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单从“原生家庭的影响”来解释作者塔拉的蜕变过程,显得太无足轻重了。整个的成长环境充斥着偏执、狂躁、自我感觉良好、被迫害妄想,甚至是暴力,塔拉从最初的理解到怀疑、否定、厌恶、纠葛、挣脱、背叛、逃离到最终的自我和解,从十六岁前只接受家庭教育到最终获得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她可以说完成了一次过程艰辛,结果却华丽的转身。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为一本自传,是近些年读过最好的书之一,除了作者塔拉本身的故事以及写作水平外,在我看来这本书的翻译任爱红也是功不可没。正如我非常喜欢何伟的书一样,一部分功劳肯定要记在李雪顺老师身上。
塔拉父母是巴克峰山脚下的普通摩门教(虽然作者极力不认同宗教与家庭观念存在关联)农民,因为父亲极度不信任政府,所以不利用任何政府的公共设施,不参与和政府相关的任何事务,靠着经营废料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兄妹七人自然也不会接受学校教育。十六岁前的塔拉的形象可以与土、糙联系在一起(裙子只会是轻浮的女人才会穿的,比如妓女),接收着父亲灌输给她的偏执、狭隘、被迫害的世界观,并且还要忍受有着双向情感障碍、暴力倾向的哥哥的毒打。直到偶然动了自学考大学的念头,塔拉终于逐步脱离这个家庭。从一开始视同学们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为“邪教徒行为”,到逐渐适应并接受,最后融入。一句话的过程描述,显得轻描淡写,实际上塔拉有过逃离、自我怀疑、绝望、挣扎的过程,期间父母视她为叛徒、家门不幸,连同家人亲戚拒绝与其来往,最终审视自己的成长轨迹,完成了自我的重塑。
塔拉在本书最后写到:
你可以用很对说法来称呼这个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
而我称之为:教育
全书正式出现“教育”一词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封皮硕大的“Educated”,再加上简评含有“剑桥、哈佛”的字眼,让读者以为这是一本讲出身贫寒的作者如何考上名校的励志书,因此令看过此书的部分读者大呼“失望”,并且说看着很压抑,真是大跌眼镜。这可能就是应试带来功利教育的结果吧。那么这到底什么是教育?一直以来我认为的教育更多的是指对独立人格的塑造过程,不单单是接受什么样的知识传递。我们出身的环境并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这就使得你的世界观的雏形全部靠家庭塑造,父母亲属的认知高度就一定程度的决定了你的认知天花板,因此我们需要教育。教育的过程就是不断完善和修饰这个价值体系,甚至身处时代变迁的我们,可能意味着对原来世界观的推翻及再重建的过程,这就与本书作者塔拉所经历的蜕变过程相似,当然不及她的刻骨。
说到家庭教育,又不得不回到“原生家庭”。“原生家庭”这个词在最近几年被频繁提及,往往都带着“如何摆脱影响”的疑问。奥地利的心理学家Alfred Adler曾经说过:“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塔拉的家庭教育在读者看来,甚至都不能称之为教育,而是一种虚妄、蒙蔽,每一位家庭成员身处其中并不知道外面世界的真相是怎样的。女孩不能穿裙子,医院的医生会害死你,女人要服从男人,甚至遭受哥哥的殴打时,以为这只是一种玩笑。一定程度上,塔拉又是“幸运的”,凭借自己顽强的斗志,几乎彻底摆脱了扭曲家庭文化的桎梏,用她的话形容曾经的自己就是“怯懦、崩溃、自我怀疑,内心有什么东西腐烂了,臭气熏天”。
虽然大多数的人并不会不幸,但在中国,80后开始正好经历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巨变,因此家庭的观念认知正好在我们这一代与父辈间产生了明显的差异,这就导致了生活中的很多冲突。我常常认为,真正要命的是,家庭带来的有些影响却深刻的烙印在你的基因中,很多时候意识不到,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可能又痛苦着不能摆脱。甚至会将很多自身的缺点怪罪于原生家庭。觉得这本书非常好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能产生共鸣,比如当自己的观念与周围显得格格不入的时候,会自我怀疑,究竟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再比如塔拉提出的一个未解之谜:当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与他对朋友、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冲突时,他该怎么办?
