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足印”（carbon footprint）被定义为家庭或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学术界似乎很在意这个词，倡导“低碳”生活。实际上，由于环境影响的成本已经计入商品价格，因此民众没有必要刻意为此操心并降低生活的舒适度。例如，汽车引擎的碳排放的负面影响已被（或可被）计入油价；又如，不必为“低碳”强行电子化，放弃使用纸质档案书籍带来的舒适与正式感。
对环境的保护并非一定为了防止危害，而是出自更为一般的享受自然环境与远离工厂的愿望。碳足印最主要地来自于工厂。我们国家自愿承担“世界工厂”的责任，而这一角色并不是其他国家都想要的。例如，中国与日本承建多个国家的高铁，采购国包括德国、俄罗斯这样的发达国家，以及按照我们的标准应当发展工业促进经济的欠发达国家。西方国家早在信息革命之前就将工厂外移，降低本国的制造业份额。工厂的严格纪律约束的管理模式、以及缺少趣味与学习创新机会的生产环境，也不创造高质量的工作机会。
中国有通过补贴压价占领海外市场的名声。压价使得外方能够用相同的出口产品从我方换取更多的进口产品，我方这样做既是为了扩大市场，也是为了增加国内的就业率。这是在产能过剩而就业不足的情况下，补贴没有竞争力不能自付盈亏的企业的国内政策对外的延伸，也就是转嫁失业的压力，而这并不理性。西方曾经面临很大的压力，2016年美国大选候选人Donald Trump在参选演讲中抨击政府把就业机会让给了中国等国家。希腊的经济危机描绘了这么一幅图画，由于加入国际贸易，本国产品缺少竞争力而造成经济衰退。也如同希腊面临的难题所暗示，西方的社区必须在不扩大政府开支的约束下解决就业问题，即在产能过剩（并且有白送）的情况下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2016年美国大选的另一个候选人佛罗里达州州长Jebb Bush就声称他是在创造就业机会上最有实际业绩的候选人。就业其实并不是难题，它只是要求剩下的社区成员创造出价值，这些价值或者被直接享受，或者成为社区的积累；我将在后面作更多讨论。
对环境的更大破坏来自过度的房地产开发。例如，北京到天津已有多个班次的列车，每天的各个时段都有，特快只需约1个半小时。新建的京津城际高铁将这一时间缩短至约半个小时，但代价是建设一条新的86%的轨道铺设在高架桥上的铁路线。高铁在北京的亦庄与天津之间仅停两站。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开通这条高铁难以盈利，因为已有的线路并未人满为患。普通列车已能满足旅游出行者的需要，每天乘坐高铁长途上班并不现实，并且不如自驾车方便舒适。由于建设并未遵循市场法则由需求支付，它并未创造价值，成为对资源的浪费与对环境的破坏，将之计入GDP是不公平的；用虚构的GDP作为政绩考评的依据是愚蠢的、甚至是逆向的。
国家正处在社区发展转型的关键期，房地产的建设应遵照未来社区发展的需要，不能提前开发。将来的城镇很可能希望建设成为独立的、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气质的区域（美国的一些小城就象童话故事里一样漂亮），而不是和大城市连成一片。用地铁联接并不提升小城镇的价值。尤其需要指出，互联网及交通物流的高度发达，使得聚集的发展模式不再有优势，小城镇有很强的竞争力。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的总部设在杭州，而不是京津沪的金融区；又如，微软的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州的Redmond。出于相同的原因，大城市的高房价是不理性的（美国最大城市之一的底特律（5百万人口）于2013年7月宣布破产，这是市政破产的最大案例）。
垄断炒作房价以及从房地产开发中瓜分利益是造成资源无效分配的原因；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社会性的对财富积累的盲目追逐，以及独立的社区的缺失。正如我在上一篇博客中所指出，我们从小的教育强调约束、而不是正面交流与享受知识。中国人好享受管理测试操控，而不是真实的生活；社区缺少要求有自己的风俗文化、以及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独立的选择权的声音。与从小的教育有关，中国人喜欢管理者的角色，而不是作为社区的一员享受生活；喜欢管控人际关系、严防安全漏洞（如独一无二的地铁安检），同时又喜欢“黑客”行为（这些实际上是军备升级），而不是抗议自由、隐私、享受与发展机会的丧失。（斯诺登、维基解密多次爆料美国对他国的窃听行为，这应当也是说给中国听的。）
