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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所有出格的就是“异常的”，就一定是低能的。
——汉斯.阿斯伯格(1938年)
门铃响了，又一个孩子来参加艾丽西亚的生日晚会。她妈妈开了门，看见杰克，这是来的最后一个客人了。这是艾丽西亚的九岁生日，晚会共请了十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妈妈对这个安排有些吃惊，她想，在女儿这个年龄的女孩，一般会认为男孩子都是又脏又臭的，不值得被邀请到一个女孩子的生日晚会里来，但艾丽西亚说杰克与众不同，他家刚从别处搬来伯明翰，他到班里才几个星期，杰克很想加入到孩子们中间，但他还交不到任何朋友，其他男生老是取笑他，不让他参加他们的任何游戏。上个星期艾丽西亚吃中饭时杰克正好坐在她身边，艾丽西亚听着他讲话，心想这真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孩子，但他会受到操场上乱七八糟的噪音和吵闹的困扰。他看上去很酷，像个小小的哈利.波特，他还知道那么多的事情。艾丽西亚对杰克深表同情。尽管她的同伴们对他也受邀到生日晚会而迷惑不解，但是艾丽西亚下了决心一定要请到杰克。
这不，他来了，孤零零地一个人，拿着一张贺卡和礼物，一见面就急着递给了艾丽西亚的妈妈。她注意到信封上写了艾丽西亚的名字，但是难以辨认，一点都不像一个八岁孩子写的字。“你肯定是杰克吧？”妈妈问道，但是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声。妈妈对他笑着，想马上带他到花园！去，艾丽西亚正在那儿和朋友们玩呢。不过这时候杰克开口了，“给艾丽西亚的生日礼物是那些特别的布娃娃，我妈说每个女孩子都想要布娃娃，这也是为她挑的，但是我其实最想给艾丽西亚的是些电池。你喜欢电池吗？我可喜欢了，我有197个电池。
电池可是非常有用的。你家遥控器用的是什么电池呢？”没等艾丽西亚妈妈答话，杰克又接着说了下去，“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俄罗斯电池，我爸爸是个工程师，在那里做输油管线。有一次他给我带回来了六节AAA电池，上面印着俄文，这是我最喜欢的。我每天上床前总会看看我的电池盒，把电池按字母顺序排列好，然后我一定要握着一节俄罗斯电池才能睡觉。我妈妈说我应该搂着玩具熊睡而不是搂着电池睡，但是我选择的是电池。你家有多少电池呢？”
艾丽西亚妈妈回答：“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应该会有一些吧……”，
然后不知道下面该说些什么了。她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个温柔善良关心别人的女孩子，所以能理解为什么女儿会“接纳”这个古怪的小男孩做她的朋友。杰克继续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宝贝电池，讲它们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等电用完后又应该怎么去处理。艾丽西亚妈妈听着这十分钟滔滔不绝的话，感到有点筋疲力尽，她尽量克制地做了些想要转移话题或处境的暗示，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明白地讲了出来：“我得走了，去准备晚会吃的。”但是杰克继续说着，跟着她来到了厨房。妈妈注意到当他讲话的时候，他很少看着她，他用到的词汇也和一个平常的八岁孩子不大般配。听他讲话，更像是听成年人而不是个孩子在讲话。他讲得口若悬河，但是他好像并不关心别人有没有在听。
最后艾丽西亚妈妈不得不说：“杰克，你现在一定得去花园里和艾丽西亚打招呼了，你现在就得去。”她的语气不容置疑。杰克盯住她的脸几秒钟，好像在研究她的表情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走了。她从厨房的窗口里看着男孩穿过花园走向艾丽西亚，当他经过四个小女生时，她看见有一个人故意下了个脚绊子，杰克没看见摔了跟头，众女生哈哈大笑，艾丽西亚赶紧过去扶他起来。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描述了一个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的典型遭遇。对社交关系缺乏理解，缺乏交流沟通能力，对某个方面的事物有异乎寻常的兴趣，这些都是典型的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症状，或许更简单地说，他们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想法和其他人都不太一样。
尽管直到最近几十年，阿斯伯格综合征才从临床上得到了确切的描述和定义，但是阿斯伯格综合征人群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性和能力，早已是人类社会进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了。但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才出现能确切描述这一特别群体的专业名称——“阿斯伯格综合征”。这一称呼来源于1944年维也纳医生汉斯.阿斯伯格，他注意到在他的病人中，有些孩子具有一些非常相似的个性特征和行为表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儿童心理学在欧洲和北美有飞速的发展，各种现象描述、理论模型和评估办法应运而生，但是汉斯.阿斯伯格医生还是找不到一个现成的诊断归类能够解释他所看到的这些特别的孩子们。他建议用“Autistische Psychopathen in Kindesalter”这个名称，如果把它的德文意思翻译出来，就是“童年自闭性的精神异常”，不过目前我们更多用“人格异常”来表示，以区别于精神类的疾病如精神分裂症。
汉斯.阿斯伯格医生对那些有自闭表现的孩子着了迷，他在一系列文献中对他们的困难和能力做了出色的描述。他注意到这些孩子们的社交成熟程度和社交推理分析能力都发育得晚，他们的社交能力在每一个发育阶段都会有一些特别的表现。这些孩子很难交到朋友，经常被别的孩子调戏；他们在语言交流和非语言交流上都有困难，尤其在语言交流上，语言的使用有点老学究气，语气、语调和节奏的掌握生硬死板；他们的语法和词汇能力要强一些，但是人们在和他们谈话后会觉得这些孩子讲的话和他们的年龄不大相称。汉斯.阿斯伯格医生还注意到他们在交流和感情控制上的缺陷，他们好像总希望把“感情理性化”；相对他们的智力水平来说，他们的同理心却不如同龄人，他们好像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或爱好，常会牢牢地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和时间；有些孩子在课堂上不能专心，常会有学习方面的困难和障碍，常需要母亲辅助他们自理和组织技巧；他们在步态和协调方面也常常显得笨拙；他还注意到有些孩子对某些声音、气味、材料和触摸特别地敏感。
