻字匠叫金大坚，一个会写字的叫萧让，还有一个会唱歌的叫乐和。他们都是手艺人，这几个手艺人分别投靠在不同的部门或大官老爷那里，因为他们有技能。 技能就有点像U盘，没有特定的用处，但它有一个独特的社会节点的价值，插到哪儿它都可以运作。这也是我的一种人生主张，就是在这个社会，你要学会用U盘化的方式，以一种手艺人的精神和这个社会进行协作，而市场会给你一个公道的价格。 从更长的历史跨度看，一个人在什么组织内真的那么重要吗？
所以历史上真正想明白的人，不会把组织内的身份看得那么重。比如说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他墓碑上的墓志铭写道：“这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这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杰弗逊埋葬在此。”绝口没提美国第三任总统的身份。
所以当一个手艺人，并不是说你头一天递了辞职报告，第二天才可以去当一个手艺人。你完全可以切换自己的想法，你现在就当自己已经是一个工作室了，只不过现在你有一个最确定的大客户，就是你的老板或者你的直任上司，而你跟他结账的方式就是你的工资卡。 只要你用这种手艺人的心态在组织内工作，你会发现你的生存处境马上就是另外一片天地。为什么？因为你只需要对自己的价值成长负责，你可以不必去陪老板洗桑拿，你也可以不必用花言巧语、甜言蜜语拍他的马屁，因为这和你的个人市场价值成长完全无关，这就是手艺人的方式。只要假以时日，你的价值一旦积累起来，你就完全可以脱离那个限制你才能发展的组织体系。手艺人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这就让我想起英国的一个著名学者叫哥尔柏，关于税收他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什么叫税收？税收就是拔了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老百姓都是大白鹅，身上的毛都很好，政府想拔吗？可以，但是请不要拔得太狠，让鹅有太敏感的感觉，或者太疼。怎么拔，拔多少？这就是税收的技术。
我的一位媒体界的前辈告诉我，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复利时代。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两句话：第一，做的任何好事，不要以为只会收获当下的收益，一定是在好处之后还有好处，利润之外还有利润；第二，就是任何成本一旦支出，成本之后还会产生成本，只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未必知道而已。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Nancy Qian以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Nathan Nunn做过一个调查，他们从1972年一直跟踪到2006年，发现一个国家得到的粮食援助每增加10%，这个国家的暴力动乱程度就会增加1.14%。道理很好理解，因为一个底层的贫民，是没有办法直接拿到援助粮的。一部分援助粮被政府官员贪污走，另一部分就是权力大的是哥哥，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些反政府武装、游击队，这些有组织的暴力会劫持这些粮食，从而变得更加强大。
事物从来就没有道理，而所谓的道理其实就是人们自己定位的一种意识道理。曾经看过小说《无法无天》中，有过这么一句话：“存在既有道理。”现在我同意存在既有存在自己本身的道理，而没有存在除了自己以外的道理。其实人生就是没有道理的，所有的道理都不是道理。道理就是个认定和否定的问题。
吴伯凡先生讲过一句话：现在这个时代，公众人物的道德底线是普通人的道德上限。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把你脑补成一个伟大、光荣、正确、完满的人。
这就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民主制度的一种破拆。所有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而投出来的结果，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其实在很多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当中，我们都发现民意未必能够得出正确的结果，因为民意往往是非常简单的。
就像法国人勒庞[3]写的那本书《乌合之众》所说，广场上欢呼的那些老百姓，是一群非常简单的动物，他们只能接受一个非常简单的情绪，要么非常好，要么非常坏。
民意是一个需要驯化的东西。现在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如果人民不是由负责任的公民构成，如果人民的力量没有经过法制的平衡和束缚，那么人民很可能会变成洪水猛兽。
法律其实一直是在民意和公正之间的夹缝当中生存。你不要以为民意就是公正，民意变成公正是需要经过很好的制度设计的。
