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训练 迁移 进入 频率 状态 排列组合 重复 方法 一个
我到13岁以后，终于搞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我父母送我去我的死党杰佛瑞家过夜，家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上一次他们送我去杰佛瑞家时，我发现母亲去医院动了子宫切除手术。这一次我感觉到是我父亲出了什么事，因为从那以后，他的行为就很怪异。通常他是很冷静很稳重的，但是最近他变得很情绪化，有的时候他很愤怒，有的时候又暗自饮泣。
在送我去杰佛瑞家的途中，他突然深吸一口气，把车停到路边休息。我们坐在车里没有说话，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左半边身体失去感觉，麻痹了大约一两分钟。我可以感觉到他声音中的恐惧，我吓坏了。
他那时只有49岁，正值生命的巅峰期。由于经济大萧条，所以尽管他是法学院的高材生，但也不敢去冒险找一份高薪的工作，而是屈就一个小公务员的职位。不久前他终于做了他一生中最大胆的决定，去竞选纽约州的更高职位，我为他感到骄傲。
我自己在那个时候也正面临着成长中的第一个危机。秋季开学时，我父亲把我从公立学校转到一个军事化的私立高中，因为这个学校的升学率很高，是奥尔巴尼唯一的好学校，毕业生都可以进入好大学。我进去之后才发现我是全校唯一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其他人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觉得非常孤单，被排斥。
我父亲将车停在杰佛瑞家的前门，我向他道别，我喉头哽咽，深感不安。第二天破晓我醒来时，感到莫名其妙的惊恐，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我必须赶快回家。我偷偷离开杰佛瑞家，跑过六条街赶回家，到家时正好看到父亲躺在担架上被抬了出来。我躲在树后偷看，我看到他想要展现出勇气，但我听到他喘息着说他不能动。他没有看见我，也不知道我曾经目睹了他最狼狈的形象。他后来又中风了三次，他完全瘫痪了，从身体到情绪都变得无助了。
他们没有让我去医院看他，转到疗养院后也没有让我去。最后有一天他们终于让我去看他了，当我走进病房时，我可以感觉到他跟我一样紧张，因为他不愿让我目睹他的无助。
我母亲跟他谈上帝和以后该怎么办。
“爱玲，”他悄声说：“我不相信上帝，从今以后，我也不再相信任何事情。我只相信你和孩子，我不想死。”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无助所产生的痛苦。然后，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见父亲处在这种状态中，直到几年后他逝世。他使我走上这条研究探索之路，他的绝望强化了我的研究决心。
在我父亲中风后的一年里，我念大学的姐姐常带回一些大学生的读物给早熟的我阅读，在她的鼓励下，我初次接触到弗洛伊德。我躺在后院里的吊床上读他的《梦的解析》，当我读到他说人常常梦到牙齿掉落时，我感到一阵熟悉，我也做过这种梦！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这个梦的解析。弗洛伊德认为梦到牙齿掉下来代表着阉割及手淫的罪恶感，做梦的人害怕他的父亲用阉割的方式来惩罚他手淫的罪恶。我在想弗洛伊德怎么这么了解我！我后来才知道弗洛伊德把青少年期常发生的牙齿梦和在青少年期很普遍的手淫联系在一起，使读者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的解释结合了令人迷惑的可能性以及吊人胃口的暗示。我当时就决定我以后要走像弗洛伊德一样的路，提出像他那样的问题。
许多年以后，当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想成为一位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时，我发现普林斯顿的心理系没什么名气，而它的哲学系却是世界一流的。心灵的哲学和科学的哲学似乎是一体的，直到我拿到哲学的学士学位，我都深信弗洛伊德的问题是对的。但他的解答已经无法让我信服，而他的方法——只凭几个病例观察就作出宏大的假设，让我觉得很糟糕。我这时已经知道了，只有靠实验才能找出合乎科学的因果关系，这个原则应用在像“无助”这种情绪问题上也一样适用，只有找出因果关系才能学会如何去治疗。