阿斯伯格医生认为这些特征在孩子们两三岁的时候就会显现，但是有些孩子会出现得晚一点。他还注意到有些孩子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会有相似的特征，所以他认为这很可能是遗传或脑神经方面的原因，比心理或者环境方面的原因要更合理一些。阿斯伯格医生对这些孩子长达三十年的观察和分析，以及最近其他人对他收集的案例所作的重新分析表明，这些他认为的“自闭性的人格异常”只是我们各种各样正常性格的延伸而已。他认为这些缺陷是终生的、稳定的，不同于精神分裂症状中的混乱不连续性。阿斯伯格医生也注意到有些孩子的特殊兴趣最终能带给他们事业上的成功，有些孩子还可能发展出终生的感情关系。
那些被推荐去做阿斯伯格综合征诊断的孩子们，之前都有过多种多样的漫长求诊过程，经历过五花八门的诊断，虽然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一个特别的发育过程和特殊的能力状态。现在一个孩子得到阿斯伯格综合征诊断的平均年龄是8-11岁。我在这里列举了几种诊断途径，有些可能从婴儿时期就能开始，有些从早期发育阶段开始，有些还可能到了成年才得到自己的诊断。
作为第一个使用“阿斯伯格综合征”这个名称的学者，洛娜.温认为需要有一个新的诊断类别来区分这些孩子。她观察到有些婴儿和幼儿在早期具有明显的典型孤独症的特征，但是通过早期诊断和密集有效的千预后可以获得很大的进步，过去孤单沉默的孩子，现在可以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还能有复杂的语言。孩子过去只想离人远远的，但长大后主动希望参加社交活动。经过了无数次鼓励交流的强化训练后，周围的人面临的问题不再是鼓励孩子开口说话了，而是让他少说一点、多听一点，多关注一下社交环境。此类低幼儿童可能会过于沉溺某些感觉刺激——那些玩具汽车和自行车旋转的轮子常常能让他们着魔，但现在他们可能会对某个主题更容易着迷，像是行星的运行轨道等。过去对孩子游戏的观察和评估可能会得出明显智力受损的结论，但是现在孩子的智力显然在正常范围内了。
彼得.绍特马里提出，那些在早期就发展出功能性语言的孤独症孩子最终会步入正常的发育轨迹，并且出现典型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特点。在这些孩子幼年期发育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孤独症应当是正确的诊断，但是其中有些孩子在4~6岁之间会在语言、游戏、与同龄孩子的社交意图上有长足的进步，其发育轨迹开始改变，在小学阶段的行为表现会更符合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特点。这些孩子后来会被诊断为高功能孤独症(注：高功能孤独症(HighFuctioningAutism，HFA)指那些早期显示出典型孤独症症状，但随着发展在正式的认知能力测试中显示了较高智力水平的孩子，他们在社会性、适应能力和交流能力上都明显优于一般孤独症儿童。)或是阿斯伯格综合征，会更适于接受那些针对阿斯伯格综合征而制定的策略和服务，而不是针对孤独症的服务。
在对成年人进行诊断时，我通常会问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很多在成年以后才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成年人说，他们在刚开始上学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们说自己在家里可以和家人沟通，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玩也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学校需要和同学以及老师们打交道时，就开始知道自己原来是和同龄的孩子们很不一样的。当我问他们详细的差别时，他们常常会列举，如对其他孩子们的社交活动不感兴趣，不想让别人参与到自己的活动中来，不能理解在操场上或教室里的社交规则等等。
寻求诊断的过程往往是从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开始的。当老师注意到一个没有被诊断为孤独症的孩子在理解社交处境和常规方面非常特别时，这个孩子控制情绪和表达同理心的能力相对于年龄来说也常常表现得很不成熟。他们可能会有独特的学习风格，对于自己感兴趣领域的知识有独树一帜的了解和掌握，但是在其他学习领域却有注意力或是理解力方面的困难。老师还可能会注意到这个孩子在动作协调方面，比如书写、跑步、接球能力上的问题，以及很反感那些其他孩子不见得讨厌的声音，甚至于不得不捂着自己的耳朵。
在操场上，这孩子会有意地回避和其他孩子的交往，或者在社交上显得幼稚无知，或粗暴干涉，或强悍控制。在教室里，老师可能会注意到他不会去注意或理解那些非语言信息，比如说表达“现在不行”或“我有点生气了”的身体语言。他还有着爱插话打断别人交谈，或是充耳不闻的“恶名”，这些和他的年龄显然不大相称。老师还可能会观察到，当生活常规改变或遇到他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孩子会变得极度焦虑。
这些孩子显然不是在智力方面有问题，而是缺乏对同龄人的社交理解。老师知道，这个学生会从那些帮助他理解教室里或操场上社交常规的训练科目中受益，老师自己也需要能找到相应的训练、资源、支持和专业指导。为了帮助孩子成功融入社会环境和学业进步，不仅学生需要帮助，老师也需要帮助。
根据我自己的行医经验，大部分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是通过这条途径得到诊断的，通常这些孩子在家里不大看得出来与众不同，但是在教室里和操场上就能显现出与其他孩子的明显差别。在接下来的家长和学校代表举行的会议中，我们就要鼓励家长们给孩子做一个正规的评估，从而能帮助他们理解这些孩子异乎寻常的行为和能力，并帮助学校和老师获得合适的资源对孩子进行训练。
还有一种诊断途径，是孩子己经有过了其他方面发展障碍的诊断，而这些障碍又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相关，其中包括注意力、语言、运动、情绪、饮食以及学习障碍等，这些诊断也可能会进一步引发正式的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诊断。
一般大众对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还是有所了解的，所以父母和老师可能会注意到一个不能维持足够注意力、做事鲁莽冲动、兴奋好动的孩子。虽然多动症的诊断可能会在某些方面说明孩子的问题，但是还不足以解释孩子在社交、语言和认知方面的异常特性，那些倒是更符合阿斯伯格综合征诊断的
临床上也认为某些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在有些时间里会合并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这己被几个研究成果证实。这两种诊断并不互相排斥，孩子能从与这两种诊断相关的医疗治疗和教育方案中同时受益。