书名《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Flee as a bird to your mountain)》,出自《圣经·诗篇》,这句话本身有双重解释,一种是“逃离”,一种是“找到新的信仰”。
以下是摘录的几段写得非常出彩的段落:
在肖恩的又一次玩笑式的毒打中,塔拉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记忆会存在不同的声音,一个声音告诉她,肖恩是在伤害我,我要反抗和呼救;另一个声音,却说这是一个误会,我喊停,他也会停止的。塔拉将这种思想的碰撞视为“不确定性”,实际上就是对既定价值观的不确定性(过去她义无反顾的坚信)。
承认不确定性,就是被迫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但也意味着你相信自己。这是一个弱点,但这个弱点中透出一股力量:坚信自己活在自己的思想中,而不是别人的思想中。……
我从未允许自己拥有这样的特权:不确定,但拒绝让位于那些声称确定的人。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儿绝对。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可以与他们的一样有力。
塔拉在剑桥大学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认识到历史是人写的,而人的认知必然存在边界(无知),甚至人都带着偏见。正如她起成长过程中一直靠着偏执、狭隘的父亲传递的价值观,来塑造对这个世界过去和未来的理解。塔拉认为这是有问题的,所以她决定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
大多数人认同的历史不是我被教导的历史。爸爸可能是错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卡莱尔、麦考利和特里威廉也可能是错的,但从他们争论的灰烬中,我可以重建一个世界,生活在其中。当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
听到自己被剑桥大学有名的教授赞美时,塔拉是完全不能适应的。
比起仁慈,我更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残忍。赞美对我来说是一种毒药,我被它噎住了。我期望教授对我大喊大叫,他没有这样反而让我头晕目眩。我的丑恶一面必须得到表达。如果不是用他的声音来表达,我就需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
克里博士见塔拉刻意的伪装自己,给予的鼓励:
无论你成为谁,无论你把自己变成了什么,那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它一直在你心中。不是在剑桥,而是在于你自己。你就是黄金。回到杨百翰大学,甚至回到你家乡的那座山,都不会改变你是谁。那可能会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甚至也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即便是黄金,在某些光线下也会显得晦暗——但那时错觉。金子一直都是金子。
肖恩家暴妻子埃米丽后,一家人”一如既往“表现出在那种无视、冷漠家庭中自己原本应有的角色,塔拉后知后觉的反思: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是如何在本该保持沉默时开口,却在本该说话时闭上了嘴巴。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一场自我们童年起就一直扮演的那种古老、脆弱的角色的颠覆。女性需要——埃米丽需要——从托词中解放出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人。表达意见,采取行动,蔑视顺从。就像一个父亲一样。
塔拉亲口向母亲表达了自己在家中曾受到伤害之后,得到了母亲的理解和自责。她终于获得了释怀,并且对家庭长久已来的羞耻感几乎在一夜之间蒸发了。
我告诉他们(同学),我曾经贫穷而无知。当我告诉他们这些时,我丝毫不感到羞耻。那时我才感到羞耻感的来源:不是因为我不曾在铺着大理石的音乐学院学习,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当外交官的父亲;不是因为父亲是半个疯子,也不是因为母亲跟着他亦步亦趋。我的羞耻感源自我有一个将我朝吱嘎作响的大剪刀刀刃推去,而不是将我拉走远离它们的父亲;我的羞耻感源自我躺在地上的那些时刻(肖恩殴打),源自知道母亲就在隔壁房间闭目塞听,那一刻完全没有选择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真正的放下就是与自己和解,与家庭和解。
……我不知道分离是否是永久的,不知道是否有一天我将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反而这种分离给我带来了平静。平静来之不易。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列举父亲的缺点,不断地更新记录,仿佛将他对我所有的怨恨、所有真实发生过的和想象出来的残忍与忽视一一列举出来,就能为我把他从生活中剔除的决定辩护。我以为,一旦证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就会从那压抑的负罪感中解脱,松一口气。
但辩护并不能战胜负罪感。再多的针对他们的怒火也无法减轻这种负罪感,因为负罪感从来都与他们无关。负罪感源于一个人对自身不幸的恐惧,与他人无关。
当我彻底接受了自己的决定,不再为旧怨耿耿于怀,不再将他的罪过与我的罪过权衡比较时,我终于摆脱了负罪感。我完全不再为父亲考虑。我学会为了我自己而接受自己的决定,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他。因为我需要如此,而不是他罪有应得。
这是我爱他的唯一方式。
……
但我与父亲之间的隔阂不仅来自时间和距离。它源于自我的改变。我已不是当初那个被父亲养大的孩子,但他依然是那个养育了她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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