1964年，我开始攻读实验心理学研究生。21岁的我，腋下挟着全新的学士学位证，兴冲冲地到宾州大学所罗门(RichardLSolomon)教授的实验室报到。我非常渴望跟所罗门教授做研究，他不但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学习理论专家之一，同时也在研究一个我最感兴趣的课题：他想从严谨的动物实验着手来了解精神疾病的本质。所罗门的实验室在黑尔楼，全校最古老最破旧的一栋楼。当我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实验室门时，我差点以为它要掉下来了。我看见高高瘦瘦、头差不多全秃了的所罗门教授站在房间的另一端，全神贯注地在想某一件事情。实验室中的其他人都在议论纷纷，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进来。
他最资深的研究生，一位非常友善、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欧佛米亚，立刻自告奋勇地跟我解释发生了什么事。
“是那些狗，”欧佛米亚说：“那些狗一动都不动，不知哪儿不对劲了。如果狗不动，就没法做实验了。”他继续解释说，这些狗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都在做一个叫做迁移(transfer)的实验，都经过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的训练。每一天它们接受两种不同的刺激——一个高频率的声音及一个短促的电击。声音和电击是成对出现的：先有声音后实施电击。电击并不强烈，就好像冬天用手去开门时有时会有静电那样。实验的目的是检验狗是否会把声音和电击联系在一起。如果它们学会了这个联结，那当它们一听到那个声音，就会像真的触电那样感到恐惧。
在狗学会了联结之后，这个实验的主要部分才真正开始。这些狗被放入一个中间被一个矮闸分隔成两半，可穿梭往返的大箱子里。实验者要看狗在听到声音后，会不会作出跟受到电击时同样的反应——跳过矮闸逃开电击。如果会，这就表示情绪学习也可以“迁移”到许多不同的情境中。
当然，狗先要学会跳过矮闸以逃避电击。学会这个以后，才能观察如果只有声音时会不会引发同样的反应。这个任务对狗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它只要跳过矮闸就不会受到电击。
欧佛米亚说这些狗只是躺在地上哀鸣，它们连试都不试一下。当然，狗不跳闸就没有人能继续做下一步看狗对声音的反应的实验。
当我听着欧佛米亚的解释，看着哀鸣的狗时，我意识到一个远比“迁移”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在实验的早期过程中，这些狗一定在无形中学会了“无助”，所以它们现在才会放弃。这跟声音毫无关系。在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中，电击与否跟狗本身的动作完全没有关系，在电击时，不论这只狗叫、跳还是挣扎，电击都不会停止。所以它们得到了这个结论——不论它们做什么都没有用，假如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没有影响，那又何必去做呢?
我被这件事背后的意义所震惊。如果狗可以学会无益行为背后这么复杂的关系，那么“无助”就可以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了。从贫民窟里的穷人到初生的婴儿，再到医院里绝望的病人，“无助”无处不在，但目前并没有针对无助的科学研究。我在心里飞快地盘算：这是人类无助感的实验模式吗?我可以用这个模式来了解它的源头吗?怎么去治疗它?怎么去预防它?什么药物会对它有效?又有哪些人容易变成它的受害者?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在实验室中看到习得性无助，但我立刻就知道这是什么。别人虽然也在实验室中看到它，但是他们把它当做阻碍实验继续的东西，并不认为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或许是我父亲的半身不遂给我带来了灵感。我后来花了10年的时间来说服学术界，这个发生在狗身上的现象是无助；它既然可以被学会，也可以通过学习来把它消除。
我对这个发现感到异常兴奋，但同时也对其他事感到沮丧。我能像其他研究生一样对一只无辜的狗施以电击吗?这个电击虽然不足以致命，但至少会给狗带来痛苦。我一向喜爱动物，尤其是狗，因此我不愿意做让它们痛苦的事情。因此在周末时我去找了我以前的哲学老师，虽然他只比我大几岁，但我认为他是个智者。
我向他描述了我所看到的事，它背后的意义，最主要的是我心中的疑虑。
我的教授是研究科学史和伦理学的，他问我：“马丁，你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无助的难题?你觉得去研究那些无助的人的个案怎么样?”