我也观察到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孩子有好动的情况，但也不一定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这种多动可能是对高度紧张和焦虑状态的反应，比如，在一个新的社交环境中孩子就没办法安静地坐下来放松自己。所以，在确诊是不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之前，要分析清楚那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和多动的因素，这一点很重要。
一个年幼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一开始很可能是因为语言发育的迟缓而被推荐到一个语言治疗师那里去评估和治疗，经过一系列交流能力的测试后，发觉他不仅符合典型语言发育迟缓的特征，还符合一些其他特别的特征。评估结果会显示出其语言迟缓，而且不同于通常的语义语用障碍(注：语义语用障碍患者在某些方面如语法、词汇和发音上相对掌握得比较好，但在社会环境中使用语言很差，比如在交谈艺术或语用方面。综合征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同时具有语义语用障碍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也会受益于那些针对语义语用障碍孩子的训练内容。)。患有语义语用障碍的儿童可以正确地掌握语法、词汇和发音等语言技能，但是他们很难正确地在社交中运用语言，不能掌握交流的技巧以及语言的社会意义。此类儿童总会望文生义地理解别人说的话。语义语用障碍或许可以解释一个孩子语言上的某些特征，但是通过对其他能力和行为的全面评估，会显示出这个孩子更符合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诊断。
阿斯伯格综合征和语义语用障碍之间的诊断界限很难严格区分。接受性语言迟缓会造成低幼儿童的社交丨句题。一个孩子如果不能理解别人的话，别人也不能理解他自己讲的话，这会造成孩子的焦虑和社交上的退缩。这种情况下，他的社交退缩主要来自语言能力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像阿斯伯格综合征那样是由于社交思维和推理能力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诊断中需要区分语言障碍和阿斯伯格。
由于缺乏应有的协调性和灵巧度，父母或老师可能会说一个孩子是笨手笨脚的。他可能系不上鞋带，骑不了自行车，抓不住球，写不好字，跑步和走路总显得怪模怪样的。他常常会被带到精细动作治疗师或理疗师那里去做评估和治疗。评估结果可能会确认他在运动功能方面的迟缓或者存在一些特别的运动障碍，但是治疗师可能还会注意到他在发育过程中一些奇怪特征和能力方面的局限，从而成为第一个怀疑他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专业人士。尽管运动协调功能方面的迟缓导致他最终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但他可以从那些治疗运动障碍的训练内容中提高精细动作能力。
有些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还可能发展出无法控制的剧烈的突然的身体抽搐。本来是因为身体抽搐或声音抽搐而去做有关抽动秽语综合征的检查，但可能最终变成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诊断。
我们也知道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常常会有情绪障碍。例如，有些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在社交场合里努力运用自己的智力能力而不是先天直觉来应付社交压力，所以他们自始至终处于精神上的警觉和焦虑状态，这可能会导致体力上、精神上的筋疲力尽。
这些儿童会发展出一些自我补偿的办法来逃避那些带给他们焦虑压力的处境，比如逃学或者在学校里装聋作哑(KoppandGilberglQPTh他们可能会对某些事情显现出强烈的焦虑情绪或是极度恐慌的反应，比如怕狗叫或日常生活规律的改变等等。那些被送去精神病医生、心理医生或是其他精神障碍治疗机构的儿童，在做过详尽的发育病史调査后，可能会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
有些儿童会因为意识到自己与社会融合的重重困难而陷入精神压抑，这种压抑感可以内化为自我怀疑和自暴自弃，甚至导致自杀念头；或者外化为指责别人，动辄大怒或大惑，尤其是在他不能理解所面临的社交问题时，他或许会指责自己“我真是个笨蛋！”或者是指责别人“这全是你的错！”心情非常压抑或是经常需要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也可能是导致阿斯伯格综合征诊断的第一个信号。
饮食障碍可以表现为由于感觉过于敏感而拒绝吃某些特定质地、气味或味道的食物。
严重的饮食障碍，如神经性厌食症，也可能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相关，大概18%~23%的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青春期少女，同时也呈现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症状。
所以，如果孩子有饮食问题，应考虑进一步评估是否需要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诊断。
如果一个小孩子被发觉智力和学习能力与众不同，经过正式的脑神经科评估后，可能会被查出在语言推理能力(即语言智商，Verbal IQ)和视觉-空间推理能力(即操作智商，Performance IQ)之间发展非常不平衡。如果他的语言智商要大大超出操作智商的话，可能被诊断为非语言性学习障碍。
非语言性学习障碍(Non-verbal Learing Disability，NLD)的主要缺陷表现在以下方面：视觉知觉组织能力，复杂的心理运动能力。如果一个孩子被诊断为非语言性学习障碍，后来又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话，我们对这个孩子独特的认知能力的了解，会极大地帮助学校的老师因势利导地制订出适合他学习特点的教学内容和计划。
当孩子进入青少年阶段，学习和社会活动也变得更加复杂了，他也要更独立、更自力。在小学社会性的游戏玩耍中，动作会多于语言，友情通常短暂，游戏规则简单而清晰；但到了青少年时期，友谊则建立在更复杂的人际关系上，而不只是基于实际需要，他们找朋友是为了找个知心的伙伴，而不仅仅是找个球友。
