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经济之一：关于市场与“紧缩政策”的讨论

关于市场

市场是自愿交换的场所。市场是自由与公平的同义词。这是因为，国家的征役或者领主的奴役是强迫性的，而市场则是用需求交换需求。（儒教－“人需”之教）（商鞅徙木立信，重金奖励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从集市南门搬到北门，可能暗指住房市场化。）

市场的价格是自发产生的。市场自然导致资源的最有效率的使用，这是因为，如果资源被浪费，一定存在某种交易使得该资源被更有效地利用，而买卖双方从中获利。资源也包括劳动力本身。

垄断与行政干预是市场的反义词，它们限制自由选择、导致无效率的经济。更为一般的原则是，不能用权力来换取利益。例如，厂商形成联盟（trust、cartel）统一规定某一类产品的规格与价格，不仅对产品的改进者与价格的竞争者不公平，而且将市场的公平竞争演变为巨头的权力斗争。美国法律禁止价格联盟（Sherman Antitrust Act，1890）。市场竞争与体育比赛相似，而中国历史上不崇尚遵守公平规则的体育比赛。

市场需要小的参与者，而不需要大公司与多余的管理层，这是因为大公司的内部并非按照市场法则运作，且它们会导致市场垄断。例如，拥有土地的自耕农是市场的良好参与者，而地主是不必要的管理层（果戈里《死魂灵》）。

市场有圈内（社区）的特性，这是由于交易的信用成本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公司之间的往来与朋友之间的交往一样，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并且合不来就离远一点（我们的学生宿舍做不到），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社区的教育（应由社区自己主导），是成员素质的保证。

政府常扮演市场秩序维持者的角色，而这通常没有必要。这是因为公司之间、就象普通人之间一样，如果给予自由选择的权力，能够相处得很好，信用也能在交往中自然产生与维持。政府在很多时候是多余的管理层，许多国家遵循“小政府”（small government）的原则。

政府应当首先代表社会中较弱小的成员的利益（如工会），而不是投资者的利益。例如，根据由土耳其、法国、德国合拍的电影《冬眠》中的情节，在西方房东不能立即赶走无力支付房租的住户。这是出于社会保险的需要，弱者更需要保护，失业者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而投资失利仅仅是钱的损失。中国的传统社会缺少对弱者生活底线的认知，如小说《阿Q正传》对阿Q与他的本家、族长赵太爷的描述。

社会的财富应当属于民间，这是因为国家常常会浪费资源。例如，北京的首都图书馆不仅规模豪华，而且在全市街道设立了很多少有人问津的自助借还书机；另一方面，社区或公司应当有能力建立自己的（专业）图书馆，并组织成员或员工阅读分享，但恐怕它们无力支付高房价。社会的知识也应当属于民间，如果社区或公司没有拥有知识与独立思考研究的权力，私人投资者（包括民众）也不会建设自己的图书馆。社会主义公有制带有“托管”性质，暗含对民间自主运作能力的怀疑与控制。

希腊的“紧缩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希腊自2009年债务危机以来，实行经济紧缩政策，而问题越演越烈，今年为此全民公投。希腊与中东关系密切，而中东在历史上代表与东方打交道的西方人（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我看来，希腊的“紧缩政策”对中国有两方面的启示。

首先，应当限制国家的财政支出。

如果希腊政府不受限制随意赤字开工建设的话，显然可以刺激经济。希腊政府正是因为受限于欧盟债务不能高于GDP3%的约束陷入危机。然而，政府的建设支出常意味着资源的浪费。对中国而言，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持经济增速为建设而建设，新建的基础设施、城市建筑等并不直接用来满足目前的使用需求，国有资产（如前述的首都图书馆、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建筑）夸张地使用政府财政支出扩大房产规模，就会成为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与对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