我们俩都知道个案研究在科学上是没有价值的。个案研究只是描述病人生活中的一些逸事，它无法带给我们任何因果关系的推论，我们根本不知道个案背后发生的事，因为它是以讲故事的人的视角来叙述的，因此这个事件一定会被扭曲。只有严密控制变量的实验才能分离出“因”，而有了“因”才能找到治疗的方法。此外，我不可能对人施以电击，因此，只能用狗来做实验了。
“把痛苦强加到动物身上合理吗?”我问道。
我的教授提醒我说，今天人类以及宠物可以活这么久主要是动物实验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动物实验，小儿麻痹症、天花到今天还会肆意流行。“反过来说，”他继续说道：“科学史上也充满了没有达到目的的实验，这些实验都承诺说要减轻人类的痛苦，但最后都没有做到。”
“我问你两件事。第一，你是否可能在将来为许多人减轻痛苦，这个痛苦比你现在加在狗身上的要严重得多?第二，你在动物身上得到的结论可以应用到人身上吗?”我对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我的教授警告我说，科学家常常被他的野心遮蔽，忘记了实验的最初目的。他要我作出两项承诺：一旦我发现了我要了解的因果关系，就立刻停止狗的实验；一旦我得到了需要进行动物实验才能得到的解答，就要立刻停止所有的动物实验。
我充满信心地回到实验室，认为自己能建立起无助的动物模型，但在众多的研究生中，只有梅尔(Steve Maier)一个人认为这个实验是可能的。梅尔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贫民区长大，因为成绩优异，所以进入了最好的大学。他知道真实世界中的无助是什么样子，他自己也曾亲身体验过这种滋味，他独具慧眼，看出这个动物模型值得花工夫去研究。我们设计出一个实验来看动物是如何学会无助的，我们把这个实验叫做三元实验(triadic experiment)，因为它需要三组动物一起来做。
第一组动物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逃避电击。它们只要用鼻子去推墙上的一块板就可以停止电击，因此这一组动物是有控制力的。
第二组动物所受的电击与第一组的是共轭的，即它们所承受的电击强度与次数相同，但是第二组动物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让电击停止。
第三组是控制组，不接受任何电击。
在三组动物都经过上述的程序后，我们把它们放入了可以穿梭往返的箱子。按常理，它们应该很快就学会跳过矮闸来逃避电击。我们的假设是：第二组狗学会的是它怎么做都没有用，所以它会躺在地上承受电击而什么都不去做。
所罗门教授公开地表示了他的怀疑。根据当时最流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动物或人是不可能学会无助的。所罗门教授在讨论我们这个实验时说：“有机体只有在反应能带来奖励或惩罚的情况下，才可能学会这个反应。在你们所设计的实验中，反应跟奖惩无关，它不符合现行学习理论中的任何一个情境，所以不可能发生学习。”欧佛米亚接着说：“动物怎么可能学会它们不管做什么都没用呢?动物没有高层次的心智活动，它们可能根本没有认知能力。”
他们两人虽然持怀疑的态度，但都很支持我们的实验，同时也叫我们不要太快下结论。动物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不去逃避电击，比如电击带来的压力太大，从而使动物放弃。
梅尔和我都认为我们的三元实验可以验证这些可能性，因为可逃避组和不可逃避组的动物都有相同程度的压力。假如我们是对的，那么应该只有不可逃避组的狗才会放弃。
1965年1月，我们开始了这个实验。我们把这三组狗都带到可穿梭往返的箱子里进行电击，看它们会不会跳过矮闸。
第一组狗，可以用自己的行为控制电击的那组狗，在进入箱子后，几秒钟内就发现可以跳过矮闸来逃避电击。第三组，那组未曾接受过电击的狗，进入箱子后，也在几秒钟内发现跳过去就没有电击了。只有第二组，那组认为无论怎么做都无效的狗没有跳，停留在有电击的这一半，虽然矮闸很容易跳过去，但它并没有试着去看看另一边是什么样子。
我们重复了8次这个实验，在无助组的8只狗中，有6只坐在那儿等待电击；而第一组的8只狗中，没有一只放弃。
梅尔和我相信只有不可逃避的事件才会使人产生放弃的心态，因为接受相同电击但有控制力的动物并没有产生放弃之心。显然，动物可以学会它们的行为是于事无补的，它们因此而变得被动，不再做任何事。我们的实验结果证明了学习理论的中心前提是错的，即学习只有在行为产生奖励或惩罚时才可能发生。
梅尔和我把实验结果写成论文投了出去。令我们非常惊奇的是《实验心理学期刊》(JournalofExperimentalPsychology)，一个最保守的期刊主编竟然接受了我们的论文，并把它排在了开卷的第一篇。我们等于是向学习理论学家下了战书，我们两个羽翼未丰的研究生竟敢说行为主义学派的宗师斯金纳的理论是错的！
