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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苏关系转向缓和之机，已经担任国防部长的亚佐夫开始去美国访问。佩戴元帅肩章的他到美国第82空降师参观，随后，亚佐夫和时任苏联 空降兵司令弗拉基斯拉夫·阿列克谢那维奇·阿恰洛夫有过一番交谈。“你怎么评价美国的空降部队？”亚佐夫问。“如果我进行的是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您会马上把我撤职！”阿恰洛夫回答道，言语中充满着对美军糟糕训练和演习的不屑。亚佐夫笑了。
尽管对美军的训练感到不屑，但得知美国军人的工资后，亚佐夫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要能拿到美国士兵的工资就好了。”彼时，苏军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只是普通士兵津贴被拖欠，退休的顶尖科学家一个月相当于10美元的退休金都发不出来。
去美国比以前方便了，但亚佐夫再去柏林时，却已大不如前。柏林墙已经倒塌，德国实现了统一。昔日华约的军事同盟国，就像一张张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弃苏联而去，民主化的浪潮席卷了这些国家。军队的大收缩，令亚佐夫把更多精力放在内部事务上。但他发现，当军队用于打击苏联国土内高涨的民族运动时，枪杆子似乎失灵了。1989年4月，军队不仅未能平息第比利斯事态，还导致戈尔巴乔夫和军方的关系受到损害。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使用武力。军队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却不敢为下属承担责任，他说：“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 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还是采用武力为好。苏共中央会议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戈尔巴乔夫把责任全都推给了亚佐夫。
空降兵副司令、后来担任叶利钦国家安全助理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列别德，这样总结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模式：“日益恶化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克格勃、内务部作 用无效——接着依靠国防部的公式（空降兵+运输航空兵=苏联政权）——最后，军事干预失败或过于血腥，则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和军队指挥官。”
从1986至1991年间，苏联处理国内事件，几乎都是依照这一逻辑。政治领导人没有勇气为执行他们命令的人辩护，过错被越来越多地推到军人身上，士兵、军官、将军成了替罪羊，这为军队高官的离心埋下了伏笔。
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为军人们打抱不平，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顶头上司：“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挥员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至于是什么人的具体过错，以后再查。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看到您的勇气、正直和高尚气度，从而信任您。”博尔金说。对此，戈尔巴乔夫一言未发。也正因为如此，军队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感变得越来越弱。
此时，军中一些功勋卓著的老元帅已经靠边站了，戈尔巴乔夫破格提拔许多年轻将领。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军中拥有崇高威望，担任过苏军总参谋长。虽是唯一的总统军事顾问，但1991年初开始，戈尔巴乔夫却从没找过他。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军队的丑闻，其中一些是冲着阿赫罗梅耶夫的，这令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屈辱。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说，当有人用种种丑闻玷污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时，戈尔巴乔夫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过一句话。
1991年初，在苏军从匈牙利和捷克撤军问题上，国防部建议：由于需要时间建造营房和住房安置撤回的部队，苏军应在4到5年内逐步撤出。但戈尔巴乔夫却单方面决定了撤军时间——1年内完成，有人甚至在谈判前就把这个决定透露给匈牙利当局。此时，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1990年到1991年间，亚佐夫给总统写了好几份报告，报告这些地区苏军和俄罗斯居民受 歧视的情况。但戈尔巴乔夫只有一种答复方法：“分送各政治局委员。”然后是：“分送安全委员会委员。”对于亚佐夫这个从青年时就习惯于“说了就得照办”的 老兵来说，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惊。
在这之前，尽管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举动，使得军队各方面的抱怨声越来越高，传媒甚至时常讨论出现军人骚乱的可能性，但亚佐夫一直坚称“不会发动政 变”。甚至在1991年5月，当各军区、舰队的司令们纷纷向国防部长施加压力，要求发表对苏联总统的不信任声明时，亚佐夫还严厉地制止：“你们怎么想让我 成为皮诺切特（智利军事独裁首脑，通过政变上台）呢？办不到！”
但随着情势的发展，当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冷漠和疏远，让他逐渐失去军人们对他的信任时，亚佐夫对他的失望情绪也在与日俱增。在军人眼中，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一切，苏联总统与军队之间形成了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这种鸿沟不仅存在于军队对戈尔巴乔夫不再维护自己利益的不满，而且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改革路线也表现出极度的抗拒。
就在戈尔巴乔夫失去下属的信任时，叶利钦却在积极拉拢军方将领，以期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原苏联空军通信兵主任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别茨将军1991年初已公开倒向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91年7月，叶利钦视察图拉空降兵样板师，年轻的空降兵司令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格拉乔夫给他介绍部队的情况。图拉空降师驻守在莫斯科郊区，叶利钦顺着直觉突然问了 这么一句：“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一个月后，格拉乔夫等到了兑现承诺的时机。科别茨和格拉乔夫很快发现，苏联空军总司令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沙波什尼科夫上将也与他们志同道合。
但戈尔巴乔夫依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降临，他在1991年8月4日飞往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两周后返回莫斯科，8月20日出席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按照新的联盟条约，新的联盟之下是一个个主权共和国。谁将领导这个松散的新邦联国家？哪些机构将裁撤或保留？这些在条约草案中都找不到答案，许多权势人物在新的联盟机构中找不到其所在部门的位置。
签署新联盟条约，就意味着苏联这个主权国家的灭亡，对于军队高官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那些后来被称为“政变分子”的人，来到莫斯科列宁大街 尽头一座代号为ABC的克格勃秘密据点密谋。来自军方的代表有亚佐夫元帅、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上将。这些参加 密谋的人，在“8·19”事件结束后成了“水兵寂静监狱”的狱友。此时，后来在俄罗斯任总统达12年之久的普京，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列宁格勒市政府官员，同 时还是一名克格勃军官。
亚佐夫这样解释他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原因，尽管此人几年前把他从遥远的远东调到首都，有知遇之恩，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 下降，经济崩溃了，民族冲突越来越尖锐……戈尔巴乔夫作为积极的国务活动家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和他的政府实际上已经不是在解决国内的问题”。
作为国防部长的亚佐夫元帅注重改善对华关系。”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应邀于1991 年5月3 日起对我国进行了 为期4天的正式友好访问。这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率团访华的第一位苏联国防部长。他此行同我 导人就两国的军事合作间题、国际形势问题,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 见。“[4]
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43986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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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www.cnblogs.com/findumars/p/437518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