现代技术带来的巨大产能，使得包括新建建筑在内的建设能在“即时”完成。因此，如果不是有立即的使用需求，提前建设就是浪费。一方面，资源被闲置；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不清楚未来的使用偏好，建设可能效率很低。例如，民众可能更需要低层的、沿街的、一层有车库的民居；超大的城市布局（而不是离散的小城市）带来的交通拥堵已使开车成为烦恼，并且未必能帮助社区的发展；长江中下游的平原（鱼米之乡）更适于高产农业，农民应当拥有大块土地且挣到有竞争力的收入，而城市建在山区环境更舒适。

房地产行业有一个宣传语，说房地产的需求是刚性的、房价的上涨是必然的。实际上，一方面居住的“生理”需求确实是刚性的，年轻人在工作以后自然应当有独立的住所，但高房价会令工薪族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房地产的开发速度明显高于使用需求增长的速度。房价过高是由于垄断：由于租房供大于求，自由竞争下房东不愿闲置会导致房产的低价出租与宽松使用，民众（公司与私人）选择租房会大幅降低买房的需求。国家与民间资金选择炒房是不计后果的。炒作导致虚构的价位与严重的资源错误分配，GDP等经济指标失去意义。

在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常常是个体经营，待售的房屋前常能看到印有他们名字的广告牌。中国的大型连锁租房中介与之形成对比。实际上，买房租房的市场具有很强的社区性，这是出于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原理，那就是无论生活还是贸易都最好只同已了解与信任的自己人打交道，以避开麻烦享受放松的心情。因此，房东房客应当相互认识、或者有推荐关系，而房东应当是社区的小公司或者私人。不仅如此，房东还能提供有偿服务，如正餐服务（英文room and board常联系在一起），聚餐也是良好的相互交流的环境；房东还能提供有偿出租（共享）私车服务。房东的这些服务，也能由社区的家庭自助实现。

第二，国家的经济政策不能造成经济的萎缩。

尽管国家在某些方面花钱大手大脚，但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中国实际上实施着“紧缩政策”，即不允许个人或公司有自主的宽松舒适的花销。例如，根据我的观察，求职者有人为的等待期（“挫折期”）、被迫在家“学习”，员工加班，年轻人住在狭小的隔断间内。英文中austerity measure一词说不定就是专为中国人发明的。

现代科技带来强大的产能，使得少数人能够养活很多人，但这也带来就业的问题。如果社会收入不足，个人或公司紧缩开支度日，就会大幅降低社会需求，造成个人失业、公司减产、经济萎缩。

实际上，当技术进步产能提高时，社会应当自动提高生活与工作环境的整体舒适水准与规范性，而这应当由国家或社区带领。例如：

• 家庭与公司应当享受更为宽松的房间面积、并提供更好的隐私性，如独立的卧室、起居室、办公室。在高科技公司，独立的办公室方便交流讨论，如两人一起编写程序（既保证质量、鼓励思考，又传递知识经验、拉近员工距离）。

• 年轻人在工作以后应当能不依赖于家庭的支持独立生活，包括支付住房。

  他们应能支付独立的生活空间（尤其已婚者），应能积攒自己的物品，如书籍、DVD、家具（如床）等（在美国的很多中国留学生，包括我本人，曾拣被丢弃的家具）。家是社会的基础，人不能没有家（如家酒店－“儒家”）（历史上中国人对“austerity measure”也并非没有反思，如《水浒传》中描写高太尉宠爱高俅）。

• 商家（如银行）必须向客户邮寄纸质账单作为凭据。公司（包括小公司如个体经营者、餐馆）即使没有专业会计，也应当有清晰的账目并定期向所有人邮寄财务报表。

  顺便说一句，银行应当提供支票服务，纸质支票是最基本的支付形式。我们国家的餐馆超市多数人用现金，而不是支票、信用卡，这是“脏”的表现。

  我们国家的银行表现得完全没有竞争性，没有独立开展业务的能力与权力。如用信用卡异地消费、或者通过支付宝间接转账已不收取手续费时，银行异地取款仍然收费。

• 政府部门与公司应当管理纸质档案。纸质档案更为安全，不会被黑客更改或窃取。带有签字的纸质文书更为严肃，纸质财务报表、票据（如支票、账单）成为审计的基础。

  应当避免预存费、而鼓励账单与后付费，后者为记账提供更为清晰的凭据。信用账户与后付费实际上是美国会计制度的基础（Accrual accounting）。

  应当通过常用约定避免合同等法律文书的复杂性。例如，在北京签订租房合同，合同上可以写明合同遵照某个在官方网站列出的标准租房合同版本（这就象MIT License 1.0），而仅列出补充的或修改的条款。这也降低了参与者的学习门槛。