在心理学史上有许多实验可以称得上“关键”实验，梅尔和我当时只有24岁，我们却做了这个扭转乾坤的关键实验。60年来，行为主义学派控制了美国的心理学界。在学习领域，所有的大师都是行为主义学派的学者，尽管行为主义学派的主张显然是牵强的。
行为主义学派的主张就跟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说一样是违反常识的。行为主义者坚持一个人的所有行为只受他得到的奖励和惩罚所决定：一个被奖励的行为可能会重复，而一个被惩罚的行为则可能被压抑，如此而已。
意识——思考、计划、期待、记忆，不会影响行为。它就像汽车的计速器，它不会使车子走，只是反映车子行进的状态。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受环境的塑造，而不受他内在思想的影响。
现在很难想象一个有智慧的人能接受这种思想，但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心理学界就一直被行为主义的教条所统治。行为主义者对人类抱着异常乐观的态度：只要改变一个人的环境，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假如你抓到一个小偷，你可以通过惩罚他的偷窃行为，奖励他的好行为来改造他。
当欧洲正以人格特质、基因、本能等来解释行为时，美国的心理学家还紧抱着行为受环境决定的主张不放。这就是1965年学术界大致的情况。我们认为行为主义者的这种只有奖励和惩罚才能加强联结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举一个行为主义者对工作行为的解释：人去上班是因为上班这个行为已经被薪水(奖励)所强化，而并不是对薪水的预期强化了他的反应。行为主义认为人的心智情况跟他的反应无关。
梅尔和我认为狗之所以躺在有电的地板上不动，是因为它们学会了它们怎么做都没有用，所以它们预期未来也是如此。
行为主义者无法承认无助的狗是学会了一个预期，即做什么都没用的想法，行为主义一直强调动物和人唯一能学的就是行为，它永远不可能学会一个思想或预期。
行为主义者强辩说当这只狗在接受电击时，一定有某个时候，当它躺着不动时电击恰好停止，因此狗就把痛苦的停止与它的行为联结起来，这加强了它静止不动的反应。所以这只狗会坐等电击停止。
反过来看这个强辩，也可以说狗没有被奖励而是被惩罚了，因为一定也有某个时候，当狗躺着不动时电击恰好开始，那么狗就应该因为这个惩罚而压抑它静止不动的反应。行为主义者故意忽略这个逻辑上的漏洞，而坚持狗学会的唯一反应是静止不动。
针对这个强辩，梅尔设计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实验。“让我们再做一个实验，让狗经历行为主义者所辩称的每一个阶段，并使它们变得超级无助。”他说：“他们不是说狗是因为静止不动而获得奖励的吗？那我们就让狗在静止不动时得到奖励：如果狗静止不动超过5秒钟，我们就把电停掉。”也就是说，我们故意去做行为主义者认为是偶然、意外的那件事。
行为主义者预测：奖励静止不动会造成狗不动。但根据我们的理论，学会控制的狗是不会变得无助的。梅尔设计了一个实验，在第一个部分中，第一组狗，他称之为静止不动组，只要静止不动5秒钟，电就会停掉；第二组为共轭组，电击的次数和强度跟第一组一模一样，只是它对电源的切断没有任何控制力；而第三组是控制组，不接受任何电击。
第二部分的实验是将狗带到可穿梭往返的箱子里，教它们跳过矮闸。行为主义者预期电击时，第一组和第二组都会静止不动，表现出无助的样子，因为两组都曾经在静止不动的情况下得到过停止电击的奖励。行为主义者预测这两组中，静止不动组会变得更不动，因为它们的静止不动一直得到奖励，而共轭组是偶尔才得到奖励。行为主义者认为控制组是没有影响的。
我们则认为静止不动组，因为它们学会了自己可以控制电击的停止，所以不会变得无助，当它们有机会跳过矮闸时，它们会马上就跳。我们预测大多数共轭组的狗会变得无助。当然，控制组没有受到影响，一放到往返箱中马上就会逃脱电击。
下面就是这个实验的结果。
大多数共轭组的狗都躺着不动，如两派人所预测的。控制组的狗也如两派人所预测的，很快就学会了逃避电击。只有第一组的狗，当它们刚刚进入往返箱受到电击时，它们会静止几秒钟，等待电源切掉；当电源没有切断时，它们开始乱窜，到处试试看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停止电击。它们很快发现了诀窍，于是就一跃，跳到另一边去了。
当两个学派冲突时，其实很难设计出一个实验让对方哑口无言，但24岁的梅尔做到了。我们的发现加上乔姆斯基、皮亚杰的理论以及其他信息加工(informationprocessing)的观点使得行为主义者全面溃败。
梅尔和我现在知道如何去制造习得性无助了，但我们可以治愈它吗?