在小学阶段，这个孩子整年里只有一个老师带他的课，师生双方都己了解对方，可以理解彼此之间的暗示，合作良好。老师对学业进行更多的辅导、调整，对孩子更为宽容，可以容许孩子社交和情感上的不成熟。生活那时候比较简单，这个孩子还不是那么明显地感受到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在教室里和操场上还不会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但到了青少年阶段，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少年可能会越来越表现出计划和管理能力上的困难，越来越不能按时完成作业。这可能会导致学习成绩下降，从而引起老师和家长的注意。这少年的智力并没有倒退，但是老师的判断方式改变了。比如说，对历史知识不会只要求记住时间和事实，还要求组织材料写一篇严谨的文章；对英语学习要求突出个性，能从字里行间找出隐藏不露的意思出来。而当一个小组的学生们一起完成一个科学报告时，这个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就比较难参与到集体活动中去。这些学习成绩的连续下降及其带来的焦虑，常常会把他带到学校心理老师那里去做评估，从而使老师发现其阿斯伯格综合征症状。
我也注意到在压力和变化的状态下，阿斯伯格综合征少年的症状会变得更明显。在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他所处的环境和社会对他的期望有了很大的变化。很可能他在青春期之前适应得很好，但到了青春期，友谊、生理变化、学校常规以及自己的支持系统的急剧变化，导致一系列的危机的出现，专家们才知道这个过去一直没事的孩子原来是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
青春期也是孩子重新审视“我是谁”、“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时候，父母对他们的影响力下降了，被同龄人认同的重要性则大大增强。这个少年需要和不同的老师打交道，而每个老师有着不同的个性和教学方式，对学习的要求不仅仅是掌握事实，还需要运用抽象思维能力，这些由社交融合、同伴接纳、学习成绩低下带来的种种压力，可能会加剧少年的心理压抑感，导致真迁怒于别人或者迁怒于这个“社会制度”。
这个少年可能被带到青少年精神科评估抑郁症或焦虑症，他在这个年纪还可能表现的强迫症，饮食困难，如神经性厌食症，或者是愤怒情绪控制问题，或者是行为规范障碍。我还见过有些孩子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具有四种症状: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阿斯伯格综合征、抽动秽语综合征以及强迫症。每个诊断都是合理的，这个孩子需要四种不同的治疗。
当初阿斯伯格医生注意到有些孩子因行为问题而被学校停学，这也是在维也纳诊所里他最后诊断的一批孤独症孩子。有时候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把自己看做大人而不是孩子，他们常常在学校里不自觉地充当“助教”的角色，去纠正或是规范其他的孩子；在冲突面前，他们也常常不去找大人来调停裁决，而是自己充当“执法者”；他们也学会咄咄逼人吓退其他孩子，以使自己不受打扰独自活动；当他们和大人们冲突和对抗时还会更糟，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妥协、负面思维以及难于理解社会地位和阶层的意义，使他们对社会组织或成熟的大人们缺乏应有的尊重。
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常常在协商和妥协中表现得非常不成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让步或是该道歉。如果他发觉学校中某条校规不合理，他不但不会接受，或许还会像捍卫理想一样去反抗。这当然会引起与老师和校方的很多冲突。
我们也知道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比较难融入同龄人，如果他们的智力比较高的话，那就更复杂了——那些具有很高智商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可能变得傲慢自负，以自己为中心，要让他们承认犯错是非常困难的。这样的孩子可能对任何的批评建议都很敏感，却常常去批评别人，包括老师、家长和政府机构的人。学校或父母会因此把这样的孩子送去评估行为和态度问题，而行为治疗方面的测试常常会最终得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诊断。
当一个孩子或成人被诊断出孤独症或阿斯伯格综合征后，家长和亲戚很快就会明白孤独症的不同表现，并且开始琢磨自己家族的历史，对比不同亲戚，看看有没有人具有孤独症尤其是阿斯伯格症综合征的迹象。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被诊断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孩子中，有46%的直系亲属(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也会有相似的行为或能力表现，尽管那些人的表现还不足以让人进行明确诊断，即他们的特征往往表现为个性或倾向，而不是症状或是缺陷。
当一个孩子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后，诊所通常还会收到给他们的兄弟姐妹或是亲属做评估的申请，其中一些申请会被确诊，反映出阿斯伯格综合征可能在一代或几代亲属中共存，这也在某些阿斯伯格综合征成人的自传中得到佐证。但是接下来做的评估也会说明那些特征可能太“轻微”或是太“零散”了，还不足以就此做出另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诊断，当然针对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治疗方法仍适用于这些不够诊断但或多或少反映了某特征的人。
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是从电视、杂志、某些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的自传上读到或看到相关的报道和描述后，开始怀疑起自己、亲属、同事或朋友也有相关的表现。我最近在澳大利亚一个全国性的现场采访中解释了阿斯伯格综合征症状以后，电视台总机马上被家长们打爆了，他们怀疑自己的成年儿女也有同样的表现。在他们那个时代里，这些家长从来没有听说过阿斯伯格综合征，不像现在他们的儿女一代有这么多关于孤独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知识。可以预见，今后几年会出现成年人评估阿斯伯格综合征的高潮。
有些夫妇从媒体得到了关于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信息后，联想到自己丈夫或妻子也有不同寻常的习惯，或者是缺乏应有的同情心，或是有社交问题等等，当然很多女性普遍觉得她们的伴侣不理解她们的想法和感受，不少男性的自然特性也被看成了阿斯伯格综合征特征。但我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婚姻咨询顾问们在那些寻求婚姻咨询的夫妻中找到真正的阿斯伯格综合征症状了。