除了利益因素以外，过度的公路与高铁建设可能也以提高人口流动性、保障安全为目的，这是管理员角色爱设想的；实际上族裔有自然的籍贯（聚居区）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更安全的方案。中国在历史上及在今天可能都是世界秩序的管理者的一员，中国也非常看重这一角色，要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并打造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然而中国自己有很多荒谬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中国在股市波动时所作的宣传与采取的措施显示出国家完全没有自由市场与理性价位的概念；中国领导人访问欧洲大国时带去巨额贸易大单，也证明对外贸易的垄断性质（并非商家自由选择）。这些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基本形象。是否有资格承担国际管理员的角色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表现，而这在互联网时代是有公议的（两个最大的国际性软件公司微软与谷歌的现任CEO都是印度裔）。中国人的管理角色，既可能被利用、又可能成为反面案例，这是被不断重复的设计模式。下图是1998年美国政府控告微软的反垄断案中Bill Gates作证的照片，该照片中Gates的形象接近中国人。
Trick-or-treat是西方万圣节（Halloween）中小孩常玩的游戏，字面意思是“请客还是欺骗”。鬼怪装扮的小孩上门用这句话索要糖果，威胁如果不给就会恶作剧。这句话可能还有游戏之外的教育意义，那就是需要判断免费的东西是否有害。
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中，假扮表演的小孩是重要的工具；假扮表演对自然的人际关系有负面作用，因为表演者不是关系中的真实一员，其言语行为常不合逻辑，并且会对冒犯者施加惩罚（恶作剧）来获得心理补偿。参加表演的小孩容易享受对别人的欺骗捉弄。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的管理层而言，假扮表演带来的魔力并非免费的午餐，它妨碍真诚的交流，引诱权力的暗中扩大与他人自然权力（包括尊严与隐私）的暗中剥夺，而会将自然的议事决策虚拟化、使良知被权力取代。在历史上的很多区域，如果不用权术是无法生存的，但管理者必须有隔离的有真实生活的社区，享受正当的交流娱乐，而不是享受作威作福、操控与战争（电影《King Arthur》）。
智能手机是又一单免费的午餐。智能手机鼓励不通过当面交流、而采用暗中监视操控的管理方式，并且不在正式的办公场所。参与监控的年轻人享受侵犯他人隐私的快感，而失去了作为自然成员与他人交流享受生活的能力。管理层更期望不遗余力地收集信息并集成管理，掌控下属的一举一动。社会的安全必须由每个成员不受操控地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履行职责来保证，而不是交给顶层管理者随意摆布，对于中国人这样的可能受国际化管理的民族来说尤其如此。由于黑客入侵与网络窃听的可能，遥控越彻底就越不安全。不应鼓励手机管理，处理重要的公务必须到办公场所。应当立法禁止在商业运营中使用暗中监视操控。社区也必须抵制国家对数字资料的集中管理。
隐私是人的尊严的一部分，是个人、公司与社区的最基本的需求之一，青少年到一定年龄就自然有隐私的要求。可能与从小的教育成长环境有关，中国人几乎完全没有隐私的概念。集中的数据管理与收集隐私已成为中国互联网与软件行业的代名词，并且已经到了愚蠢与不知羞耻的程度，而政府仍然鼓吹大数据、互联网+。隐私的偏好在国际社会有明显的对比，并且可能成为理解历史问题的判据。
高技术使得全方位采集个人信息加以分析、控制个人环境、甚至生物分析与侵入成为可能。我注意到一些美国大学有计算机技术专业有与生物化学等领域的交叉学科，如麻省理工（MIT）的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EECS）有BioMedical Sciences & Engineering研究方向，中国科学家在这些研究领域中占很大比例。这并不说明中国人掌握了顶尖的技术，而是说明（至少在目前）中国人更有作这方面的研究的偏好，并且不仅会随意采集数据，而且会轻易将人置于受操控的实验室状态。国家应当禁止对个人的操控及更为严重的身体侵入，而社区必须首先做到。
