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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太大,难免自欺(转)

时间:2015-02-13 21:10:14      阅读:441      评论:0      收藏:0      [点我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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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和我的好朋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一起吃饭,并讨论了全世界如何携手战胜全球金融危机……”,这可是芮城钢自己说的。芮成钢的“朋友”可不止这一位,要么是总统,要么是首相,要么是首富。当他自称要代表亚洲向奥巴马提问时,那口气,中国的一个部长、省长、企业家根本就不配做他的朋友,根本就不值得他来提问。这就是心太大。

  其实,芮成钢的身份只是央视一名记者。

  他充其量就是一名英语流利、有才华的优秀记者。采访这些名人,就是工作平台赋予自己的本职工作。他误把自己的机会当作了自己的身份。这就像皇帝身边的护卫看门,王爷和大臣给点银子,打声招呼、打探个消息,就自以为自己高过王爷和大臣,甚至以为自己是皇帝。他或许真的认为自己的现在,或自己的未来能成为甚至超越这些首脑、首富,私下里对这些首脑和首富们品头论足。他真要成为他采访过的对象,或与之成为真正对等的朋友,没有凤凰涅槃,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心高气傲、自我认知模糊的他,却自认为已是那个层面的人。而就冲他这种高调炫自己,他就不会成为那样的人。

 

心太急,必然自误   芮成钢一方面心大,一方面又心急。为什么心急?   我常说:人生在世,40岁以前,总是很急;40岁以后就不急了。原因是40岁以前心大,总想干很多事,但自己能力和精力均有限,所以着急;40岁以后,明白干好一件具体的事情就已不易,所以能沉下心来,也就不急了。我看了上期《中外管理》杂志杨光写的卷首语,感触颇深:“急,是因为弱者思维。”建议大家去读一读。40岁以前的年轻人想干大事又干不成,是心理上的弱者,自然心急。恰好芮成钢的成长经历,和他的语言行为,无不写满了一个字:“急”——急着给生命添彩,急于成名、急于发财、急于升官。急是弱者希望翻身的体现,但急过了头,就要付出代价。

  急于成名

  芮成钢成名太早了。从其成长经历中,从其获得的名头中,从其写的书中、从其博文的措辞中,无不流露出急于成名的心理,而早早就身陷虚名当中。24岁起,他就荣誉连连,有时一年之中获得多项荣誉,而且这些荣誉都很响亮,再加上自己的职业使得自己知道如何传播这些荣誉……笔者作为过来人,可以理解一位年轻人那颗躁动的心,对荣誉的渴望有多么强烈。只不过大多年轻人都没得到,但芮成钢几乎都得到了,而且多得与其年龄不相匹配。

  2012年,35岁的他带着《虚实之间》回中学母校签售的精彩场面,令跟随的记者朋友都看呆了。那些排队等候他签名的莘莘学子们,当时是否内心都有“做人当如芮成钢”的壮怀?中国的家长、师长都寄希望孩子、学生早出名、出大名,总拿那些少数成名的孩子来比自己的孩子,这无形中给孩子太多的压力与期盼,早早就埋下了急火火的不健康心理。“出名要趁早”?大家看看那些20岁前后就出名的文体明星们,后来的人生大多是什么样子?而一代名将霍去病,干脆24岁就死了。

 

急于发财

  芮成钢是有经营头脑的人,也是千方百计追求财富的人,这个时代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了他身上。25岁就和他人合伙成立了公关公司,33岁又被全球第一公关公司收购,芮成钢全部撤股。这期间芮成钢获得了多少收益,恐怕只有他自己说得清。从公开的资料表明,芮成钢的公司一直是本土公关十强,并成为自己供职机构的供应商,玩起了左手权力、右手财富的游戏。我想,估计芮成钢很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追求财富,很正常,但急于追求财富,就有可能不择手段,有可能违法,就有可能走偏路、歪路、邪路。

