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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史志》编辑、副编审 张明鹏
——虽然有点俗套，但，我还是想问问你的简单经历和主要工作成果。
杨森翔：我的经历很简单：北京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先后进过五个单位——吴忠师范、银南地委宣传部、银南文联、银南报（吴忠日报）社、吴忠市人大常委会。值得一提的工作有三件：一是创办并主编《文苑》40期；二是创办并总编《银南报》《吴忠日报》14年；三是业余从事吴忠和宁夏地域历史文化研究十余年。培养了一些学生，出了几本书。仅此而已。
—— 我曾接触过你的几位学生，他们说你从事的几件工作在银南（吴忠）地区都具有“开创性”。
杨森翔：如果“开创性”是指原来没有，别人没有做过，现在有了，你做了，这我承认。说到这一点，我还得感谢时代，感谢改革开放。我是幸运的。我1970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72年分配到吴忠师范工作。1976年，赶上“粉碎四人帮”，被调到银南地委宣传部。紧接着又赶上改革开放，银南地区同全国一样，都迎来了文艺解放的春天。1981年，地委决定成立文联和和创办文艺刊物。这样，我就有机会第一个到文联工作，有机会创办并主编《文苑》。1989年，地委又决定创办《银南报》，我又幸运地被选中创办《银南报》并担任首任总编辑。1998年，银南地区撤地设市，地级吴忠市成立，《银南报》也因此改为《吴忠日报》，因而，我又成了《吴忠日报》的首任总编辑。2003年，吴忠市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在吴忠东北郊发现大片北魏和唐代墓葬群，在原古城乡金星村绿地苑的一个建筑基坑里出土了一方“吕氏夫人墓志”。这方墓志上的文字解开了一个“千古之谜”——原来，唐代著名的灵州和逥乐就在今天的吴忠境内。因此被考古学家钟侃称为“一石惊天”。这也激起了我研究吴忠和宁夏地域历史文化的热情，一口气写作并发表了25万字的《吴忠记忆》，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
——做一个“开创者”，既有倍感荣豪的一面，也有艰难困苦的一面吧......
杨森翔：是的。因为，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没有路的地方开出一条路来。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你同时代的人很多，大家都遇到了那样的机会，怎么别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你是不是有什么背景......
杨森翔：其实，我什么背景也没有。我的父亲是农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我家也没有一个当官（即使是村官）的亲戚。我也从未托过“关系”——我也没有那样的“关系”。但，我相信一句话：“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着的”。在上世纪70年代，我还在吴忠师范工作，曾在宁夏日报和《宁夏文艺》（后改名《朔方》）发表过几篇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其中《权威从何而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宁夏理论界有一定影响；《秦渠漫话》《镇河塔记》《铁柱泉記》《大蠡山記》《剪报》......等文学作品，曾获得自治区文学奖。我想，这些，应该是后来银南地委调我到宣传部和文联工作并创办《文苑》的主要原因吧。因为有了编辑《文苑》的经历，所以创办《银南报》时又想到了我，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亊......
——说说你的文学工作。你在银南文联工作了几年？
杨森翔：九年。
——其中最难忘的亊......
杨森翔：最难忘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居陋室”，二是参与发起并参加“中国首次西部文艺研讨会”。
上世纪80年代初，银南文联没有办公室。开始是挤在宣传部的办公室里。但，文联的工作就是“以文联文”，我们联系的业余作者实在是太多了——银南有7个县、数百位文学青年，你来我往，常常把宣传部的屋子挤得满满的。时间长了，“雀占鸠巢”“喧宾夺主”，别人不说，我们也不好意思。于是，就找了一间废旧车库作办公室。别看这间车库简陋破旧，却是银南文学青年的“天堂”：不分上班和下班，不分平时和节假日，这间陋室总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有时候，他们是分别而来，在这间陋室“不期而遇”；有时候，他们是事先相约，结队而来，陋室坐不下，便坐在室外的苹果树下，谈天说地，谈古论今......而且，这间陋室也接待过自治区和全国有名的大作家，如：王蒙、张贤亮、张承志、高嵩......真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好多期《文苑》就是在这里编成的；而那些文学青年便成了我们不招自来的“义工”和“志愿者”。这也是银南文联编制虽少，但仍能承办一些较大型的会议和活动的原因。
关于参与发起并参加“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
——我在网上看到的信息是由“陕甘宁青新”五个西部省区的文联发起的......