尽管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可能在学习上会成功些，但是社交能力上的不足可能会影响他找工作时的面试，或是在工作中的团队协作，或是一些社交中的习惯——比如说不要靠别人太近，不要长时间地盯住人家看等等。他们找到工作或是保住工作都不容易。就业指导机构或政府的职业介绍所或公司的人事部门所做的评估，都可能是通向阿斯伯格综合征诊断的第一步。在那些长期经常性失业的群体里，可能会有较高比例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
对工作要求的变化也可能导致阿斯伯格综合征诊断。比如说，如果被提拔到管理岗位，就需要人际关系沟通能力，需要计划和组织能力，而这些对阿斯伯格综合征成人来说都比较困难。也有一些问题是由时间管理或不愿意接受不同常规的步骤，或掌握不好组织内部上下级关系而引起的。
那些年幼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可能不会觉得自己和别的孩子有所不同，但是周围的成年人和其他孩子会越来越发觉他们在行为和想法以及游戏的方法和别人不太一样。一开始，家人或是学校教师大概会觉得这孩子粗鲁和自私，同学会觉得这人怪怪的。如果没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诊断就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别人就会继续从品德上来评价这个孩子，从而使他渐渐丧失自尊心，还会引发更加不当的行为和态度。
慢慢地，这个孩子也会认识到自己看世界的观点和体验与其他人不同，开始关心起自己和其他人的差异。这些差异不光表现在不同的兴趣、不同的次序和不同的社会经验上，还表现在经常面临同伴和大人的批评。这些孩子通常会在6-8岁时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
克莱尔.塞恩斯伯里这样回忆自己8岁时的情况：
这是我记忆中最生动的一个在小学的场景：我像平常一样独自一人站在操场边的一个角落，远远地离开其他孩子们，我不想他们撞到我身上来，或是朝我喊叫。我呆望着天空，沉浸于自己的思绪之中。
我那时候大概是八九岁的样子，已经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有所不同，也说不清楚怎么不同，但是肯定有很多的不同。
我理解不了周围的孩子们，他们让我害怕也让我迷惑，他们对我感兴趣的东西他们却没有兴趣。我过去常常觉得他们傻，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傻的是我，是我常常做错事。
所以，这些孩子会感觉更被异化，跟社会更加隔绝，好像永远不会被人理解，并可能会因此发展出一些补偿心理。
当那些年幼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意识到了自己如何与众不同时，他们会本能地发展出一些心理补偿和调整策略来回应。我总结出四种策略，当然这些策略因孩子的个性、经历和环境而异。那些内向型的孩子可能会把想法藏在自己心里，进而自怨自艾，甚至精神忧郁；有些会运用想象力给自己创造一个神话世界，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他会得到更多的成就感。那些外向型的孩子就可能变得强悼，把自己的困难怪罪到其他人头上去，这会慢慢演变成欺负威吓其他孩子。所以有些心理补偿反应会有积极作用，而有些却会造成严重的心理问题。
社交能力和交友能力普遍被同伴和大人看重，所以在这方面不擅长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就会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内化为自怨自艾、自我批评，越来越与社会隔绝。因为这些孩子认识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而觉得自己是4土会上的废品，他们可能会过早陷入精神压抑，有时7岁的孩子就会患上临床意义上的抑郁症。
从智力上说，他能意识到自己的社交隔阂，但是他缺乏和同龄人亲近的社交能力，也不知道在社交场合如何运用直觉能力。有时候他硬想去和其他孩子融合，却显得笨手笨脚，只能让其他孩子更加回避他。家长和老师也缺乏必要的指导，尤其是缺乏应有的鼓励。这孩子本来是很想融入其他孩子中去的，也想要交朋友，但他不知道怎么做。这当然就会越来越导致他的信心危机。下面是我的妻妹所写但没有发表过的自传，她是一位成年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
事实上，当然没有人愿意别人知道自己的弱点，但对我来说，我绝对无法避免在那个时候表现得像个傻子一样，或者表现得愤怒和不庄重。我根本不知道下一次我会在什么时候再出洋相，所以我只好避免骑上我的“信心之马”去战斗。
缺乏社交动力只会减少发展社交能力和成熟心智的机会，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隔绝。这样的精神忧郁使得本来学校或者家里有的乐趣也变得索然无味，这可以引发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的睡眠或饮食问题，在生活中处处以消极思维对待，严重的孩子会声称自杀，或是有自杀的冲动，甚至有自杀的计划和准备。
对那些把自己社交的不足内化为思想和感情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而言，有一种比较积极的办法是寄于想象之中。这些孩子可以构想出一个活灵活现的复杂多变的虚拟世界，在那里他有很多想象中的朋友。
下文中的汤姆是一位智力正常的阿斯伯格综合征男孩，他妈妈写的传记解释了为什么他会陷入想象世界。
在一次语言深上，老师问汤姆，“那你在课间休息时玩什么呢？”“我自己的想象，你觉得怎么样？”汤姆这么回答老师。
“那你觉得你在课间休息时应该和谁玩呢？”老师继续问。
“任何人，只要他能理解我。可是除了大人们，又没其他人能理解我，而大人们又太忙了，没时间来理我。”汤姆直言不讳地回答。
在他们的想象世界和虚拟朋友中，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们当然无论在学业还是在社交全部大获成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些虚拟朋友们的反应全部在自己的掌握之中，随叫随到。这些想象中的朋友慰籍了孩子们孤寂的心灵。利亚纳.霍利迪.维利曾如此解释此种想象。
在我回忆童年的时候，我想起自己是如何强烈地、压倒一切地希望远离我的同龄人，我宁愿待在想象世界里，和那些想象中的朋友们一起玩。我的好朋友叫佩妮，以及她的弟弟约翰纳，当时没有人能看见他们俩，除了我。我妈妈告诉我，那时候我坚决地要求我们家在饭桌上、在车里给他们兄妹俩留好座，把他们当成是真人一样。
在利亚纳给我的一封私人信件里，她解释说，一个想象中的朋友而不是所谓的“假想游戏”，是她唯一行得通的游戏。