不能因为技术升级而享受免费扩大的权力，侵蚀剥夺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这一幕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中已有叙述。《创世纪》讲述了外来的管理者约瑟（Joseph）如何帮助埃及法老在干旱的年份将全埃及所有农民的土地买为己有，尤其提到约瑟因为善于解梦获得法老的赏识。
在市场体制下，炒作成为享用免费的正餐的方法。无论在股市还是房市，在相识的人之间以更高的价格易手股票或房产，会推高价格。例如，8月14日的新闻报道说，中国的首富之一、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用15亿港元买下香港山顶豪宅，而这幢豪宅的价格在2000年交易时仅为1.635亿港元，15年间涨了9倍。相似的新闻有很多，如某块地标土地以某个高价易手。在真正的竞争性市场中，炒作不起作用，因为有已有低价竞争者、并且如果利润率升高会引入新的竞争者。在土地拍卖中，如果高价购买者不能影响其他地块的价格，受损失的也是自身。炒作是垄断逐利行为，是不创造价值而享受收益的不劳而获，是对市场秩序的干扰，有严重的社会后果。然而，国家与公众舆论不仅没有加以谴责制止，而且在股市下跌时国家明令组建资金加入炒作，从而成为国家形象的写照。
对社会而言，房价的上涨不代表社会财富的增加，因此不应计入经济增长；相反，由于涨价是前人挣后人的钱，房价的上涨是贫富差距加大的指标。高房价导致资源的严重无效使用与房地产的过度开发。高房价下家庭与公司缺少宽松的居住与工作环境，年轻人无力享受正常的消费与社交生活，这有悖于建筑技术进步与不惜改变环境兴修高层建筑的初衷。这是必须更正的。
“哄抢”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为了获得免费的利益而不惜损害社会规则的行为。有报道说中国是“哄抢之国”，这更表现在用隐私换取利益、以及房地产的逐利中。
尊重隐私及遵守社会规则与教育传承有很大关系。就象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名字所暗示的，国际管理者心目中的公平原则是多数人说了算，即公开的政策或技术趋势代表多数人的看法。因此，社区的教育极为重要，国家与社区应当向社会成员（对内）公开政府部门的运作情况（账本），例如经济运行的统计数据，如与新建楼房的实际使用状况相关的数据等。
这里暂且把产能很高、物质丰富、少数人能养活多数人满足他们的基本物质需求的经济称为新经济。
新经济的直接结果是物贱人贵，每个人都应有充足的收入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美国的工人，如清洁工的生活可以作为参考。）
社会成员不必为生计操心，自然的收入与积蓄即能支付购房与养老等的需要，国家也不必有特别的福利与社保计划，如养老保险。
国家与社区必须主导提高社会成员收入，这是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良方。
物质生产不再是经济的最重要成分，更多的资源用于文化与科技的产出。
由于技术带来的很高的建设速度，提前投资物质生产不是合理的积累财富的方法，尤其如果投资是单纯的囤积与炒作而不创造就业机会。高产能同时也意味着破坏环境的能力，如果没有立即的需求不应开动产能。
社区应当首先投资于文化与科技，并将之视为核心竞争力。社区必须有相应的隐私权与同其他社区交流的权利。
尽管一些知识可以专利化并成为产品，许多知识的产出与积累很难记账。但是，知识是有价的，如本文（以及我的其他博客、包括技术博客）所陈述的知识可以在社区之间有价分享，因而成为可记账的财产。文艺等的创作也是社区的隐私，但也可以有价分享。知识与艺术的标价机制可能较复杂，互联网也许能帮助合理标价。知识与艺术的消费者最终会是个人、公司或研究与艺术机构。
与物质生产从原料及次级产品生产出更高级的产品并赚取利润相似，知识与艺术的输入也能刺激产生更多的知识与艺术，因此自成经济体系。
知识与艺术的产出需要消费者，他们既在评价、也在享受。与物质产品的产出相似，知识与艺术的总产出也直接与享受者的数量相关。