杨森翔：我也看到了。但这个信息有误。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我在去年写了一篇回忆录：《银南文联是“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的发起单位和参加者之一》，已发在网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回忆分三个部分：一、“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召开前，银南文联和我所做的工作；二、银南文联是“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的发起者和参加者之一；三、“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的影响及其余续。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
杨森翔：1982年，老一辈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看了《人生》《海滩》等几部新出的片子，倍加称赞，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美国有西部片，西影为什么不能拍中国的西部片？呼吁提倡“西部电影”。钟老此论一出，立即在文艺界引起重大反响。我当时正在主编《文苑》 ，正为寻找地方文学创作的“突破口”而费神。听到钟老的讲话，眼前豁然一亮：西部文学，这不正是我们要寻找的“突破口”吗。于是通过学习，一篇文章逐渐成形：《来吧,西部文学》（又题《呼唤西部文学》）。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阐明了两个观点：一是提出“西部文学”创作口号的依据；二是提倡“西部文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篇文章先后刊登在《文苑》《人文杂志》和《朔方》，均署名“史适”。《文苑》还开辟了西部文学专栏，发了一些作品。我自己也写了几篇小说，如《宝刀》《荒原的呼唤》等，以示提倡和践行。1985年，西北五省区文联文艺研究室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陕西文联文艺研究室负责人肖云儒倡议五省区文联共同发起召开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获得大家共同支持。时任宁夏文联文艺研究室主任的吴淮生老师回来向宁夏文联有关领导汇报请示。但因为资金和一些其它问题，未获批准。我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宁夏不能缺席。于是，我就与有关方面联系，以银南文联的名义，申请参与发起中国西部文艺研讨会，并获得批准。
1985年7月26至31日，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西北四省区文联以及西安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银南文联，共同在新疆召开了中国第一次西部文艺研讨会。邀请西部五省区及部分其他地区的文艺工作者约200多人，在乌鲁木齐和伊犁两个地方，就西部文艺的有关问题进行考察和研讨。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参观、考察；第二阶段，移师伊犁首府伊宁市研讨座谈。
开幕式上，著名评论家顾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致辞，祝贺这次大会的顺利召开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同时，他还作了题为《西部文学：西部作家的个性追求》的发言；陕西肖云儒作了《谈谈西部文化精神问题》的主题发言；甘肃《当代文艺思潮》主编谢昌余为会议作了很好的总结：《西部文艺：寻求突破面向未来的旗帜》。这是一次大西北文艺界空前的盛会，与会的200多位作家艺术家，为了一个共同的文学之梦走到了一起，就“中国西部文艺”提出的背景和意义，西部文艺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特征，西部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国西部文艺和美国西部文艺的异同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会上会下充满了平等的交流，随意的谈心，气氛亲切融洽，我至今回想起来，仍让人动心也复动容。
从新疆回来以后，我又写了《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情况汇报》《西部文学存在的理由和发展前景》（发表时均署名“史适”）、《向西的青年》《为西部立照》《汉唐情结 边塞风光 正大气象》等。
——你提倡“西部文学”，除留下了几篇小说和文论，还留下了什么？
