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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员落马成为“新常态”，“官员悔过书”也渐渐成为常见文体。以大数据的思维来分析这些文本，竟然发现话语体系已经有了固定模式！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薄；党性锻炼不够，廉政防线不牢；理论学习不够，法律意识不强；个人私欲膨胀，终成金钱奴隶……同质化的高频词汇早已屡见不鲜。而程式化的三段式主题，甚至是所谓的通用模板，更是让看官们目瞪口呆。一起跟着大数据围观这“不忍直视”的官场话语。
“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不用搜索，想必多数人也能很快判断出，此言出自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他的万字悔过书成为典型教材。高墙内外，落马官员摇身一变，之前夸夸其谈廉政建设，而今声泪俱下现身说法，季建业不是第一个，亦非最后一个。大大小小的落马官员在面对裁决时，手执悔过书，这小小纸片不乏“学问”可究。且用大数据来分析看看落马大老虎们的忏悔书！
我伙呆！官员忏悔书的话语体系已经生成！
通过对多个官员忏悔书的分析和统计，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原来此类文本已经呈现出了高度同质化的风格，并自成一体生成了“独具一格”的话语体系。而这套体系有两个鲜明的风格。
第一，是高频词汇同质化。
落马官员自陈堕落缘由时，总能发现，他们坠入深渊，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钱（或者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识淡薄”。防线一松懈，自然而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拜金主义”乘虚而入。
此外，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这些词汇更是信手拈来。
官员忏悔在词汇使用上的同质，还不止于此。“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落马官员钟爱的开头，在进行过公开忏悔的至少53名落马官员中，有14人“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
范例：
原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虽然“农民的儿子”后来“忘记了党的培养”，“走上了歧路”。
第二，是八股体例套路化。
“忏悔体”的套路化，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不妨看看官员的忏悔录，其结构，多数是三段论式的。
第一部分，落马官员通常会“痛说革命家史”，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讲起。如果不是“农民的儿子”，那也无碍，有一个凄苦的经历也够了。总之，尽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现出来。
道尽艰辛，忏悔往往进入第二层面。如何丢掉信仰，如何“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各个位置上怎样贪污腐败堕落，吃拿卡要，收了谁的钱，竹筒倒豆子地讲出来。
最后一步，“痛说革命家史”之后，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忏悔就要道歉：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领导的信任”，欺骗了“群众的感情”。面向未来，在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
从过去讲到现在和未来，以时间为轴，官员忏悔完成了毫无保留的“交心”。
范例：
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当庭忏悔时，就强调自己的孤儿经历。
官员悔过书通用模板出炉！
通过以上分析，凤凰网编辑熊志总结出了官员悔过书通用的文本格式：
我出身××（可以是“农民的儿子”，可以出身贫寒……），从小××（吃苦耐劳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经过××努力，成为公务员……
担任××以后，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或者“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廉政词汇要活学活用，大谈信仰丢失准没错）……先后收了××（谁）的××（多少钱）……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或者领导，或者组织），我××后悔（形容词要用得浮夸，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后，我一定××……
这样的文本，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马官员身上，贪官忏悔，等于在做填空题。
超越官方话语体系的背后是赤果果的心机
当然，在通用模板的基础上，不同的落马大老虎也有自己的个人风格，而且在这些个人风格的背后，还夹带着官员的“心机”。
第一个心机，是靠语言战术表功。
在大同小异的官员悔过书中，真正给忏悔打上个人印记的，往往是各自夹带的私货。
夹带私货的手法，不限于“农民的儿子”开头。有讲完问题直接讲成绩，赤裸裸表功者。但更多的忏悔，是将问题和成绩巧妙地糅杂在一起—换一种隐蔽的形式，功劳还是表了。这种玩文字游戏的表功式风格，可谓是高人一等。
范例：
张曙光在二审的忏悔中说道，“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说完贪腐历史，不忘高调表功，潜台词呼之欲出。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谈到，“本应该为中国铁道、为中国梦做更多的贡献，但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更多的贡献”是无法兑现了，但“现有的贡献”却通过它的忏悔之口说出来。
第二重心机，是自白中力表才华。
悔过书真的有减轻处罚的作用吗？不尽然，看透这一点的官员也开始在别的方面做文章，除了夸耀自己的功绩，展现自己的文采一面也未尝不可。
贪官在案发后写下套话连篇的“悔过书”，通常是为了求得从轻处罚，在审判中处于有利地位。但依照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或立功情节，法院才可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写“悔过书”既不属于自首，也不属于立功，顶多与“认罪态度良好”沾点边，法院一般不会根据这一点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于是，个别官员在悔过书中另辟蹊径，与其让公众关注自己的错误和道歉，不如靠才华吸引眼球，避免将标签仅仅打在“落马官员”上。
范例：
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曾表示，“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幅。”
湖南省株洲市房产局原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因受贿罪于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在“双规”期间，尹春燕写下了3300多字的悔过书。“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
看完商业智能产品大数据视角下的官员悔过书分析，想必看官们都已惊呆。当官员落马成为“新常态”，“官员悔过书”也渐渐成为常见文体，并自发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语系。然而，在话语体系的背后，折射的却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与法理命题，有待我们不断深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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