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4年，中国皇后号帆船从纽约起航，踏上美国对中国的首次通商之旅。船上满载着人参、铅和毛料，商人们渴望能够打开广阔的亚洲市场。但他们发现，从中国带回的茶叶和瓷器才是真正的利润之源。随着其他船只步其后尘，这种贸易模式逐渐清晰起来。美国人想要的中国货多过中国人想要的美国货，其中的差额由美国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支付银元来补足。中国皇后号不仅开启了两个大国间的商业联系，也开启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这种赤字的现代化身仍由消费品贸易驱动，只不过货物变成了电子产品。近年来这一赤字已达到新高（见图表1）。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将于4月初在佛罗里达与特朗普会晤，届时贸易赤字将成为首要议题。在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承诺将就贸易问题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有人预计美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引发全面贸易战。其他人则认为双方可能会达成“大妥协”以缓和紧张局势。

许多在跟中国打交道时吃过苦头的美国企业谨慎欢迎政府更强硬地处理经贸关系。而中国企业觉得独独自己成为矛头所向有失公允。双方都有些紧张，都意识到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也是最复杂的。中美之间货物、资金、人员和思想的跨国往来规模空前，关系密不可分，大大有利于两国的繁荣。关系一旦破裂，两方都会严重受损。

特朗普的强硬派顾问大多认为，双边关系的原罪是贸易不平衡。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在美国总贸易逆差中只占了不到四分之一；过去五年中，中国已经占到三分之二。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是特朗普新组建的全国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他认为贸易赤字拖累了美国经济。纳瓦罗说，如果消除这一赤字，美国的GDP总量会更大。他认为有个办法可以消除贸易赤字：挑战中国从货币干预到出口补贴等不公平贸易的做法。2012年，纳瓦罗发布了纪录片《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如同贸易战的檄文。

纳瓦罗的观点基于粗略的计算，违背了最基本的经济逻辑。事实上，高逆差往往伴随着高增长而出现，而且在全球供应链的时代紧盯双边贸易失衡问题会有误导性。“中国制造”的智能手机、冰箱和电视机里有很多零部件来自其他国家，如果算上这些的话，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比官方公布的结果要少三分之一。

然而，这一差距也许本应该更小一些。美国公司坚持认为，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它们能够向中国出口的产品要多得多。美国公司面临的贸易壁垒有些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汽车制造商需缴纳25%的进口关税。但在更多情况下，贸易壁垒更为隐蔽，比如医疗器械制造商办理进口许可时程序繁琐，种子公司审批时间过长。

事实上，美国早在大选很久之前就已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做法。奥巴马政府通过世贸组织施加了更多压力。2008年以后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的25项正式投诉中，有16项是针对中国。奥巴马政府还对中国发起了99次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多于任何其他国家（见图表2）。

而中国则看到了一种不公平待遇。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双边关系的症结显而易见，那就是“美国保护主义”。他说美国必须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搭建藩篱并无好处。这种保护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动作是美国决定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样便可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

中国官员还指出了另一个双重标准的例子——美国一直老生常谈地抱怨中国操纵货币以降低出口产品价格，特朗普喊得尤其大声。中国的确在管理人民币，但是在过去十年里，它已经让人民币对广泛的货币篮子升值了近五分之二，比任何其他大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幅度都大。

顺其自然的话，中美贸易关系最终应该会变得更平衡。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消费者会购买更多进口产品。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尤其是大豆）的需求一直在增长。而中国对美国的服务贸易已经为逆差；教育是美国对华最大的出口产品之一，留美的中国学生人数已接近33万，几乎是外国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五倍多。

战线

但倘若特朗普果真兑现了他最偏激的威吓之言，对中国商品全面征收45%的关税，那么中美两大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就会萎缩，这一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的倒退会令全球经济连带遭受巨大损害，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将岌岌可危。