知识与艺术的产出与消费很多时候并不是独立的，而是融入其他产品之中。例如，公司或政府部门的员工尝试使用不同的软件产品，这既是在工作也是在享受知识。公司或政府部门额外的投入有诸多好处，它首先成为知识与经验的积累，拒绝尝试就是放弃积累的机会；这也为员工提供了展示才能的机会，例如参与设计与互动编程，并且也成为公司或政府部门考评员工、并积累这方面的知识与经验的机会；趣味与挑战提高了工作质量，为社区创造有价值的工作机会。例如，在较早的微软Office软件（目前国内最新的微软Office仅提供网络版）运行时有动画显示的回形针等形状的精灵（Office Assistant），它会在某项任务的操作中作出人性化的提示。不难想象，精灵可以被公司员工设计成与公司相关的或任选的样子，并且可以让它成为完成公司自己的任务时的助手。万事达（MasterCard）有一句著名的广告词，“There are some things money can’t buy, for everything else, there’s mastercard”。
中国人有喜欢严格管束的名声，年轻人接受挫折教育来树立纪律与道德观念，无视心理伤害而不鼓励宽松舒适的生活。这是对人性的扭曲。一方面，可以通过正面教育让他们自然理解规则，例如社区教育可以使用较为生动的案例，甚至以电影电视剧视频为教材，让他们积极参与讨论理解规则。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基本社会法则，强行约束（包括使用技术监控）总是错的。例如，学生不能认真上课，更多地是老师与教材的问题；又如，员工上班开小差，也多半是职位过于无趣。社会成员违反规则的原因通常是没有尊严感，例如哄抢。充足的收入与发挥才能的工作能改善他们的自我认识，改进社会的整体素质（仓廪实知礼节）。许多社会问题，如用不正当的方式谋求升职，也会自然得到改善。
中国是考试之国，考试与考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并且常带有操控捉弄的性质。自上而下的考试大纲约束人的思考，疲于应付考试使学生与员工没有享受的权利，而阻碍了真正的知识产出。实际上，在市场中考评是自动完成的，是由知识的消费（享受）者给出的，而不需要标准答案。
在我们的软件行业，程序员被要求学习很无趣的框架并作出改进，相同的框架被使用多年，基本的概念被不断重复，以此来作考评。程序员得不到享受舒适的技术的机会，操作系统与软件多年没有实质的改进。软件行业的领跑者如微软、Java都提供了良好的软件产品文档与示例代码可以下载，而今天在国内不少软件没有清晰的文档，示例代码有问题，要求使用者自己修改，似乎以此考评；另一方面众多开源软件质量很差，我们却没有竞争性的产品。一些较新的软件，如jQuery一改传统没有可以下载的文档与示例，似乎要通过分析用户网上点击与搜索来为用户评分；再如，一些软件如Node.js没有可下载运行的示例代码，但是有类似作业的一步步的问题要用户解答，极为愚蠢幼稚，设计者既不知道隐私也不知道麻烦。更为恶劣的是，一些软件的行为象是有意捉弄式地考察用户。谷歌公司8月11日宣布的拆分象是对此的讽刺，原来挣钱的谷歌成为一个子公司，新成立了专职研究的公司，而母公司叫作Alphabet，名称象是暗讽对基本概念的考察研究。实际上，研究必须与应用（享受）相结合，并且只要有喜爱者，就应支持遵照自己的兴趣。
互联网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社区应当让更多的民众参与知识的积累，而国家不能限制国际互联网的联接。例如，美国总统及一些候选人常在Twitter上发表议论，又如维基百科（Wikipedia.org）首页上不断更换的推荐内容有太多需要理解的内容。知识不是搜索引擎建立了索引、分类入库就算理解，它需要社区代代相传的学习与讨论，这些学习与讨论不以考试为目的，并且应当充满兴趣。社区应当有专业的分工，相互交流。
社区的研究不应将“军用”放在首位（朝鲜：先军路线），国家不能以安全为由限制社区的自然权利。（美国911事件后通过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限制某些私人自由，包括允许政府监听私人电话。这一法案到今年6月终止，但部分内容被USA Freedom Act延续至2019年。）例如，应当鼓励社区用更清晰的概念元素重新设计操作系统及浏览器等软件，但不能将这些软件用于搜集隐私与黑客目的；又如，社区应当被鼓励在游戏及动画片的设计中改进计算机图形技术，但不是将之用于更改伪造图片与视频。在西方游戏与电影常常是伴生的，如果一个很火自然会有人做另一个。下图是Yahoo新闻中出现的一个根据系列电影《Despicable me》（神偷奶爸）与《Minions》（小黄人）改编的小黄人动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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