关于婚姻产生的第一种解释是，婚姻是私有制的产物，它不是一种情感制度，也不是一种性制度，它就是一种财产制度。人类社会学有一种说法认为，婚姻最开始产生可能是因为盐的发现，就是人开始主动用盐去腌制食物了。一旦经过腌制，比如腊肉，食物就可以保存了。原来猎到一头鹿大家必须在两天内吃完，否则就坏了，但是当有人主动用盐去腌制这头鹿，把它变成了一条火腿挂在后院墙上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开始有了吃不掉的、用不完的财产。一个原始人临死的时候就在想：哎呀！我这后院还挂着一条火腿呢，我把它留给谁呢？这个时候他就有一种想法，要把村里自己的孩子辨认出来。因为原始人在村里都是随意的，每个村都有欢乐谷，孩子出生了都不知道是谁的。这个时候，原始人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动机：我要拥有自己的子嗣，他的血管里流着我的血液，这样我的财产就可以留给他。
恩格斯有一本名著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书里认为：国家、家庭这种牢笼制度和私有制是一回事，是一脉相承的，有其一必有其二，所以婚姻是一种财产制度。
关于婚姻的第二种解释是，婚姻是人类文明发达之后产生的一个结果，尤其是在技术和伤害能力发达之后。动物界往往是采取后宫制，比如鹿群，公鹿们决斗选出一头最棒的，所有母鹿都归它一个享用，而被打败的公鹿只能在旁边看。如果人类也这么玩，刚开始或许是可以，但是随着人类由黑猩猩逐渐进化成为人，拥有了高超的智力，学会偷偷拿一块砖头躲在暗处，等着把别人拍死，这个时候整个强者和弱者的对比就发生了变化，尤其后来出现了武器，这种变化就更大了。
于是托马斯·莫尔讲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我知道后果很严重，但是我这是为了自由。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奴隶，只要他肯付出代价，他都能得到自由，我已经准备好了付出这个代价。”最终他被砍头而死。 所以我们要跟某些公知讲一讲，想当一个好的公知，至少要具有托马斯·莫尔那样的圣徒精神。莫尔在历史上是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不管宗教势力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可他，因为我们认可他的圣徒精神。
马克思讲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越往前追逐历史，我们越容易发现，人都会从属于某一个共同体。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样，在秦汉时期的中国也是这样，每个个体都是国家、领主、行会或者采邑当中的一分子，上有领主老爷，下有终身无法摆脱的土地。”
那达尔文真正的贡献是什么？他是在告诉我们，进化压根没有方向。每一个物种对自己的命运，其实完全无法掌控，这才是达尔文真正的发现。在他的眼里，所谓的自然就是一个面无表情的一个玩意儿，这个玩意儿没有任何价值、任何立场，也并不向善，它就冷静得像一个死神，拿着一把剪刀在旁边盯着芸芸众生，它随时会用这把剪刀把那些不适合生存的物种“咔嚓”一剪刀剪掉，让那些适合的物种生存下去。
所以，达尔文真正赶下神坛的压根儿不是什么上帝，他其实是把人类生存的一切信心和信念都全部毁掉了，我们以为我们这一代人都在奔向美好，我们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命运，试图掌控自己的命运，而达尔文就在旁边冷笑，用他那英国式散文优雅的笔调冷笑说道：“你们什么都不懂，大自然的剪刀在决定你们，你们自己什么都决定不了。”这是达尔文进化论真正的精髓。
“所有的‘创新’要的不只是智慧，创造首先要付出的是勇气。”
当一个念头只要被所有人接受，它就会不断嵌入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当中，逐渐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最后它就会作为一个制度稳定下来。
读书是怎么回事？读书就是摆脱了同时代人的交换，去和其他时代的人进行的知识的交换，所以它变得更安全，更有益，因为我们完全能够屏蔽掉那些像烟草、梅毒一样有害的东西，把那些古人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实现更伟大的跨越时空的哥伦布大交换。所以，《罗辑思维》的志向就是要形成这样一个知识交换的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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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抄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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