• 公司应当为员工提供学习成长的机会；员工必须有平衡的生活，不应被要求在下班时间加班或学习。

  更为一般地，公司应当按社区惯例承担社会责任。例如，创业公司不应在拮据状态下经营，否则是对客户与员工不负责任。与个人创业相比，大公司更可能取得研发成果。前面已经提到，社会应当鼓励小公司，因此从大公司分离（spin off）出与现有业务无直接关系的部门成立新公司，是更好的创业方式。

由于技术的升级（如信息革命）几乎是免费的、在一瞬间完成的，社会生活也应当有相应的大幅进步，这是民众自然应得的。

高房价是导致经济萎缩的重要原因。工作或居住面积几乎等同于消费量，因为需要购买物品占据这些空间。宽松的居住环境（独立的起居室）为社交提供了空间，成为社区生活的支点（party）。如果年轻人为了攒钱买房省吃俭用，他们就被剥夺了正常的娱乐文化享受与社交生活，而他们应当是这方面的生力军。

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产能除了用来提高生活与工作的质量外，应当用于支持文化与科技事业。

• 民众应当有充足的收入与时间来享受与参与文化活动，如体育活动、文艺演出、电子游戏等。收入的不足、以及工作与学习的压力（如加班），使文化产业“紧缩”。

  文艺事业应当市场化，即由民众的购买或社区的投资来支持，而不是靠国家补贴。

  互联网媒体能够帮助文化事业的传播，但不能用廉价的靠补贴生存的互联网服务冲击真实的文化产业（在网上看好莱坞电影与在影院观看或购买DVD价格相差悬殊）。

• 社区应当主导对社区成员的素质培养。

  在西方，教会承担了重要的社区教育责任。中国是少数主要人口无宗教信仰的国家之一，这受到嘲笑（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接受电视采访，问对中国的印象，回答说“没有财产，没有教堂”）。

  社区应当培养成员的归属感。当年轻人到了一定年龄（如大学毕业），应当理解社会与社区的基本知识，并自然有回报社区的愿望。

• 社区应当主导自己的学校教育。

  教育显然有圈内的特性。在遵守国家的基本教学大纲要求之上，社区完全有权力让学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教材与教育方式的选择是自主的，并且应当有隐私权。

  从互联网视频（如美剧《欢乐合唱团》的学生演唱，又如体育（包括极限运动），再如一些电子游戏）的对比上很容易看出，我们的青年人被强迫专注于学习考试，但缺乏想象力、竞争力与快乐享受生活的能力。

• 社区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与知识库。

  社区应当鼓励思考，如讨论电影、新闻、以及互联网上的tweets。在我们国家多数人实际上无权直接浏览国外网站（如Twitter、YouTube），这是必须纠正的，这有违互联网促进国际交流的初衷。国家的智力应当由社区支持，而不是国家将知识发给社区。

• 社区应当成为科技事业的重要参与者。

  应当允许公司与社区作自己的科学研究，但敏感研究应当向安全部门注册。社区科研应当有隐私，相互交流在水平相当的社区之间自愿进行。实际上，社区及私人投资者将收入投资于科研的角色，与国家将财政收入用于支持科研的角色相似。由于国家投资倾向于官僚化、低效率，应当限制国家的支出而加强民间的科研投入。国家应当依靠民间的科研力量。

  科学家对科研成果负有责任。也就是说，国家使用科研成果应当让他们了解情况并征得他们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