即使在普通孩子中，和想象中的朋友一起玩也是常见的，这在临床上意义不大，但是对于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们，这些想象中的朋友们可能是他们唯一的朋友，而且他们在想象中的接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强度上看都是不同寻常的。
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找另一个世界，也会帮助孩子对其他国家、文化、历史或是动物世界产生兴趣，就像是我妻妹的自传里写的那样。
当我7岁时，我大概是从哪本书上看到的吧，从那时到现在一直让我着迷。因为我过去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和我们的现实世界毫无关系。那就是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民族的故事。那遥远的异国他乡能让我彻底远离眼前的世界，成为我的世外桃源。那个美梦一样的世界可以让我彻底地忘掉眼前的这个世界和一切强加于我的东西，那个世界的人也完全不像这个世界的人。在那里，没有人会羞辱我、恐吓我、批评我。所以这其实就是我自己逃离了这个现实世界，不让它伤害到我。(选自未发表的个人自传)
这种对其他文化和世界的兴趣也能解释他们对地理、天文和科幻小说等的特殊兴趣，因为在那里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得到了应有的认识和尊重。
有时候这种对想象世界的兴趣还会引发对文学的兴趣，可能是阅读方面的，也可能是写作方面的。有些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可能会把这样的对想象世界和朋友的创造力转化为令人赞叹的文学作品，从而成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或是大众文学作家。
这种逃避于想象世界的做法当然有对心理有益的一面，但是也会给别人造成错觉，使不知情的人误会了这孩子的意图。汉斯.阿斯伯格医生在他的孤独症论文中这样描述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他常常被说成是一个经常说谎的人，他不会为逃避责任去说谎，
这不是他的问题。他经常是口无遮拦地承认了，但他会讲出很长很长的童话一样的故事，他的信口开河会变得非常奇怪且毫无逻辑。他喜欢讲那些神话一样的故事，在故事中他常常是英雄。在家里他会编些故事说自己怎么在全班人面前得到老师的表扬，或者类似的故事来讨好妈妈。
在极度的孤独或是压力之下，这样地逃避和幻想可能会导致有些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把幻想当成现实，因此，他们可能被认定有妄想症和想脱离现实，继而转入有关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评估在传记里写的那样，本当时差点被诊断成精神分裂症。
与内化心里的感情和想法相反的当然是外化，这个孩子可能会反过来通过否定任何问题来掩盖自己在社交中身不如人的负疚感。他会显出一种傲慢，把任何错误都指向别人，而自己则高高凌驾于法则之上，令人无法理解。这个孩子或成年人进入了我称之为“神化”的状态，就是说他像一个威力无穷的人，从来不会犯错，从来不曾犯错，他的超常智力能让人人膜拜。这些孩子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社交问题，没有什么理解不了的社会现象，没有什么其他人的想法和意图是他理解不了的。他们不觉得自己需要训练教育课程，也不觉得自己应该和别人区别对待，并坚决抗拒去看心理医生或是精神科医生，坚信自己不疯也不傻。
但是，这个孩子心里明白，只是他不会公开承认他确实存在社交问题，并迫切想掩盖这些困难以避免难堪。与同龄人缺乏交往，和大人们缺乏交流，导致缺乏行为发展和掌控局面的能力，他们反而可能会表现得傲慢和僵硬，甚至使用威胁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其他家长和孩子为了避免冲突而息事宁人，结果使这孩子变本加厉，最后变成了行为规范问题。
当这个孩子因为面对社交问题而不知所措，或是犯了一个不经意的错误时，由此引起的负面情绪会让他以为别人的行为或态度是恶意的，所以他要以牙还牙，有时候还会付诸于武力：“他伤我的感情，我就伤他的身体。”这些孩子或成人可能会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和痛苦长期耿耿于怀，总想实施报复。
这种以傲慢掩盖不足的心理补偿也会影响到社交活动的其他方面，他们会因为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而进行一场无休止的争辩。汉斯.阿斯伯格医生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为了要证明孩子做错了事，或是为了让他们明白道理而和这样的孩子无休止的争辩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对父母亲来说，他们常常发现自己陷进了无休无止的讨论。
他们会非常精确地回忆他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来证明自己，或是拒绝一切让步，或是不接受一切折中，或是不认同其他的观点。有些家长甚至认为孩子这样的本事以后可以当一名出色的辩护律师，当然他们确实得到了很多的练习机会。
可惜的是，这种傲慢的态度让他更加没有机会发展自然而然的友谊，拒绝和抵制那些可以帮他提高社交能力的课程和治疗，只会让差距越拉越大。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为何发展这些平衡和补偿心理的策略，但是从长远看，这会对他们成年后的友谊、婚姻和职业带来很大的影响。
有些孩子采用一种比较聪明且有建设性的补偿办法，就是去观察和学习那些社交成功人士的做法。有些孩子一开始只是看着别人玩，观察别人都是怎么玩的，然后他们会把看到的玩法独自一人用玩具或是和自己想象中的朋友们玩，他们用这样的办法来练习游戏的角色和内容，从而获得熟练的技能和一些自信心，这样他们以后就可能融入现实的社交活动中去。有些孩子具有非凡的模仿能力，能把别人的一举一动音容笑貌模仿得惟妙惟肖，比如利亚纳在自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模仿技能。
我可以完全以一个观察员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一个杰出的观察家，我常常对其他人的细碎小事兴趣十足。我常常想扮成另一个人，不是说我有意想这么做，而是我自然而然地就这么去做，好像除此之外我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我妈妈常常说我非常善于抓住别人的性格特征。
我就是有这样不可思议的能力，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别人的口音、语调、面部表情、手势、身姿和其他身体语言动作，就像我自己化身为那个模仿对象一样。