杨森翔：我想，应该是一种探索、创新的精神吧。任何一种文学思潮、文学主张，都是和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候相适应的。当这种精神气候改变了，其文学思潮也就消退了。“中国西部文学”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们的追求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探求、试验、开拓、创新的过程本身就是美丽动人的，就是有价值的。何况，过程和目的，耕耘和收获总是无法分开的；对于真诚的探求者，时间老人总是公正的。
——请再谈谈你的新闻经历。在吴忠日报和银南报总编辑的岗位上，你觉得有那几件事情是难忘的？
杨森翔：有三件事很难忘：一是写了一篇银南报“发刊词”——《立交桥梁》；二是提出“策划就是新闻生产力”；三是打了几场官司。
——按惯例，一般报纸创刊号的“发刊词”都是领导署名。
杨森翔：但，银南报不同。当时银南地委的领导很开明，明确指示：银南报只是四开小报，容量有限，要提倡短而精。发刊词要带头，不要超过一千字。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定的目标是800字。为了写好这800字，我足足阅读了数十万字的书报。确实花了功夫。刊登后，反响较好，宁夏大学王庆同教授给予很高评价，对我是一种鼓励。
——《新闻出版报》曾经刊登了银南报的“一小四大”的经验。“一小四大”是怎么回事？
杨森翔：创办银南报之初，我曾带领几个同事到区内几家报社考察学习，并确立了自己的工作重点，那就是：在坚持“党报立场、群众观点、银南特色”的前提下，着重抓“一小”、“四大”两个方面的工作，正确处理“小”和“大”的辩证关系。
所谓“一小”，即要树立“小报意识”，一切从“小”出发。报社要求所有编采人员充分认识《银南报》是一张低级别、小版面、长周期、发行范围不大、直接为本地区基层干部和群众服务的报纸。它的特点和局限全在于一个“小”字。因此，办好《银南报》就要从“小”入手，在“亲切”、“贴近”和“短小”上下功夫，把编发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基层的短消息、短通讯、短故事、短评论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并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使编辑、记者、通讯员逐步改变重长轻短的观念，特别是杜绝长而空的文章，在报社形成了以写、编、发言之有物的短新闻为荣的风气。
所谓“四大”，就是在标题、照片、信息量、版式上要大度、大方。1990年，全国省报总编辑会议重点讨论了“图文并重，两翼齐飞”的问题。这不光是对大报的要求，同时也是当今报纸发展的大趋势。《银南报》虽是一张小报，但在追随新闻改革的潮流中，应做到气度“不小”：首先要改变一般小报为节约版面而使标题变得拥挤萎缩、小里小气、眉目不清的倾向，适当加大标题，做到“浓眉大眼”“眉清目秀”，使读者一目了然；其次要重视图片的功能和作用，在编辑指导思想上做到“图文并重”，在版面设计上要做到“图文并茂”；第三，杜绝和减少重复报道，压缩长文，加大报纸容量，在有限的版面内尽可能多地刊登本地群众所需要的各类信息和知识；第四，要在精选、精改、精编上下功夫，尽可能提高质量，提高水平，培育“大家气度”。总之，要有高水平、大气度。这就是所谓“大”的内涵。
——为什么吴忠日报又改为对开大报？其办报思路又是什么？
杨森翔：这主要是事业发展的的需要。1998年，随着银南地区撤地设市，小版面、长周期的《银南报》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经请示市委同意，新闻出版局批准，原来四开四版的银南报遂改为对开八版（有时十六版，最多时扩为六十四版）的《吴忠日报》，实现了小报到大报，周报（周二、周三报）到日报的转变。其办报思路也有所调整，在坚持“党报立场、群众观点、银南特色”的前提下，突出“权威性、实用性、本地化、时代感”。所谓“权威性”,就是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所谓“实用性”就是有用，对读者有实实在在的帮助；所谓“本地化”，就是新闻要接地气，要多发本地新闻，要突出地方特色；所谓“时代感”，就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
——那么，“策划就是新闻生产力”的观点又是怎样提出的呢？
杨森翔：这个口号的提出，实际上是借鉴和引进的结果。先是向自治区内各家报社学习。后来，我们有一位记者曾调到南方一家报社工作，一年后，他又返回吴忠日报社，带来新观念和新经验，这启发我们重视深度报道和新闻的策划工作。于是成立了由总编、副总编、记者部主任、编辑部主任、新闻研究室主任和一线记者组成的“策划组”，专门进行版面设计、标题制作、跟踪报道、深度报道、战役报道的策划。策划的内容包括：学习有关文件，掌握上级精神；一线记者汇报了解的基层情况；确定选题；怎样开头，如何跟进，如何收尾......记得当时有名的版面策划是“亚运会专版”，以及几个战役策划：“涝河桥向何处突围？”“吴忠奶业缘何挺不起？”“先进典型就是旗帜”......等。
