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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那么，作为其信仰主要来源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唐朝贞观年间”景教”来华,之后再元朝与明末清初都形成过传播的高潮,但其真正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形成一定的群众基础,则是在中国近代遭受列强侵略时。《北京条约》正式规定传教士可以进入中国传教。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近代的发展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一．基督教在华传播之基本情况。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很早，有明确资料记载的最早时间为唐朝贞观年间。其得以真正立足则是凭借着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一时期，天主教各修会如耶稣会、奥斯丁会、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圣母圣心会、圣言会等会的传教士相继来华，至19世纪末已在中国建成五大传教区、发展教徒达70多万人。基督教各传教差会如伦敦会、公理会、圣公会、浸礼会、长老会、归正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循道会、贵格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亦先后来华传教，在中国各地建堂创会。到19世纪末，其来华传教士已达1500多人，发展信徒达8万多人。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以下将选取典型的事例进行分析。
二．太平天国运动与基督教发展。
严格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运动的指导思想太平教并非正统的基督教思想，太平天国的异端性就体现在错误的“三位一体”神学认识上，太平天国运动只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运动，太平教在某种程度上是洪秀全等人笼络人心的工具，太平天国不能算作中国近代的基督教运动。这一点可以从外国基督教传教士的话中得到证明。传教士Robert写到，”Hung was a crazy man, entirely unfit to rule without any organized government…He is violent in his temper, and let his wrath fall heavily upon his people, making a man or woman “an offender for a word”, and ordering such instantly to be murdered without judge or jury.
His religious toleration, and multiplicity of chapels, turns out to be a farce,
of no avail in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worse than useless。”
可见外国正统的传教士是及其反感洪秀全的理念的。
然而不可否认，洪秀全本人对基督教是由较深的了解的，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源于《劝世良言》。该书由梁发编写，由英籍传教士马礼逊校订印行。据了解，梁发是新教第一个中国籍传教人，曾在广州私自为马礼逊刻印汉字圣经。《劝世良言》可以说是圣经的缩写本，较为完整的保留了基督教的核心要义。洪仁玕写给瑞典传教士韩山文的《洪秀全来历》中说，洪秀全曾“逢一异人，着大袖衣，梳髻，传书一部，名曰《劝世良言》。书中所言，教人信实上帝、耶稣，遵守十诫，不可拜魔鬼。”那个“异人”便是梁发。
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借用了一个权威，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上帝，又给他披上了一袭龙袍，以“原始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宰”的名义，去压倒现存社会的一切权威，包括孔夫子和清朝皇帝。洪秀全又利用基督教关于天国降临世上的教义，与中国农民追求太平盛世的愿望结合起来，从而构建了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愿景。
然而，在实际传播过程中，所谓“拜上帝教”，它只能说是少数基督教元素与朴素的农民愿望的结合，而且已经带有一些邪教的成分了。随着斗争的发展，宗教的迷信的特征所带来的危害也在逐步显露，并最终促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但从其中，也可以看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范围之广。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基督教思想的传播，对反抗吃人的封建愚昧文化，打破儒家偶像崇拜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基督教发展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贡献；
提起近代教育，就不得不提教会大学。据维基百科介绍，1818年，马礼逊于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1844年，宁波女塾，由第一个来华的单身女传教士艾迪绥在宁波创建，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圣公会创办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循道宗创办了东吴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大学，浸信会创办了沪江大学，长老会创建了之江大学和岭南大学，伦敦会创建了协和医学堂；还有新教几个宗派合作创建了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到1914年为止，美国传教士开设的初等学校有近两千所，中高等学校共二百八十多所；英国传教士开始的初等学校有一千四百多所，中高等学校有二百四十所。我们山东大学的医学部的前身也是教会大学。
除此之外，中国的传教士在文化传播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翻译了一些经典的西方书籍，虽然大部分还是宗教类的书籍，但也有《伊索寓言》，《鲁滨虚漂流记》，以及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他们还传播西方先进的民主，自由等思想，但效果并不明显。
四．基督教发展对民生改善的影响。
在1900年之前，新教传教士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开设了四十多个诊所，最著名的是广州博济医院，此外有上海济仁医院，福州柴井医院，汉口普爱医院，汕头益世医院，通州医院，保定戴德生纪念医院，上海同仁医院，南京鼓楼医院，等等。到1937年止，在华新教教会所办的医院有三百所，另有小型诊所六百所。传教士将西方的医学和医术介绍到中国，翻译了西医著作，创办了介绍西医的刊物，为中国培养出很多医生和护士，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传教人士也反对鸦片，反对裹足，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建立孤儿院，聋哑学校等慈善机构，救济灾民，引进先进的印刷技术。
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些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建立了3.88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担任安全区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约翰·马吉牧师担任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曾参与救助中国难民，并拍摄了日本军人屠杀中国人的纪录片。美国女传教士魏特琳也积极营救中国难民，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她从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在日本占领下南京的情形，并邮寄给该学院在美国纽约校董会的校友。
五．总结；
在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基督教的传播以及传教士的活动对中国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我们承认宗教发展的落后性与盲目性，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他们的贡献。我们要看到宗教内容背后基督教传播带给近代中国的积极影响。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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