成为一个模仿高手当然也有其他好处，能活灵活现地模仿老师或是电视里的某个主角常常让这个孩子大受欢迎。那些阿斯伯格综合征青少年还可以把自己从戏剧课学到的本事用到日常生活里去，他们观察谁在社交上得心应手并模仿这个人的言行。这个孩子或成人可能会记得某个模仿对象或是电视主角在某些场合的言词和身姿体态，并借用到他的现实生活里来，但这只是表面的社交成功，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会发现那只是个表演，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反应，而是刻意模仿，老调常谈。不过这样的模仿能力经过不断地训练，今后还可能以此为业。
一个现在已退休的阿斯伯格综合征老演员给我写信解释说：“作为一个演员，我发现那些台词离真实生活太远了，但这对我来说真是再自然不过了。”唐娜也解释过如何在现实生活里“演戏”。
我发觉自己没法用平常的语调和她说话，就装出一口很浓的美国腔，编了一个历史故事，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历史人物，跟往常一样，我说自己就是那一个新主角，并且一直保持这种心态达六个月之久。 从反面来说，这种模仿当然会有一些不利之处。第一个可能是他去找了那些名气比较响的团体来做自己的摹仿对象，但是那些人可能是些不良少年，比如说学校里的“坏孩子”。他们可能也会认可这个阿斯伯格综合征少年穿着他们的“装备”，说着他们的切口，打着他们的手势。这样做自然让他疏远了那些其实更适合于他的群体，而这些“坏孩子们”也明白他是个假货，只是饥不择食地想被同龄人接纳，并因此可能会设小圈套作弄他。而另一方面，那些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却可能被这个假象所迷惑，觉得这个孩子会不会有多重人格障碍，而其实这只是他努力想适应社会的一个不恰当的尝试罢了。
有些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因为对自己不满意而想成为那些社交活跃有很多朋友的人。有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男孩注意到他的姐妹们总是很受朋友的欢迎，他还注意到女孩和妇女都是天生的社交高手，所以为了自己也能得到社交本领，开始刻意模仿起女孩。我读过类似的案例报告，在我自己的行医生涯里也碰到过这样的实例，有些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有性别错位，男的女的都有。这也包括有些阿斯伯格综合征女孩自怨自艾，幻想成为另一种人，有时候她们想变成男的，尤其是当她们找不到和其他女生同样的兴趣爱好时。对她们来说，男生做的事情好像要有趣得多，但变性并不一定能帮助他们或她们树立起自信心，并被社会所接纳。
当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成人运用模仿能力在表面上获得一定的社交能力后，他们却很难再让别人相信其实他们在社会理解力和同情心方面真的存在困难障碍，有点弄假成真了。
给孩子做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诊断，不仅能帮助他防止产生或是减轻那些自我心理补偿策略，同时也能避免其他可能的怀疑和担心，比如说不用再去做精神病诊断。现在我们会了解即使是那些对其他人很自然和轻松的事情，对这些孩子来说却天生困难。比如，一个具有非语言交流障碍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成年人当然会有很多困难，尤其是在眼神交流上，而对普通大众来说，眼神躲躲闪闪的人要么是精神有问题，要么就是心怀鬼胎。当大家知道这个人是有阿斯伯格综合征以后，那样的怀疑自然就消除了。
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特征让别人知道他和其他孩子不同，他的智商也正常，那么，其他人会对他在社交方面抱以较高的期待。一旦被确诊，就会在别人对他的态度、期望、接纳和支持上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进而这个孩子能被人理解，也得到应有的尊重。人们对他社交能力的不足不再批评，而是给以鼓励，因为大家体会到这个孩子在学业和社交双重压力下的困惑和挣扎。
诊断给父母带来的好处就是他们终于知道了自己孩子不同寻常的行为和能力的根源，并因为与他们教养的问题无关而如释重负。现在全家可以从各种资源里，从书上、从互联网上、政府机构以及各种支持团体里得到有关社会融合和情绪管理的知识和培训，这对全家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孩子将会从家庭和朋友中得到更多的接纳，父母现在终于可以对其他人合情合理地解释孩子不同寻常的举动。但父母也应该向孩子说明，阿斯伯格综合征不等于不需要承担义务和责任。
而他的兄弟姐妹们，过去会因为他的古怪举动要么同情、容忍和关心，要么尴尬、不耐和愤怒，现在他们会因为这个阿斯伯格综合征诊断而做出各自的调整。父母会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兄弟或姐妹会有这样那样不同寻常的表现，全家人应该怎么去帮助这个孩子，和他一起努力克服困难。家长和专家给那些兄弟姐妹提供和他们年龄相称的解释后，他们就可以拿去说给自己的朋友听，从而不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社交生活。这些兄弟姐妹也要知道当他们的朋友来家玩的时候，怎么去帮助自己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兄弟或姐妹和小客人相处，这些兄弟姐妹还需要知道自己在家里和社区里的责任。
对于学校尤其是对老师来说，现在可以接受孩子异常的行为以及在认知、语言、精细动作上的异常能力了，这是一类法律可以给予保障的发展障碍。学校也必须给这个老师提供必要的资源。因为大家知道了原因，他的同学、学校的其他职员也会好好地对他。老师可以采用那些适合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的课程和教科书，向其他同学和教职员们解释这个孩子是怎样用与众不同的方法思考和行动的。
如果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青少年或是成年人在大学里或是工作中被确诊，不仅能获得更多支持，还能帮助他了解自我，进取奋发，在工作、友谊和爱情中做出更好的选择。公司的老板多了解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独特的能力和需求，就会多照顾一下，比如，一个职员有视觉过敏，而他的工作间用的日光灯会让他极度不舒服。
得到诊断的成年人还可能从各种支持团体中获益，如地方性的小组聚会，互联网上的聊天室和网站等等，这可以给他们带来一种宝贵的归属感，从自己人那里得到有用的指导。我们也知道接受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诊断也是走向成功的婚姻关系的重要一步，对于那些正在寻求婚姻指导或是婚姻关系治疗的人来说，这一步尤其重要。