——您在报社工作的十几年有何心得？
杨森翔：作为曾经的新闻人和领导者，最主要的的心得就是信仰和事业心。政界的伟大人物如毛 泽 东、周 恩 来、邓 小 平等我先不去说他们，仅举新闻界的著名人物如邹韬奋、范长江、穆青……他们留下的大量著作都表明，他们对自己信仰的东西追求始终；他们把“为人民服务”真正作为人生宗旨实践一生；他们为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我当总编辑14年，除了要求自己在政治上万无一失，在业务上精益求精，在纪律上做到全勤外，还要求自己每到星期日的晚上找个安静的地方阅读已经阅读过无数遍了的伟人们的著作(毛 泽 东、邓 小 平、江 泽 民以及邹韬奋、范长江……)，向先人学习。读他们的作品，想见他们的为人，如沐春风，如饮甘霖，便心向往之，久而自通。对真理和信仰抱有敬畏之心，便会体现在行动中，也会体现在举止和神情风度中。
——那么，你怎么又“跨界”研究起吴忠和宁夏的地域历史文化呢？
杨森翔：说来话长。我是灵武人。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大约是1958年，在当时的宁夏日报上读到一篇短文《塞上历史名城灵武》，说唐肃宗曾在灵武登基作了皇帝，这让我很是激动，也很自豪。自此以后，我就特别关注有关灵武历史的文字。1961年，我上灵武中学时，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侯仁之先生的《沙行小记·灵武》，结果让我感到意外。侯先生说：“晚至明朝，灵武城还曾三易其址。现在的灵武城的初址，正是明朝最后一次迁城时所奠定的。......但是今城之绝非唐城，已属确凿无疑。因而唐肃宗即位灵武的故事，虽然实有其事，却不在今天的灵武城，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么？”这让我失落了好一阵子。1962年，我到吴忠读高中，发现吴忠的地名很有特色——秦渠、汉渠、秦坝关、汉伯堡、古城、板桥——到处都飘荡着一股浓浓的历史韵味。这很吸引我。1965年，我考到北师大历史系，系主任白寿彝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我记住了三句话：聊天有益；知识要杂一点；要特别关注你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的历史和文化。这三句话让我终生受益。所以当我毕业回到宁夏以后，就特别注意收集宁夏地方史料。宁夏人民出版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西北史地资料丛书”“宁夏史料丛书”及回族史料等，凡我能见到的，都收集无余。其中，吴忠礼先生的《宁夏志笺证》和鲁人勇先生的《宁夏历史地理考》对我影响最大。正是这两部著作及两位先生的治学精神，奠定了我后来“跨界”研究吴忠和宁夏地域文化的基础。我曾有专文（《吴忠礼与<宁夏志笺证>》《众里寻他千百度——鲁人勇对古灵州的考证》）谈及此事。
——所以，一旦机会来了（吕氏夫人墓志出土）你才能够及时快速“跨界”，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写作并连载了25万字的文章！
杨森翔：是的。那时——2003年——我还是吴忠日报总编辑，白天上班编报纸，晚上赶写连载文章《吴忠记忆》，连续数月，每天最少2000字。加上又患“空调综合症”（肠胃性感冒），几个月下来，我的体重由75公斤下降到59公斤！一个大男人，腰围只有2.2市尺，真的成“杨柳细腰”了......
——我记得陈育宁教授说过，正是“吕氏夫人墓志”的出土和您的“跨界”参与，引起了宁夏又一轮灵州史和唐史研究的热潮？
杨森翔：陈育宁教授在为《吴忠与灵州》一书写的序言中是这样说的：“随着一方‘大唐故东平郡吕氏夫人墓志铭并序’墓志的出土，在宁夏历史和考古界兴起了一股探讨以古灵州城址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地理研究热潮，这不仅为确认古灵州城址的方位提供了新的实证，而且推动了颇显沉寂的宁夏历史研究出现了新局面。”我只是起了一个组织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主要标志就是《吴忠与灵州》的成功出版。
——《吴忠与灵州》是一部怎样的书？
杨森翔：《吴忠与灵州》的基本框架是由“考古考证”“历史大事”“人物宦迹”“文化文物”“新闻报道”以及“附录”构成的。汇集了当时宁夏历史地理、地方志研究和考古学界的权威专家和学者发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研究文稿共70余篇，总计60余万字，图200余幅。是当时吴忠乃至宁夏在同题研究中作者人数最多、阵容最大、部类最全、也最具权威的成果资料汇集。这部书围绕“吴忠与灵州”这个主题，重点考证并回答了三个问题：
第一，古代灵州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回答是：古代，特别是北魏和隋唐五代，灵州是“天下粮仓、军事重镇、交通枢纽、商贸都会、民族家园”，是历史上著名的“水旱码头”。