  急于升官

  年轻人上进是好事,但急于上进就是个心理问题。芮成钢有名、有钱了,官路上的冲击也当仁不让。他虽然因为年轻,还没有升到郭振玺的职位,但却成了郭振玺的得力助手;虽然只是处级干部,但实权却很大。在CCTV这样顶级牛的平台上,加上非常出色的能力与业绩,谁面对权力的巅峰都会想入非非。从曝料看,芮成钢不余遗力地攀附权贵——因为这是升官最佳的途径。在接受采访时,他说自己每年都会跟基辛格会面三次,日本前首相菅直人给他题过字,而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帮他调整领结。说这些东西想表达什么?可以想象,在攀附权贵的市场上,他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

 

 

先解决“心大”问题

  一位30岁的年轻人曾给我这样描述他的职业规划:40岁成为亿万富翁,50岁进政治局常委,60岁学冠全球。这代表了这个时代绝大多数年轻人的真实想法和做法,而它是我们从小受到不健康价值观教育污染的结果。

  人活着是干什么的?还是想引用芮成钢高三班主任姜守传老师的一段话:
“成钢,你要明白,不管央视给你带来过多少耀眼的光环,你从事的只是一个工作而已。人生在世,每个工作都是谋生的手段罢了。”我想这位姜老师应年逾半百,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道理。

  这不由得使我回想起,高考前填报志愿。大多考生们都想干一番伟大的事业,而我当时的想法是:上大学,就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更容易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而已。不论多牛的平台,即使你到了联合国总部工作,也只是一份工作,也是自己谋生的手段。即使你做了亿万级的大老板,也只是自己谋生和全体员工谋生的平台。
只是平台不同,谋生的难易、方式不同罢了。能有此平常心态,你也就不火急火燎了。

 

再解决“心急”问题

  解决了心大的问题,才有助于解决心态急的问题。通过干好工作,获得财富、权力、荣誉是常态。但是不能急,因为权力、荣誉、财富都是有重量的,获得太快了,自己就承载不起,会把自己压垮。所以,人生在世,要慢慢来,等到自己能承载动时再获取它。

  获取荣誉、权力、财富,应把握四个原则。

  第一,不交叉原则。追求权力、荣誉、财富没有错,但三者一起追,肯定出问题。像芮成钢,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名誉开了公关公司,来换取财富,就是交叉。好事情你都同时得了,你担不起。

  第二,打倒八折原则。自己总认为付出得够多了,为什么还没有得到?其实,还是付出得不够。正常情况下,把自己的付出,打倒八折才是自己应该得到的,比如自认为自己付出了十分的努力,其实才有两分的功夫,应该继续再付出八分的努力,才可能成功。

  第三,对等原则。追求这些东西一定要对等,不对等的不要追。什么叫对等?什么叫自己能承载得动?尽全力能得到即可。什么叫尽全力?就是垫垫脚够着即可,如果垫垫脚还够不着,就不要蹦起来,更不要搬凳子和梯子。市面上流传的成功学,总是告诉你搭梯子、甚至要搭云梯上九天揽月,这种急躁的弱者心态,最容易出问题。因为,蹦起来时容易摔倒;而凳子或梯子一旦出了问题,自己跌下来就更惨。比如芮成钢。

  第四,慢慢来原则。即使追求出名、挣钱、当官三者其中一项,也不可操之过急,慢慢来。人生长着呢,追到手那么早干什么?如果自己是大海,就不要嫌弃涓涓溪流,一点一滴地积累,这些东西总有归你的时候。不要高傲地炫才,不要担心全世界不知道自己。所以,要想追求持久的成功,就要把自己铸造成大海的胸怀,低调默默地一点一点积累。火急火燎,纵是天才遇到天时,终成不了大器。

 

 

 

 

 

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5-02/13/content_19576600_2.htm

 