按照传统的分析，中国在贸易战中损失会更大。中国约五分之一的出口流向了美国，相当于中国GDP的近4%；而美国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出口流向中国，不到美国GDP的1%。但贸易战也将令美国遭受重创。美国的商场里摆满了中国制造的产品，从玩具到纺织品无不如此，在这一点上没有其他国家可以轻易地取代中国。消费者将面临价格暴涨的局面，以中国为生产基地的美国公司将必须重新配置供应链，困难重重。假如美国公司把工厂迁回本国，价格将会飙升。投资银行高盛估计，服装生产成本将增长46%，智能手机生产成本将增长37%。

此外，中国一定会报复。即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整体处于赤字，它的某些行业和企业还是日益依赖中国市场的需求。近一半的美国水果和种子都出口到中国；中国一度是全球最大的iPhone销售市场；高通和博通等半导体制造商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中国（见图表3）。

鉴于以上原因，迄今为止特朗普应对中国时一直小心谨慎。游说机构安可顾问公司（APCO Worldwide）大中华区董事长詹姆斯·麦格雷戈（James McGregor）说，美国企业老板纷纷前往华盛顿与特朗普团队会晤，呼吁他们保持冷静，让他们明白“对待中国不可儿戏”。但特朗普也许只是在国内事务上开局不利，有些分心，对付中国是迟早的事。不过，如果特朗普真要开始瞄准中国，他很快就会知道，贸易并不是唯一影响双边关系的问题。投资问题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但对两国关系同样至关重要。

先从一个谬见说起，即认为中国能让美国政府破产。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投资美国国债超过一万亿美元。在高峰期，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专家担心一旦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美国利率会暴涨，美元则会暴跌。

但这种判断误解了金融机制。美联储已经证明，不论国内外持有人抛售多少国债，美联储都有能力收购，财力绰绰有余。因此，中国无法左右美国利率，更不能把美国推向绝境。而美元的波动也会让中国担忧。因为中国企业在国外大量举债，美元走强会让这些债务以人民币计价的成本更加高昂。

金融风险也是双向的。在2015年，美联储计划进行一系列加息，最终只在2016年底才完成了第二次加息，对中国经济的担忧让美联储放缓了加息。美国投资者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会重创其投资组合。VIX是股票市场的波动指标，即人们常说的“恐慌指数”，其数据显示，全球市场近期历经了三次大规模“风险规避”，其中两次都是出于对中国经济的焦虑。有一点至关重要：在金融领域，中国并不比美国更占上风，反之也是如此；实情是两国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休戚与共。

一损俱损

这些还只是金融领域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仍然受到中国资本管制的限制。再看看中美之间的实际投资关系，双方相互依赖又相互威胁的情况则更为明显。官方数据显示，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投资于工厂、仓库和商店等资产的资金）约1%在中国，但这个数据未包括因会计原因经由开曼群岛或香港流入中国的大部分资金。美国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去年采用精细方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1990年至2015年间，美国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实际为2280亿美元，是官方数字的三倍。

美国公司最初将中国作为廉价制造业基地来投资，随着中国生产成本的上升，这一轮投资大潮已近尾声。新一轮资本涌入中国，意在挖掘中国市场的消费需求。2016年，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新兴市场是中国。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2010年，中产阶级仅占城镇家庭的6%，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测，2020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一半以上。

在中国获得成功的美国企业回报巨大。通过与当地合作伙伴合资经营，通用汽车在中国市场的汽车销量和盈利要好于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波音公司估计，在接下来的20年中，中国将购买6000架新飞机，成为波音首个万亿美元市场。星巴克在中国每天都新开设一家以上的连锁店。据官方估计，目前中国约有160万人就职于美国企业的子公司。

然而，美国公司尽管在中国获得了成功，却并不能让以特朗普为首的那班经济民族主义者回心转意。他们希望看到钱投资在美国，而不是在国外赚取更多的利润。先不管这一政策有可能弊大于利（阻止苹果或通用汽车在中国发展将有损它们的经济利益），更重要、也更有可能改变特朗普心意的一点是，如今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要多过美国对中国的投资。

过去，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规模很小。今非昔比（见图表4）。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在2015年约为160亿美元，荣鼎集团估计，这一数字在2016年大幅上涨至约460亿美元，而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仅为130亿美元。据信，中国的投资已经为几十个州的美国人带来了约九万个工作岗位。而且中国的投资几乎涉及所有经济领域。中国公司收购了好莱坞影视制作公司、汽车零部件企业、家电制造商以及半导体公司，不一而足。