第二，今天的吴忠、灵武与明代以前的灵州是什么关系？回答是：今天的吴忠就是唐太宗“灵州受降（灵州会盟）”、唐肃宗灵武登基的“古灵州”旧址；今天的灵武是明代经过“城凡三徙”后新建的灵州城，是古灵州符号的延续。
第三，今天的吴忠与灵武应该如何利用这一历史遗产？答曰：今天的吴忠与灵武自古是一家——山川同域、历史同根、血脉同源。因此，资源共享，联手共建区域文化是最佳选择。
上述结论是由“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实地勘察——民间口碑”的证据链证明了的。
——你觉得在这轮以灵州城址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地理研究热潮中，有无难点？难点是什么？
杨森翔：当然有难点，比如资料和资金的缺乏等。但，真正的难点不是这些，而是非学术势力对学术研究的无理干扰。
——理解。今天看来，那确实是一个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需要一种文化担当。
杨森翔：我的《城市记忆》的别题就是“一个底层学人的文化担当”。说到文化担当，就得提“文化自觉”。我觉得，一个“学人”或曰“文化人”，其实就是他所生活工作的地区和族群中的“先进者”，自然而然有一种服务本地和本族群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责任”。问题是你有没有这种自觉的认知。马克思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当然，这种“服务”，应该是科学（而不是迷信）、前行（而不是倒退）的助推和引领。有了这种“自觉”的认知，你才能在“履责”和“履职”的过程中变得坚毅果决、“躬行不辍”，并取得成就，从而实现“文化担当”。
——这也就是“文化自信”呀。
杨森翔：对“文化自信”，我有个新的认识。最近我学习十九大党章，发现，党章在阐述“四个自信”的时候，总离不开“改革开放”这四个字。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不但包含坚持和继承，还包含了弘扬和创新。这是我们自信的源泉。这种“自信”，与故步自封、抱残守缺、顽固倒退的教条主义、“原教旨主义”划清了界线。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十全十美的事物。也没有“永不犯错、一贯正确”的个人和政党。有些事物之所以完美，有些个人和政党之所以伟大、正确，是因为他有着很强的自我调节（纠错）的能力。而“改革开放”，不仅是“自我调节（纠错）”的方法，更是一种“自我调节（纠错）”的能力和品质。谁具备了这种能力和品质，运用了这种方法，谁就能战无不胜，就能自信自立自强。
——退休后您还做了哪些工作？
杨森翔：2005年正式退休以来，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地方文化建设：一是在市委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下，邀集和组织学术界已退休的著名专家、教授数十人，多次深入利通区、红寺堡区、太阳山、盐池县、青铜峡市、同心县等地进行考查调研，先后就吴忠市（含所辖5县区）的历史文化课题（如：“吴忠与灵州”、“太阳山历史与文化”、“宁夏移民历史与文化”、“丝绸之路与吴忠”、“盐池历史与文化”、“吴忠的城市起源及沿革变迁”、“黄河文化”……等），多次进行讨论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成果汇集成册，编辑出版了《吴忠与灵州》（80万字，宁夏人民出版社）、《城市记忆》（40万字，中国文化出版社）、《思与在》(上下卷，80余万字，中国文化出版社)、《太阳山春秋》（40万字，宁夏人民出版社）、《红寺堡历史文化论集》（40万字，宁夏人民出版社）、《盐池地方历史文化探微》（40万字，宁夏人民出版社）、《宁夏移民文化》（收入《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宁夏卷》下编，中华书局出版）、《吴忠溯源》（30万字，宁夏人民出版社）、《湖海诗情录 》（中国文化出版社）、《不到长城非好汉》（中国文化出版社）、《人文青铜峡》（宁夏人民出版社）以及《长河大爱》（宁夏人民出版社）、《水韵利通》（画册， 宁夏人民出版社）、《宁夏地域文化中的移民因素》等。
其中，《城市记忆》《思与在》(上下卷)《宁夏移民文化》《宁夏地域文化中的移民因素》完全是个人独立著作。同时还编写了《历代诗词咏吴忠》（20万字 ）、《吴忠好地方(塞上识小)》（20万字）内部印行；撰写了《吴忠历史上发生的那些事》（吴忠史话）及《读史偶拾》（共约100万字，未出版）等；参与撰写《春节文化大观》《银川简志》等。
——可以用一首诗表达一下您现在的心境么？
杨森翔：“能经沧海身犹健，虽负韶华。未尽韶华，敢向新天放异葩。 山枫不畏秋霜厉，不是春花。胜似春花，一片丹心映晚霞。”我这是表达渐入老境的感慨，吾志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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