施拉普纳对中国的忠告

——为什么我们总那么急?    
德国时间2014年6月20日夕阳西下,在斯图加特的一间酒吧里,因前中国驻德大使卢秋田先生的故交机缘,我有幸得以与22年前的中国足球首任外籍主教练施拉普纳,零距离推杯侃谈。他的背后,正直播着巴西世界杯。屏幕中的喧嚣与酒吧里的热闹交融叠加,但依然盖不住“施大爷”特有的洪钟嗓音,和激动时的拍案重锤。    
这是由本刊主办的“深度体验德国制造DNA考察团”在第5天的华彩瞬间。这位对中国走向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老朋友,兴致盎然地回答着我天南海北的疑问。话题已不只是世界杯,不只是中国足球,还有中国。    
“您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们太着急了。”                
这是施大爷在那晚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虽然简短,却令我回味良久,思绪连绵。    
是的,我们太着急了,而且举国都太着急了。
从当年大手一挥的“超英赶美大跃进”,到10多年前成为笑柄的“中国足球发展规划”
——再到我们眼前,但凡民航客机落地时,中国乘客总像着了火一般忙不迭起身取行李,逼得空姐每每失去风度大声阻止,然后只换来长久呆立在过道上
——他们不是不知道开舱门需要时间,他们离开飞机也未必都有急事,但为什么还那么急呢?    
说中国人急,相信不会有人反对。
但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急?未必大家都思考过。在世界杯的热度褪去时,我把自己的思考与大家分享一下。
急,因为缺少规则。               
诚如我在去年第3期卷首语里所述,中国传统文化里存在一种对于规则的蔑视。准确说,我们骨子里并不相信规则。
我们讲“规矩”,是因为我们只相信权力。当权者制定的规矩,是严厉执行用来约束下面,随时打破用以满足自己的。
规矩,与规则不同,在于前者永远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是充满不透明、不确定的。    
试想在权力文化下,被一堆永远“规定得严,而解释得宽”的规矩所笼罩的芸芸众生,其生存选择能怎样?
他们只能靠自己。
要么靠仅有的权力和信息,在规矩有缝可钻或有利自己时,抓紧图利,比如炒房炒号;
要么连丁点权力都没有只靠自己的蛮力,冲破与当权者无关的纸面规矩,比如加塞挤车。

而不论是哪一种,因为没有大家可以共同遵守而可以信任和预期的规则,都注定我们无一不“急”。
因为你不急,不可预知的规矩随时会卷走不可忽视的利益;
因为你不急,别人会急,你就可能连最起码的生存尊严乃至空间都无从保证。
进而,“急”成为了举国的下意识。              
急,因为弱者思维    
仅仅因为规则不确定、不透明吗?好像士大夫时代,我们在宽袍大袖下也不那么急。那我们当下为什么那么急呢?    
这和我们百年来的教育宣传,和基于此形成的弱者思维有关。
1840年以来的中国饱受屈辱,即便文盲,也知道八国联军欺人太甚。
于是,洋鬼子永远包藏祸心,永远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可谓根深蒂固。
进而,“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等等成了举国的生存共识。
举国悲愤难泯、群情激昂且念念不忘所包裹的本质,是地道的弱者思维。然而,那晚施拉普纳还曾中肯说过一句:“其实你们没有自认为的那样弱。”
我由此引申:我们的弱者思维,其实都是自我熏陶出来的。             
比如,八国联军烧北京,辛丑条约赔尊严,纵然罪恶昭彰,但我们总是掐头去尾——既不强调为什么人家要联手打我们一个?
我们怎样烧毁教堂?
怎样虐杀传教士?
怎样枪杀德国公使?
如别国这样对我们,我们干吗?
——也不强调这些条约客观上如何推动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包括庚子赔款最终对中国教育起了怎样巨大的作用?
如果能把满是血泪的中国近代看完整,能理解为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的必然学费,并敢于反求诸己,我们还用那么悲愤?那么较劲?那么急迫吗?    
其实弱不弱都是相对的,但一旦形成了弱者心态,一切的愤怒都源于自卑,那就是绝对的自我伤害。
因为没有比心态不好,更不利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幸福的了。    
中国不能再急了,代价太大,急不起了。企业亦然。

 

http://www.zwgl.com.cn/cn/readinfo.asp?nid=11609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15-2-13/115751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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