我们将前面已经学会无助的狗，放入往返箱，用手把这些不情愿动的狗拖过来，拖过去，越过中间的矮闸，直到它们开始自己动为止。我们发现，一旦它们发现自己的行为对关掉电源是有效的时，无助就被治愈了。这个“治疗”百分之百有效，而且具有永久性。
于是我们开始研究对“无助”的预防，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称之为“免疫”(immunization)。如果事前学习到行为是有效的，那么这个学习就可以预防无助的发生。我们甚至发现当这只狗还是小狗时，我们教给它这个方法，结果终其一生，这只狗都对无助具有免疫力。这个实验对人类的意义是很大的。
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个理论的基础，所以按照我许下的允诺，梅尔和我停止了狗的实验。
我们的论文开始定期在期刊上出现，开始面对学习理论学家的怀疑态度，以及严厉的批评。他们的批评都是技术上的或微不足道的，持续了20年后，我们胜利了。即使是最顽固的行为主义者也开始教他的学生习得性无助的概念，以及如何做这方面的研究。
最有建设性的研究是把这种“习得性无助”应用到人类身上。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一位日裔美籍研究生，30岁的裕人(DonaldHiroto)。裕人当时在寻找论文题目，写信来问我们实验的细节，“我想把这个研究应用到人身上，但是我的教授们都对这个应用的可能性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裕人的实验过程与我们的非常相似，他先将一组被试带入一个房间，把音响的声音开得非常大，让他们想办法把声音关掉。他们试着按控制面板上的各种按钮，但噪音依然如故。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把声音关掉。另一组被试则是只要按对了控制按钮的排列组合，就可以把声音关掉。最后一组的被试则没有受噪音的干扰。
然后裕人把被试带到另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实验箱(shuttlebox)，当你把手放在实验箱的一边时，就会有很难听的声音出来，把手移到另一边时，这个噪音就停止了。
1971年的一个下午，裕人打电话给我。
“马丁，”他说，“我想我们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那些一开始接受不可逃避的噪音的那组人，你能相信吗?他们大多数人就坐在那儿忍受，而不会试着把手移到实验箱的另外一边去。”我可以感受到裕人的兴奋，虽然他尽力保持职业性的语气。“就好像学会了他们对噪音是无可奈何的，所以他们连试都不试一下，即使时间、地点、情境都改变了，他们把前面对噪音的无助带到了新的实验情境中。但是，所有其他的人——那些在第一部分实验里可以关掉噪音以及在控制组的人，都很容易就学会了关掉噪音的方法！”
我感到这可能是这些年的努力所达到的顶峰了。如果人可以因为噪音而学会无助的话，那么真实世界中的人常常经受挫折和打击，他们很可能会学会无助。
根据裕人的发现，每3个人中有1个人不会变得无助。在我们的实验中，也是每3只动物中有1只不会变得无助。在后来的实验操作中，我们制造出许多无助的情境，这些实验都支持了裕人的发现，每3个人中有1个人不会变成无助。
裕人的实验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发现：虽然从来没有受过挫折，但10个人中也会有1个人坐在实验箱的旁边不采取行动，宁可忍受难听的噪音。这也跟我们的发现很相似，10只动物中有1只从一开始就是无助的。
我们的满足感很快就被强烈的好奇心所取代。谁很容易放弃，谁又从来不会放弃?为什么?显然，有些人一下子就崩溃了，而有些人则不屈不挠，在废墟中重建新生活。
经过7年的实验，我们清楚地知道失败后能否重新振作不是天生的人格特质，它是可以学习的。
动物可以学会它们的行为是于事无补的，它们因此而变得被动，不再做任何事。我们的实验结果证明了学习理论的中心前提是错的，即学习只有在行为产生奖励或惩罚时才可能发生。
许多无助的实验情境显示，每3个人中只有1个人不会变得无助。另外，虽然从来没有受过挫折，但每10个人中也会有1个人一开始就采取放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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