我也注意到，当一个成年人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时，他会有很多情绪上的反应，大多数人肯定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经历，可以令人如释重负：“原来我不是疯子啊！”经过从一个又一个医生到一个又一个专家没完没了的漫长折磨，终于他有了一个结论来说明为什么自己的感受和别人不一样。他想到未来肯定会更好，并充满了期盼。有一个刚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小伙子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开头写道：“我就知道我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因为除了这再没有其他理由能如此准确地来描绘我的怪异。”有些人会因为自己得到确诊而短时间地陷入愤怒，会因为这个社会没能早点发现他的症状而愤怒，或者遗憾如果很多年前就被确诊的话，会让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他们也对多年来自己一直备受社交困惑，被误解、被不适当对待、被拒绝而感到难过。
妮塔.杰克逊给那些刚确诊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同伴提出了一些切实的忠告。
因为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可能是异常地顽固，所以抗拒和否定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们越不承认自己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就越难提高自己的社交技能，结果导致他们更有可能身无朋友，甚至成为社会的受害者。不要认为只要承认自己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也不会的)，虽然至少可以带来了一些有助于进一步发展的自我意识。一旦这个人思想上准备好去接受诊断，接下来的事情，比如说学习社交规范、社交游戏规则等等，就变得容易多了，当然最好是在那些能理解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人指导下进行。
随着诊断而来的还会有一种个人得到了认可的乐观感觉，至少自己不会再觉得自己愚蠢，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甚至觉得自己是个疯子了。就像是利亚纳得知自己的阿斯伯格综合征诊断后欣喜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与众不同的原因了，我原来不是一个怪物，也不是个疯子”。同类人之间惺惺相惜，因为他们的相同经历和思维特点促使他们形成了相互支持的紧密关系。
当我和成年求诊者讲到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诊断时，我常常会引用利亚纳所写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信心宣言”。
+ 我不是一个人类的次品，我只是与众不同而已。
+ 我不会为了被同龄人所接受而牺牲自己的尊严。
+ 我是一个有趣的好人。
+ 我会为自己而骄傲。
+ 我可以和这个社会和平相处。
+ 如果需要，我也会开口求助。
+ 我是一个值得其他人尊敬和接受的人。
+ 我会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兴趣和能力的职业。
+ 对那些需要一定时间来理解我的人，我会有足够的耐心。
+ 我永远不会自暴自弃。
+ 我会接受本来的我，我就是我。
我把这最后一句誓言：“我会接受本来的我，我就是我”作为对那些成年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进行心理治疗的一个主要目标。
有一个反应很少见，就是有些人坚决否认自己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坚称自己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尽管他们也承认自己的发育史符合阿斯伯格综合征特征，不过就是怀疑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合理性，拒绝任何治疗服务和方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等他们自己冷静下来了，最终也会接受诊断，接受自己独特的个性，这往往是影响他们就业和生活的重要一步。
得到诊断的不利方面在于自己和别人如何来看待这些特征，如果诊断的消息传播得很广，肯定会有人不怀好意地嘲讽或歧视他们。尤其是对孩子必须小心，有的孩子会认为阿斯伯格综合征会“传染”，有的会恶作剧地曲解，称阿斯伯格综合征为“芦笋症”、“麻雀症”、“汉堡包症”等等。小孩子们在恶作剧方面极富创造力，当然那些富有同情心的大人和孩子们会帮助受害者重塑自尊。
成年人得到诊断后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他们能不能或是应不应该在求职申请中提到这个诊断。如果工作很抢手，而且面试的雇主又不了解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话，那么这个工作很可能会泡汤。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写一个简洁的大概一页纸大小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介绍，并把和工作相关的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优劣之处列举出来。如果做得大一些，可以做成一本小册子分送给相关的领导和同事；做得小一点的话，可以做成名片大小分送给相关人士。
得到阿斯伯格综合征诊断自然会让别人对自己的期望划了个界限，其他人或许会觉得这个人永远不会在学业、社交和个人发展上达到同伴的水平了。虽然诊断会让我们对这个人有了现实的期望，但并不意味着给他的能力设定下限。我自己见过不少阿斯伯格综合征成人，可以做从数学教授到社会工作者等优秀的工作，还能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有一个恩爱终身的伴侣，成为慈爱的父母。
我们应该好好考虑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那些具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人能给我们带来的独特价值，或许也应该想一想一位阿斯伯格综合征成人跟我说的一句话：或许阿斯伯格综合征正是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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