中国很清楚其投资者也能传递一个积极的信息。看看马云在特朗普就职前和他进行的会面，这位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夸口说，他的购物门户网站将在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为小企业和农民提供出口亚洲的平台。这个承诺有些牵强（尽管特朗普可能很欣赏），但有一点不假：中国投资者在美国才刚刚开始伸展拳脚。

如果一切仅仅是钱的问题，这些投资趋势就应该足以决定大局，让美国和中国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互尊重对方的利益。但投资不能孤立于政治，而政治将局面复杂化了。这其中最明显的是国家安全问题，对于中美双方认为可能会损害各自国家安全的技术和交易，它们都已更积极地加以限制和阻碍。

但商业竞争带来了更大的阴影，中美之间的角力日益激烈。“中国制造2025”是2015年发布的一项产业计划，表明中国力图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主导的行业里奋起直追。在包括下一代IT和农业机械的十个战略领域里，中国都志在成为领导者。

美国的批评家警告说，中国由国家推动这些行业发展的模式将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破坏。中国在风力发电和高铁等多个行业里采用的产业政策是施压外国企业分享技术、保护本地企业、逐步替代进口，以及国家大力资助。他们担心中国继续沿用类似的策略。华盛顿特区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表示：“这不仅可能让中国获取市场份额，而且由于其规模巨大，还可能破坏整个商业模式。”

另一条导火索

美国会如何应对这种潜在的威胁仍不明朗。一个委员会去年向国会提出建议，禁止中国国有企业对美国的所有投资，这和特朗普45%的关税壁垒一样可能会引发全面贸易战。最近一份半导体行业的报告要求对中国扭曲市场的行为作出更强硬的回应。其他人则认为对“中国制造2025”的担心有些过度。诸如太阳能发电和铁路等行业的发展主要依靠补贴和政府采购，在这些领域政府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发挥作用，但在汽车制造等消费行业，这种干预已经有过失败的先例。

中国政府试图反驳对其产业计划的批评，表示这一计划只是为了在未来发展趋势方面给予企业指引。同时，中国企业也担心美国的壁垒激增。著名中国经济学家何帆表示，美国市场让人感觉越来越政治化了。“规则明确才能有长期投资，”他说， “这以前是美国的强项，现在就难说了。”

在一片相互指责声中，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双方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带来益处。两国已经相互激发创新了。美国的风险资本家已经深入到北京的软件产业集群和深圳的硬件生态系统中；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中国市场表现突出，广泛投资于医疗保健、能源等各个行业。美国跨国公司为讨好政府官员，曾在上海和北京建立了光鲜靓丽的研发中心，但并未在那些地方开展多少原创性工作。现在，各大美国企业都正在中国进行一些前沿性研究，包括通用汽车等工业集团和安进（Amgen）等生物科技巨头。

中国最具创造性的企业也在美国大量投入，搜罗人才和新专利。就在上周，科技巨头腾讯表示，将斥资18亿美元收购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5%的股份。华为、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在硅谷都是近邻。世界上最大的基因组测序公司华大基因正在西雅图开设实验室，因为这里更接近其大客户盖茨基金会。医疗器械公司迈瑞在美国也有几个研发实验室。世界上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联想也正在北卡罗来纳研发和制造B2B产品。

有一种可能性是，随着这类跨境企业运营越来越普遍，中美经济关系也将趋于稳定。双方会视竞争为健康而非破坏性的，因而会欢迎而不是惧怕竞争，但要发展到那一步可能还要很久。如果双方政府能取得共识，尤其是如果能就搁置已久的双边投资协定达成一致，并能在双边分歧威胁到世贸组织的存亡之前能就贸易问题达成谅解，将对双边关系有所助益。

然而，出现这两个结果的可能性都很小。目前应对双边经济问题的外交手段比较匮乏。中国在低端制造业方面的成功已经引发了美国的抵制。随着中国企业挑战处于美国经济核心的公司，摩擦势必会更多。这足以让人怀念做生意仅以白银交换丝绸的年代，那时候一切都要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